目录

前言 1.1

瓦格良号航母概览 1.2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 1.3

典型故事 1.3.1

纪实文学报告 1.3.2

序 1.3.2.1

第一章 错失良机 1.3.2.2

第二章 曲线买船 1.3.2.3

第三章 暗度陈仓 1.3.2.4

第四章 步步惊心 1.3.2.5

第五章 幕后推手 1.3.2.6

第六章 出击避险 1.3.2.7

第七章 股权纷争 1.3.2.8

第八章 心急如焚 1.3.2.9

第九章 黑海船厂 1.3.2.10

第十章 胆大妄为 1.3.2.11

第十一章 阴差阳错 1.3.2.12

第十二章 移交国家 1.3.2.13

第十三章 不幸功臣 1.3.2.14

第十四章 合力共振 1.3.2.15

连载说明 1.3.2.16

附录 1.3.2.17

附录一：本书正文中涉及的有关文件 1.3.2.17.1

附录二：纠正媒体在“瓦良格”报道中的错误 1.3.2.17.2

附录三：成“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的一些重要人物 1.3.2.17.3

附录四：关于购买“瓦良格”号航母图纸的真相 1.3.2.17.4

附录五：“瓦良格”项目大事记 1.3.2.17.5

后记 1.3.2.18

附录 1.4

参考资料 1.4.1

前言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

最新版本：v0.6.5

更新时间：20231101

简介

整理瓦格良号航母的前世今生，尤其是购买前后以及如何经历万千困难和阻挠回到中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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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格良号航母概览

瓦格良号航母概览

为何要买？对中国有多大帮助

建造航母：

世界最高水平如果算：博士

那瓦格良算：硕士

我们：最多算小学

结论：即使完成度只有68%的瓦格良，也够中国学好一阵子的

能为中国节省研发经费（以亿为单位）和时间（算几十年），帮助巨大

希腊为何帮中国？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希望和土耳其是世仇，仇敌

只要是让土耳其不爽的事情，希腊都愿意干

土耳其勒索中国的10亿美金，中国给了吗？

问题本身错了：土耳其勒索中国的钱，不是10亿美金，而是10亿美金是保证金，最后还会还给中国，但是期间长达两年，中间勒索我们的钱是保管费，要2000万美金

注：买个瓦格良号航母才2000万美金

最后：这笔保证金（和真正勒索的保管费2000万美金）没给

中国自己努力，加希腊帮忙，免去了保证金和保管费

据说是：“瓦良格”来中国的故事，被渲染成：一位港商，买了此舰，捐给国家。这港商也因此戴上了政治的花环

其实：是受命于国家军方的任务去买，是国家掏钱，不是他掏钱。并且购买期间想要挪用买航母的专款于它用，差点得逞。最后被邵淳及时发现和采取措施才保障了买航母的钱的安全。

瓦格良号航母值多少钱？值2000万美元吗？

非常值

海军副司令员的贺鹏飞，是“瓦良格”来中国的直接推手

他曾三次亲赴乌克兰，认真考察“瓦良格”。

他对“瓦良格”非常了解，他认为，“瓦良格”上的四台主机，每台就值2000万美元

关于价格

最早1995年5月，乌克兰想卖时：公开场合出价2亿美元

私下告诉去考察的中国人（黄平涛）：如果你们真想买，2000万美元就可以成交

瓦格良号航母

原名：“里加”号

里加：苏联拉脱维亚加盟共和国首府的名字

1985年12月：开始建造

1988年11月25日：下水

1990年7月：改名为“瓦良格”号

改名原因：拉脱维亚政局的动荡

瓦良格

以纪念1904年日俄战争中在仁川海域被日舰击沉的“瓦良格”号巡洋舰

截至1991年11月，“瓦良格”的建造率已达68%

舰上机炉舱已安装完毕，电站隔舱接受供电，舰上机械设备也开始试运转

主要技术参数

主尺寸：舰长302米(全长)、270米(水线)、水线处宽35.4米、吃水10.5米

飞行甲板：长300米、宽70米

机 库：长152米、宽26米、高7米

排水量：43000吨(标准) 、55000吨(满载)

动 力：8座КВГ－4型涡轮增压垂直水管自然循环蒸汽锅炉、4台TV12－4型蒸汽轮机、 4轴 200000马力

辅 机：9座1500千瓦蒸汽轮机发电机组、6座1500千瓦柴油发电机组

最大航速：29节

续航力：8500海里/18节、3800海里/29节

舰 员：1960名舰员 + 626名航空人员 + 40名旗舰指挥人员

相关人物和单位

海军

司令员的：刘华清 将军

（已故将军的）航母梦

刘华清生前对国家应当建造航母的两次论证，把“瓦良格”、“辽宁舰”的出现，推到了一个战略的位置上

之前去美国参观航母

副司令员：贺鹏飞

注：贺龙之子

瓦良格来中国的直接推手

装备技术部部长：郑明

大连造船厂

原军工副厂长：唐士源

最大愿望：为国家建造航母

（国企）华夏证券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邵淳

促使“瓦良格”来中国的真正的践行者

当他决定借给港商上亿元的巨款时，他知道自己双肩担着道义：一边是国家的重大利益，一边是他会付出的沉重代价

果然，他的壮烈情怀中，从此注入“悲壮”二字，在“以儆效尤”的严惩令下，他被审查，被停职。他负着冤案，看光阴一去十八年！

澳门创律投资有限公司

港商（香港富商）：徐增平

中船重工集团公司 =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

（原）总工=军工局局长：胡基政

最大愿望：造航母

（副）总经理：黄平涛

瓦良格归航工程的第一个承担者

国防科工委办公厅

主任：马鸿琳

瓦格良归航工程前方领导小组牵头人

交通部救捞局

局长：宋家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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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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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故事

典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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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报告

纪实文学报告

无意间发现，有更专业的人，整理出了，关于瓦格良号来中国的详尽历程：

长篇报告文学

“瓦格良”号航母来中国

中国航母“辽宁舰”前世真相调查

作者：李忠效

现在整理如下供参考。

作者 李忠效 简介

李忠效，笔名：钟笑。

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

1955年11月出生，1969年12月入伍，历任潜艇轮机兵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宣传干事、创作员、潜艇副政委、创作室主任等职。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主要著作有：长篇纪实文学《我在美国当律师》、《我在加拿大当律师》、《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长篇小说《酒浴》、《冀上家园》、《从海底出击》，作品集《升起潜望镜》、《蓝色的飞旋》、《核潜艇艇长》等20余部，并有电影《恐怖的夜》（编剧），电视连续剧《海天之恋》（编剧）、文献纪录片《刘华清》（总撰稿）等影视作品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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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序

历史的记忆和文学的记忆

田珍颖

读罢纪实文学《“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心潮起伏，热血沸腾。所以，我以八十大岁，勉力扛笔为此书写序。

之前，“瓦良格”来中国的故事，被渲染成：一位港商，买了此舰，捐给国家。这港商也因此戴上了政治的花环；

但，之后，2015年，就有了《“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的书稿的传阅。这本由军旅作家李忠效完成的纪实文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开了复杂曲折的真相，否定了“之前”那段编造，让历史回归理性。

读着《“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的书稿，作者那带有颠覆性的写作实践，证实着它的艰难。

长期用各种媒体宣传的那段伪历史，已经霸占了人们的习惯认识，何况还有政治花环的掩蔽。推倒它而揭开真相，谈何容易！李忠效在写作动机刚刚萌动时，就受到了朋友们的各种警告劝阻，均谓之：路途艰险！但这位穿着军装的笔耕者，却一改平时的随和、厚道，坚定地走上了求索“瓦良格”来中国的真相之路。他说：我不能让我国第一艘航母的历史，被人歪曲。

一个军人的担当，让他扛起如椽大笔。

写作的过程，是边破边立、大破大立的过程。当大量的资料、采访录音、文字笔录堆集在案头时，他意识到，必须从中寻找、求索、鉴别、判断，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才会使真相展露，假相破灭。

他同时研究那段伪历史的文字，看它是怎样黑白颠倒的。

在这样多次的正反的推敲中，他发现了一个玄机——时间。伪历史的制造者，躲避着时间，模糊着时间，从中将事件涂抹得面目全非；而真相恰是在时间连接的链条里，严谨地排列着过程。

西方人有句谚语，说：时间能使隐藏的事件显露，也能使灿烂夺目的东西黯然失色。李忠效决定用“时间”打开历史的大门。

但，这又是一件谈何容易的事。因为时间久远，当事人或少有准确的时间的记忆，或几个人对同一事件记忆的时间不一致。“时间”，绝无捷径可提供，但它是一条可以信赖的通途。无论在立论还是在驳论中，“时间”将以它坚定的本质，为历史的真相作证。

于是，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时间”的力量：

时间力挺了事件的准确性，让历史的真实性，成为全书的含金量——

比如，海军副司令员贺鹏飞在得知中央高层不同意买航母时，他提出找一个港商出面“曲线”购买“瓦良格”的设想。这件事是购买“瓦良格”的一个关键的起点。作者是在采访中船重工集团公司总工胡基政时得知这一宝贵资料，但胡基政只记得说话的场合是一艘潜艇的交接仪式之后，却记不得具体时间。于是，作者先后从海军装备部和海军司令部的有关部门查找出该仪式的时间，互相印证后，因与胡基政所说的年份有出入，他又寻找已退休的当年经历此事的老同志验证。最后循迹找到当年亲耳听贺鹏飞讲此话的中船重工集团公司总经理黄平涛核实，黄平涛以他的记忆复述了贺鹏飞谈话的全过程，最后确定了这个重要时刻的准确时间：1998年5月8日。这时，离最初获得这个信息的时间，已过去两年多；当初提供此信息的胡基政同志，已病逝。

当这个“时间”正式出现在书稿上时，事件的准确性被高高托举着；同时一个报告文学作家负责任的写作态度，也显示无疑。

在这本书里，“时间”还经常作为不二的论据，显示了它的正义和真实－－

比如：被高调渲染的港商低价卖了自家的豪宅，购买了“瓦良格”。这是很能煽情的一段伪历史。

“时间”的出场，果断地审判了这个谎言。

从港媒及网络上“时间”在查证中排列：

1998年，该港商斥2.2亿港币之资买下全港闻名的“港版凡尔赛宫”别墅；1999年5月29日港报报道称，该港商交完购房款；1999年底，该港商标价2.6亿港币出售该豪宅。请注意下面这个时间：1999年10月24日，华夏证券公司为主体的一方，早已交清购船款，并拿到包括船主证、造船证在内的全部“瓦良格”法律文件。从这一天开始，“瓦良格”已属于中国。

此刻，“时间”问：该哑口无言的是谁？

在这本书里，“时间”还经常会助力叙述，将一个复杂的事件，层次分明地梳理清楚，简约了许多文字的负载。

比如，国企华夏证券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邵淳，在借款给号称“购买瓦良格”的某港商后，发现其挪购船款于他用，邵淳愤怒、警觉，决定采取措施，保证这笔巨额公款的安全。这件事，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五、六个大小单位，十几个有关之人。

作者在多次采访和反复查证中，发现所有经过的阶段，皆有“时间”提携：

1999年2月，邵淳发现该港商挪用了购舰款；

当年4月29日，邵淳一方主动出击，兵临华夏证券与该港商合资的澳门创律投资有限公司。利用澳门的商法与合同法，迫使该港商让出80%的股权，使国企华夏证券一方掌握了购船的控制权；

当年8月3日，澳门创律公司领导层改组，该港商只得到普通经理之职；

当年10月9日，创律公司大股东召集会议，免除了该港商在公司的一切职务；

从此以后，华夏证券一方保护了国家巨额资产的安全，排除干扰，一路挺进，几次派员，直赴乌克兰，扎扎实实地将“瓦良格”拿到手。

……

就这样，在“时间”的引领下，作者走南涉北，千里行程，得到了上百份可为证据的文件，甚至包括当时几方来往的银行汇票复印件。

作者说，每一个“时间”，都引领着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积累着沉甸甸的各种资料；每一份资料，都记录着事件的真相。而这些真相的链接，才是“瓦良格”来中国的真实历史，才是我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的真正历史。

这样，我们会看到，在这部书中，“时间”绝不仅仅是结构的形式，它无可辩驳地成为这段历史的实质，标示着这段历史的真相，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的记忆。

写《“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的动机起于何时？

2013年初，军旅作家李忠效奉命采写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的报告文学。在他最初的构想中，“瓦良格”只是书稿里的一章。

不想，采访进入到2013年4月（这是一个确凿的时间！），他的采访名单中出现了一个名叫唐士源的人－－大连造船厂原军工副厂长。这个当年曾在驱逐舰上服役多年的东北汉子，从一个普通造船工人，一直干到副厂长，亲手造出很多驱逐舰等大型舰艇，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为国家建造航母。2000年4月，曾亲赴乌克兰，为“瓦良格”的归航签署了各种法律文件；在“瓦良格”过土耳其海峡受阻后，2001年9月，他又带领一个小分队，赶往土耳其，为“瓦良格”安装各种通讯导航设备，直至护送“瓦良格”进入爱琴海；而当“瓦良格”改装为“辽宁舰”时，唐士源是最具资格的见证人。唐士源的种种经历都是作家李忠效的写作资源，而最令作家意外的是，唐士源的口述历史，竟然让作家打开视野，开始面对一个对“瓦良格”、对“辽宁舰”都可称为强大无敌的“国家队”。作家原有的“港商买舰”的固有认知被动摇了，他以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特有的敏感，捕捉到“瓦良格”背后影影绰绰的隐藏，于是，他决心再辟途径，寻找“瓦良格”来中国的真相。

果然，他揭开了一个长期被伪历史遮蔽的秘密；他看到了一段充满英雄主义的真历史；他知道要写这段真历史的艰难，但是他毅然地在电脑上敲出了《“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的题目，将原定的只有一章的“瓦良格”，写成了一本书。

这是一本纪实文学，它要遵循“纪实”的真实性，又要展现文学的形象性，于是面对历史的真实，他将这本书的文学描绘定位于：塑造英雄的群像。

这是一支有坚定信仰和超强执行力的队伍。他们的英雄主义充满了时代的精神。国家意识、国家意志，使这支英雄的队伍，完成了“瓦良格来中国”的这个国家行动。

于是，作家沿着“国家”这个确定的定位，把这本书的起笔，落在刘华清老人的身上。从水兵成长起来的海军作家李忠效，对曾任海军司令员的刘华清将军，充满了敬意。写航母，怎能不写这位已故将军的航母梦？于是，刘华清生前对国家应当建造航母的两次论证，把“瓦良格”、“辽宁舰”的出现，推到了一个战略的位置上；而刘华清几次派人、派团，前往乌克兰，考察“瓦良格”，则是这场航母演变的序幕。

时任海军副司令员的贺鹏飞，是“瓦良格”来中国的直接推手，他派人考察“瓦良格”；当得知中央高层不同意购舰时，他又设想了“曲线购舰”的方案。在此之前，他曾三次亲赴乌克兰，认真考察“瓦良格”。他对“瓦良格”非常了解，他认为，“瓦良格”上的四台主机，每台就值2000万美元。因此在邵淳对港商借款买船之事百般思量时，他毅然会见邵淳，说明“瓦良格”的重要性，以使这个购买航母的宝贵机会，不致丧失。

刘华清、贺鹏飞，虽着笔不多，但作者将购买“瓦良格”的国家意识、国家意志，重重地打烙在这个事件的开头处。并以此定位，写出这支英雄队伍中许多杰出的人物。

华夏证券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邵淳，是作者描绘的重要人物。他是促使“瓦良格”来中国的真正的践行者。当他怀着一个中国公民的航母梦，当他被贺鹏飞的报国之心感动时，当他决定借给港商上亿元的巨款时，他知道自己双肩担着道义：一边是国家的重大利益，一边是他会付出的沉重代价。果然，他的壮烈情怀中，从此注入“悲壮”二字，在“以儆效尤”的严惩令下，他被审查，被停职。他负着冤案，看光阴一去十八年！但作者描绘邵总之笔，并不仅限在沉重之中，反而把大无畏的时代精神，作为这位悲情功臣的主调。在邵淳发现港商骗款而果断地阻遏，那智慧和果敢中，充满了一位国企老总的霸气。

作者始终将邵淳挺立的身影显示给我们。尤其是在“瓦良格”驶近大连港时，邵淳千里驱车前往，适逢大雾锁海，他登上附近的山头，遥望海上的庞然大舰，此时的邵淳，多么高大，因为他身后站立着多少华夏人！多少和他一起为“瓦良格”负重的战友！多少怀着航母梦的中国人！

这种精神的光芒，在完成本书的初稿后，于2017年有了一个升华的绽放。使原来十七万字的初稿，章节大增，直至我们现在看到的近三十万字的成书，它成为一本蔚然大书。

这个大量的增幅，来自作者有担当的写作态度。

2015年，当初稿开始传阅征求意见时，闻讯而来的有关当年“瓦良格”项目的当事人，连环般地奔涌而出。于是，李忠效倾力展开了采访，他自购了扫描仪，背着电脑，带着录音笔，寻踪着每一个与“瓦良格”有关的人。这其中最让他永留伤感的，是中船重工集团公司原总工胡基政。作者第三次采访他时，这位年过七十岁的老人，已重病缠身，刚刚做过一次大手术，身体瘦弱。他用虚弱的声音叙说着运送“瓦良格”过海峡的艰难日子。当年，他作为前方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和各部委派来的同志，天天开会研究对策，步步推进，终使“瓦良格”来到中国。

当作者表示，因为许多当事人都年事已高，自己是在“抢救”这段历史。胡基政拍拍自己胸脯说：我就在被抢救之列呀！2015年8月，这本书尚未收笔时，胡老溘然长逝。

每当想到此，李忠效都慨然长叹：胡老留下了历史，留下了精神，但他无力挽留自己的生命！从此，那种原本从动笔时就压在肩上的使命感，骤然加重了。于是，采访和写作，都加速进行，常常在转换下一个采访对象时，他在路途上完成采访提纲。当采访本的数量达到20册时，许多人物开始跃然纸上。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国家队”，一水儿的来自国家各部委及有关单位。

时任中船重工总经理黄平涛是“瓦良格”归航工程的第一个承担者。当中央决定将“瓦良格”从黑海造船厂拖回来时，黄平涛，这位中船重工的领导，立刻意识到，这是大任所降，他将带着刘华清、贺鹏飞这一代代航母追梦者的意志，去迎接“瓦良格”；

国防科工委办公厅主任马鸿琳是这个浩大的归航工程前方领导小组牵头人，在各个与航母归航有关的现场，在需要领导拍板的重要时刻，马鸿琳都会在第一时间表示：“我签字，我负责。”这六个字里，饱含着个人担当和国家意志的不可动摇；

交通部救捞局局长宋家慧在这次航母归航的过程中，留下堪称惊险的一个镜头－－深夜，船队通过马尔马拉海的时候，他发现荷兰拖船航速缓慢，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他在距离拖船两米高的“瓦良格”上，纵身跳到荷兰拖船的前甲板，闯入驾驶台，大声怒斥外国船员的有意拖延，命令他们加速，使“瓦良格”能够在翌日中午12点之前，驶抵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处，预留5小时时间，安全通过达达尼尔海峡。

……

这样的人物，在书中一行行地排列着，我们无法记住他们每个人的姓名，却永远难忘这支“国家队”，为国贡献的勇敢和慷慨之心。

在读《“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一书时，常常会被感动得流泪。不是为了什么惊险的情节，而是为的这支英雄队伍的精神。

在当下这个以“去英雄化”为时尚的文艺现实中，让英雄主义扬帆航行，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创作实践。

写到此，我该伫笔。因为我发现，满篇序文，缺少评论元素的学术含量。但我并不想修改和补充，因为我写的都是我读这本书的真实感受。绝不矫情。我愿以此与读到本书的朋友互为交流，以保留一段历史的记忆和文学的记忆。

2018年12月 北京紫芳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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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错失良机

第一章 错失良机

［上部　购买航母］

建造中的“瓦良格”号航母（选自网络）

一

1991年底，曾经的“超级大国”之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在人们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解体，就如同一座摩天大楼轰然倒塌，让整个世界为之瞠目。原来的加盟共和国白俄罗斯、乌克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纷纷宣布独立，苏联在眨眼之间就变成了15个国家。在苏联“分家”时，国家的大部分资产被俄罗斯继承，其他另立门户的也分到了一部分。位于黑海之滨的黑海造船厂，就归属乌克兰共和国。原苏联海军在黑海造船厂建造的三艘航母面临被分割的命运：已经完成98%工程量的“库兹涅佐夫”号航母被俄罗斯海军强行开走；已经完成68%工程量的“瓦良格”号航母和尚未下水的“乌里扬诺夫”号核动力航母，则作为资产分给了乌克兰。

刚刚独立的乌克兰没有能力把“瓦良格”建造出来，更没有能力养活一艘“烧钱”的航母，因此准备将尚未竣工的“瓦良格”号作为半成品出售。

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现哈尔滨工程大学）一位在乌克兰造船学院进行交流访问的教授将这一信息传回国内，原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理事郑明将军得知后，立即向中国船舶总公司总经理、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理事长潘曾锡作了汇报。

郑明对潘曾锡说：这个事很重要，应该当个大事来办。大家都知道这条船是真的航母啊！

当时中国造船工程学会正准备开年会。郑明建议开会的时候，请这个教授来说说此事，也请学会的名誉理事长刘华清来听听。

潘曾锡说：这是个好主意，你去办吧！

郑明去向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报告，建议他届时到会作指示。刘华清爽快答应：等开会的时候去看看大家。

1992年初，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开年会时，刘华清真的来了。会议临时改变议程，请船舶工程学院的教授专题汇报“瓦良格”一事。

为什么郑明一定要请刘华清来听会呢？因为郑明知道，刘华清从1970年就开始研究航母，此后与航母结下不解之缘，特别是在1982年出任海军司令员后，曾多次提出对航母进行论证和研讨。

刘华清之所以热心搞航母，也和他的经历有关。他早年曾在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留过学，后来长期主管海军和全军的科研、装备建设，熟悉海军，了解海洋，也了解世界海权形势发展情况。

二

由海军作家施昌学撰写的《海军司令刘华清》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刘华清任舰艇研究院院长时就十分关注世界海军强国航空母舰的发展和应用，思考过航母研制问题，并于1970年亲自主持起草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母工程报告。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1970年早春，海军党委意外接到中央最高决策层关于研制航空母舰的指令。这项“非常光荣的政治任务”，幸运地落到了刘华清的头上。斯时，他被无端撤销国防科委副主任领导职务，撵回海军做了一个小小“船办”——“海军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能够亲自主持起草中国第一个航空母舰建造工程报告，是身处逆境的刘华清备感荣幸和骄傲的一件大事。

刘华清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未对这段往事花费太多笔墨，只是简略写道：“早在1970年，我还在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时，就根据上级指示，组织过航空母舰的专题论证，并上报过工程的方案。”

不过在知情者口中，这段最初的论证有其更丰满的一面。

刘华清的女儿刘超英回忆说：“我父亲有个特点，不管职位高还是低，他坚持他的信念。船办主任是个很小的官，但他觉得自己的职责就是让国防强大，重要的东西一定要确保。”刘超英认为，父亲开始对航母工程投注精力并非偶然，“对于航母，他的意识也会超前些。毕竟他1954年到1958年就在苏联海军学院学习，后来又在七院（舰艇研究院）做院长，对舰船的战术、技术都很熟悉”。

曾任国务院第六机械工业部军管会委员的郑明回忆说，随着1970年5月5日中央命令正式下达，七院成立了班子，“本地的、外地的，从各个研究所调人来，集中几十个人灯火通明地搞论证工作”。

《海军司令刘华清》一书这样记述：

1970年5月16日，是应该被载入中国航母发展史的一个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这一天，刘华清主持完成了题为《关于建造航母问题的初步意见》的报告。

这份收存于海军档案馆的报告，文字不长，但对于研究中国当代海军发展史而言，却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上溯自1866年，历经晚清、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近现代海军走过整整100年艰难苦涩的历程后，中国航母终于从梦想进入高层决策视野，并由刘华清构思出第一个“概念模型图”。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让刚刚起步的中国航母预研工作突然搁浅。

直到此时，刘华清才获悉：一年半之前下达建造航母令的中央首长是林彪！政治气候一变，科研也就难有作为了。

时隔五年之后，刘华清第二次向中央建议，中国应该建造航母。

1975年5月，毛泽东主席对海军第一政治委员苏振华作出“努力奋斗，十年达到目标”的指示后，6月，在苏振华的主持下，海军会同六机部向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上报《关于海军舰艇十年发展规划的请示报告》。

当时刘华清没有参与这个发展规划的研究、编制工作。8月下旬，刘华清看到了这份“规划”。看过之后，非常失望。感觉既缺乏国际视野，又缺乏严谨科学论证。后来得知，这份“规划”报告是在短短20多天时间里仓促写成的。

刘华清后来回忆说：“好几天睡不着觉呵，这是关乎海军和国防建设的大事……想来想去，我觉得再也不能沉默了。”

刘华清针对海军会同六机部上报的“规划”，伏案疾书整整一周，抱病写出《关于海军装备问题的汇报》，从八个方面阐述了海军装备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发展方向，并针对“十年规划”中缺乏战略思考，观点鲜明地亮出自己的主张。

1975年9月3日，刘华清把长达万言的《关于海军装备问题的汇报》呈送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大胆建言道：“为了解决水面舰艇和潜艇到中、远海作战的空中掩护、支援配合等问题，有必要尽早着手研制航空母舰！”

邓小平在收到刘华清报告的第二天，就批转给海军第一政治委员苏振华：“振华同志：请你考虑一下，我看有些意见值得重视。”

无奈当时中国政治时局正值风云变幻之际，刘华清的这个《汇报》最终难逃被束之高阁的命运，未能促使《海军舰艇十年发展规划》进行调整。后来随着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刘华清也被打入另册。

实现航母构想的机会出现在1982年刘华清被任命为海军司令员之后。

海军司令员刘华清

1983年5月，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成立，刘华清明确交代：要把航空母舰作为重要研究论证课题。

1984年1月11日，在海军第一次装备技术工作会议上，刘华清投放了一颗“重磅炸弹”：

“海军想搞航母的时间也不短了。由于国家经济能力不行，看来90年代以前已没有这个可能了。但是，航空母舰总是要造的。”

这是刘华清1982年8月就任海军司令员以来，首次就建造航空母舰问题在公开场合表态。

1986年，刘华清正式提出“海军战略”理论。他把“近岸防御”改为“近海防御”，这是中国近代海军自1866年以来海洋防务观念的里程碑，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军种战略。“近岸”和“近海”，仅一字之差，却引起了整个海军思想观念、装备建设、战场建设、人才储备的一系列变化。

在此后召开的第二次、第三次海军装备技术工作会议上，航母问题被反复提及，刘华清的态度不断明朗。

在第二次海军装备技术工作会议上，他说：“到2000年航母总要考虑，发展航母，可以先不提上型号，而先搞预研。”

在第三次海军装备技术工作会议上，他说：“现在，各国都在注意发展航空母舰，我们搞难处多一些，财力、技术都有一定困难，但从长远考虑，还是需要的。十年内不搞，十年之后再搞，也还会有困难。因此我要求早论证，早点把这个问题研究透。”

他特别强调：“我们搞航空母舰的目的，不是为了战争，而是用于维护国家统一，维护海洋权益，维护世界和平。如果我们有了航空母舰，海军的质量就将彻底发生变化，海军的作战能力也将有较大的提高，更有利于我军执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1986年11月18日至20日，刘华清倡议举办的首次海军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军内外的80多位专家学者，不仅充分肯定海军军事战略和海军发展战略，而且一致呼吁尽快启动航空母舰研制工程。

1987年2月27日，中央军委召开常务会议，专题听取总参谋部关于“七五”全军主要战斗装备规划设想的汇报。会议认为，“七五”期间军队装备建设，根据轻重缓急、量力而行的原则，发展顺序应为陆军、空军、二炮、海军。海军被排在“末座”。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20世纪80年代，经费不足也成为航母上马难的重要理由之一。1985年中国军费总投入才192亿元，还不够买一艘美国大型核动力航母。

刘华清在海军司令员任上，主持编制了海军20世纪末到21世纪中叶装备发展中长期发展规划。他认为，实现“海军战略”的顶层设计和核心力量，就是航母编队！没有航母作战群，“近海防御”的“海军战略”就难以实现，海洋大国的地位和权益就难以确保，中国在太平洋就难有发言权！

刘华清决定向总部首长作一次汇报，他说：要让军委总部首长全面了解我们的真实想法。不然等上级规划好了，再放“马后炮”就难办了！

1987年3月31日，汇报会在海军机关办公大楼第一会议室进行。不知为什么，总部首长一个也没来，只有时任总参装备部部长的贺鹏飞代表总部首长，率总参装备部、作战部等相关部门领导，来到海军听取装备规划问题的汇报。

尽管贺鹏飞只是总参一个二级部的部长，刘华清仍然亲自汇报。他开宗明义，表示海军坚决执行军委决策，但要向军委首长说明海军的真实想法和意图。

当时参加会议的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郑明对这次汇报会印象很深，他在怀念刘华清的文章中写道：“他（刘华清）说，海军战略涉及海军建设的顶层设计，发展有两大问题，一是航母，二是核潜艇。他当时讲了句关键的话，‘这两项装备，不仅是为了战，平时也是为了看，看就是威慑’，点出了航母有战略威慑的作用。作为一个老红军，能讲出这种语言，中国不多。”

刘华清的这次汇报，并没有得到正式反馈，但在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委等领导机关里引起关注。

重视也好，不重视也罢，刘华清作为海军司令员，开始为实现中国航母梦谋篇布局了。

1987年4月初的一天，刘华清把海军军校部部长赵国钧和干部部部长傅渤海召进办公室，向他们下达指令：秋季在广州舰艇学院开办一期飞行员舰长班。学员毕业后全部上驱逐舰、护卫舰，从副舰长、舰长，到编队指挥员，一步一步锻炼成长。他说：“这个班人不在多，十个足矣。”

刘华清最后嘱咐两位部长：“关键是综合素质过硬、年轻，要优中选优、百里挑一！”

9月上旬，中国海军首届“飞行员舰长班”在广州舰艇学院开办的消息通过媒体报道后，迅速引起海外舆论高度关注。西方军事分析专家普遍预测，中国正在启动航母研制工程，并将在21世纪初实现航母梦。于是，“飞行员舰长班”被境外媒体直接解读为“航母舰长班”。

就在首届“飞行员舰长班”紧锣密鼓筹办之时，由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组织承办的“发展航母研讨会”，也经刘华清批准，分别于当年5月和8月在北京举行。

以此为标志，中国航母论证全面展开。

1987年11月，年逾古稀的刘华清进入中央军委决策层，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委员，两年后，晋升中央军委副主席。

三

在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的年会上，刘华清听了半天会。大家都提议派人去乌克兰看看，刘华清认为可以去，但要由地方为主来牵头，海军不能牵头。

会后不久，1992年3月，经上级批准，一个以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名义成立的代表团访问乌克兰黑海造船厂，团长由第七研究院原副院长、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尤子平担任，郑明以团员身份参加了“瓦良格”号航母考察团。

黑海造船厂热情接待了来自中国的客人。当时乌克兰的经济状况很糟糕，早餐没有牛奶，晚上宾馆暖气不足，房间里很冷，乌方只好给他们每人加一条毛毯。

据郑明回忆：“当时是船厂总工程师带着我们看的‘瓦’舰，我们一直下到最底部。可能是为了省电，船上没有电灯，只能用手电照明。总工程师还拿了一个小本子，说是里面有三千多个舱室，怕走不出来。船是新的，一些电缆和管路都装上了，设备装得还不全。”

双方开诚布公地谈到购买“瓦良格”号的问题。乌方认为，只有中国能把这条船续建起来，并表示愿意帮助中国把它建成。

中方说：“你们的工程师待遇高，我们养不起你们。我们的工资很低。”

乌方说：“我们不要那么高待遇，就是想去帮你们造出来，这是保卫世界和平的武器，像我们的‘儿子’，我们就想把它建完。”

“瓦良格”号航母是苏联海军第三代航母“库兹涅佐夫”级的第二条舰。1985年12月开始在乌克兰的黑海造船厂的船台上建造，1988年11月25日下水。公开报道的资料显示，“瓦良格”的主要技术参数如下：

主尺寸：舰长302米(全长)、270米(水线)、水线处宽35.4米、吃水10.5米

飞行甲板：长300米、宽70米

机库：长152米、宽26米、高7米

排水量：43000吨(标准) 、55000吨(满载)

动力：8座КВГ－4型涡轮增压垂直水管自然循环蒸汽锅炉、4台TV12－4型蒸汽轮机、 4轴 200000马力

辅机：9座1500千瓦蒸汽轮机发电机组、6座1500千瓦柴油发电机组

最大航速：29节

续航力：8500海里/18节、3800海里/29节

舰员：1960名舰员 + 626名航空人员 + 40名旗舰指挥人员

“瓦良格”号原名“里加”号，1990年7月改名为“瓦良格”号，以纪念1904年日俄战争中在仁川海域被日舰击沉的“瓦良格”号巡洋舰。截至1991年11月，“瓦良格”的建造率已达68%，舰上机炉舱已安装完毕，电站隔舱接受供电，舰上机械设备也开始试运转。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代表团回国以后，正式向上级写了报告，建议把“瓦良格”号舰买回来，把工人请过来，把图纸要过来，把船厂仓库的东西搬回来。

据郑明回忆：代表团分别向不同层面的有关人员汇报了八次，听汇报的人只是听，都不表态，此事便不了了之。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三年。这三年间，“瓦良格”的话题就像一个气球，一直飘在空中未能落地，不过那根拴着气球的细线，始终抓在刘华清的手中，没让它飘远。1995年4月，海军司令员张连忠根据刘华清的指示，在海军装备论证中心（现海军装备研究院）组织召开了一次航母研讨会，目标就是要引进“瓦良格”。这次会议规模很大，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和解放军三总部以及国家部委的有关领导参加了会议。

刘华清在作会议总结时说：5月份你们这些人应该在乌克兰了。但最终干不干航母，要由中央政治局决定。

会后，海军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呈送了请示报告。

由于种种原因，中央没有批准这个引进计划。

据时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的黄平涛后来在《忆刘副主席二三事》一文中说，他1995年5月去乌克兰出差，检查从乌克兰引进燃气轮机等项目的合同执行情况。出发的前一天，突然接到通知，到京西宾馆接受任务，“在京西宾馆，部队的曹刚川同志和贺鹏飞同志向我传达了刘副主席的指示，增加一项任务：到黑海造船厂考察‘瓦良格’号航母，看看有没有购买的价值。我们接受这个任务后非常兴奋，刘副主席想造航空母舰了，造船人多年的梦想有可能实现了”。

当时曹刚川正在京西宾馆参加军委扩大会。和黄平涛一起去的还有船总军工局局长胡基政。黄平涛和胡基政干了一辈子造船工业，给海军造了上千条各种各样的舰艇，最大的愿望是造航母，这次得到来自中央军委的指令，感觉中国人的航母梦就要实现了。

黄平涛组织出国人员进行了讨论和分工，列出了考察提纲，安排人员摄像、照相和记录。

黄平涛一行到达乌克兰黑海造船厂，对方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船厂对“瓦良格”的保护也十分尽心，即使在工厂发不出工资的情况下，也有人在航母上值班站岗。为了方便他们上船考察，还临时拉了电线照明。

他们登上“瓦良格”，上上下下看个仔细，胡基政还亲自拍了录像。当时航母的电子设备还没安装，主要是看动力系统。乌方表示愿意出售，公开场合出价2亿美元，私下里有人和黄平涛“咬耳朵”，小声告诉黄平涛：如果你们真想买，2000万美元就可以成交。

黄平涛等人考察归来，专门整理了汇报材料，胡基政还根据他拍摄的素材，剪辑了一个录像片，准备向曹刚川和刘华清汇报。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曹刚川和刘华清都没有听汇报，这个事就搁下了。黄平涛和胡基政不免有些失落。

郑明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那段时间，先后有好几拨人前去乌克兰黑海造船厂考察。当时海军的思路，一是买个半成品，二是自行研制，前一种更适合起步，也符合刘华清的思路。

据黄平涛回忆，1995年10月25日，刘华清到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参观“八五”国防科技预研成果展览，黄平涛前去陪同。参观结束后，刘华清把黄平涛拉到一边，对他说：“小黄，以后不要再提航母的事了。”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

这显然与高层决策有关。中国与“瓦良格”号航母失之交臂。

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航母》一书在谈及这段历史时称，政府总理当时在一份关于航母的报告上批示：“本届政府不考虑这个问题。”

该书认为，自从苏联解体之后，中国面临的安全压力消失，因此采取“和善”的“新安全观”，航母工程自然被暂时搁置。也有消息称，相关方面研究了改造航母的成本，选择放弃这一计划。

对此，曾任贺鹏飞秘书的海军装备部某办公室主任刘相春有他的见解：“搞航母要具备四大要素：国家战略、统帅意志、综合国力、技术水平。这四点缺一不可。在过去的40年中，因为这四个要素不齐备，所以中国没有搞成航母。”

1996年初春的一天，中国船舶总公司船舶贸易公司孙方处长对胡基政说：我刚得到消息，“瓦良格”要当废铁卖了，咱们是不是把它买回来？

胡基政认为这是好事情，就去向船舶总公司总经理王荣生汇报。王荣生一听，很高兴：咱们把它买下来，海军用不用以后再说。王荣生顿了一下，又说，这个事得请示一下曹刚川。

此时曹刚川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胡基政拿起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机，要通了曹刚川的办公室。

王荣生在电话里向曹刚川汇报了想买“瓦良格”的想法。

曹刚川说：你们船总是国企，你们买也是国家买啊！

王荣生说：知道了。放下电话，和站在旁边的胡基政都泄了气。一腔激情化作云烟。

航母是国之重器，副总参谋长也无权拍板。

1996年5月8日，胡基政陪同公司副总经理黄平涛参加海军一艘新型潜艇首艇交接仪式，一同参加仪式的海军副司令员贺鹏飞在仪式结束后，把黄平涛和胡基政叫到会议室，对他们说：你们能不能把“瓦良格”买回来？

黄平涛不知道前面的事情，就痛快地说：好啊！

胡基政马上解释道：前几天，我们王总向曹刚川请示过，曹刚川的意思，船总是国企，我们买也是国家买啊！

贺鹏飞听了有些失望，接着又说：哎！能不能找一个香港的大老板，让他们先买下来？他们有的是钱。一旦需要的时候，就弄过来。

黄平涛和胡基政都没有接这个话，也没法接。但他们觉得贺鹏飞的这个思路是有价值的。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与“瓦良格”有关的事情，无疑都与贺鹏飞的这个思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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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曲线买船

第二章 曲线买船

一

要想说清楚“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的故事，就必须从大陆第一家真正接触“瓦良格”项目的公司说起。这家公司名为北京泰信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泰信达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为吴巍。

吴巍是吉林省榆树市人，1968年出生，1988年毕业于榆树市实验中学，1992年毕业与中国金融学院。

泰信达公司是一家1997年8月才成立的民营公司。这样一家新成立不久的小公司，怎么会和购买“瓦良格”号航母这样一件大事扯上关系呢？这要感谢一个人，那便是香港创律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徐增平。

关于徐增平，自从“瓦良格”被国家确定在大连造船厂续建以来，有关他的信息真是满天飞。

我在写“辽宁舰”报告文学时，曾经采访了200多人，其中有一部分人在“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的过程中与该项目有过交集，除了吴巍，还有原华夏证券公司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邵淳、原海南隆泰源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宇、原华夏证券公司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刘素红、原香港达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勇、原（北京）东方汇中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增厦、原东方汇中公司总经理戴岳、原东方汇中公司办公室主任王毅民、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前大使姚匡乙、中船重工集团公司原董事长黄平涛、中船重工原总工程师兼军工局局长胡基政、大连造船厂原副厂长唐士源、原国防科工委办公厅主任马鸿琳、交通部救捞局原局长宋家慧、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高以忱、交通银行原监事会主席华庆山，以及原总参二部北京局局长顾国强等。

为写此书，我曾经试图采访徐增平，但苦于没有他的联系方式。2014年春节后的一天，我去看望我在潜艇上当水兵时的老艇长、前海军司令员张连忠。他问我：“你最近在写什么？”

我说：“写‘辽宁舰’。”

他说：“我这次在广州见到那个买‘瓦良格’的香港老板了。”

原来，张司令在广州时，退休的南海舰队司令员王永国要请张司令吃饭，王司令对张司令说：“有个香港老板想见你，你见不见？”

张司令很奇怪：“他见我干什么？”

王司令说：“他听说你当海军司令的时候，是主张搞航母的。他就是买‘瓦良格’的那个老板。”

张司令一听是这么回事，便说：“那就见见吧！”

于是，徐增平参加了前南海舰队司令员与前海军司令员的饭局，并送给张司令一些资料。我对这些资料很感兴趣，就让张司令拿给我看。张司令刚从南方回来，那些刚带回来的资料就堆在客厅的桌子上。

“都给你吧！”张司令说。

我一看，有一本书、两个光盘、几张照片。书是《瓦良格迷局》，我有，就没要；照片是徐增平与一些什么人的合影，大部分人我不认识，也没要；我不知光盘里是什么内容，就把光盘拿走了。

我对这两张光盘寄予厚望，结果让我大失所望。一张光盘是广东一家市级电视台做的关于“瓦良格”的专题节目，没有对徐增平的现场采访，解说词是我早就熟悉的网上的那些内容，画面也是早就看过的几张徐增平在乌克兰船厂拍摄的照片，翻来覆去地展示一遍又一遍。另一张光盘是一个级别不高的干部去拜访徐增平的录像，没有剪辑，没有解说，就是一盘素材，画面效果也很差，关键是看不出这次拜访有什么意义。也不知徐增平把这种东西当礼物送人是什么意思。

后来我找张司令的秘书衡大鹏处长要徐增平的电话，衡大鹏说：“他给了我一张名片，我看首长对他不感兴趣，我就把名片扔了！”

我问：“司令对他怎么不感兴趣？”

衡大鹏反问我：“首长说没说徐增平还送给他一包钱？”

我说：“他没说。什么钱？多少？”

衡大鹏说：“应该是港币吧！一个信封装的，很鼓。我没打开看，不知道多少钱。首长让我退回去。我给徐增平打电话，我说首长不要，你必须取走。后来他派司机来取的。又给首长送来两件衬衣。等司机走了，我向首长汇报，首长让把衬衣也退回去。我说衬衣不值钱，不值当的。就没退。”

不收礼品，这是张司令的一贯作风，别说是赤裸裸地送钱了，他肯定不会收的。

一个很鼓的信封，能装多少港币呢？我曾收到过一笔5万元港币的稿费，50张千元大钞，装在信封里，很薄。这次采访，有几个人跟我说过，徐增平出手很大方，我没好意思问徐增平“大方”到什么程度。都是将军级的人物，以徐增平的办事风格，我估计三万两万他是拿不出手的。我猜测，那个很鼓的信封应该是10万港币。

衡大鹏从南海舰队退休司令员的秘书那里给我找来徐增平的电话，我怕贸然打过去不礼貌，就给他发了一个短信：

徐增平先生：您好！我是海军作家李忠效，我从我的老艇长、海军张连忠司令员处找到您的电话。他还给了我您送他的两个光盘。我去年接受海军首长派的写“辽宁舰”报告文学的任务，目前已采访一百五十多人（作者注：当时采访尚未结束），各方面的都有，因为没有您的联系方式，没能找到您。我希望您能接受我的采访，方便时请给我回电。我的资料您可以在网上查到。

4分钟后，我收到徐增平的回复：

收到，可能我正式采访要在年底才可以，之前我们可以先见个面认识一下，应大力宣传辽宁舰强军梦，唤醒国人加强国防建设才是根本，谢，徐增平。

一晃就过去了半年多，到年底了，该是可以采访徐增平的时候了，于是我于2014年12月10日给徐增平发了一个短信：

徐增平先生：我是海军作家李忠效，5月8日你曾回复我短信，说到年底可以接受我的采访，不知你何时有空？

没有回音，也不知他收到我的短信没有。一晃又过去了半年，我于2015年5月16日又给徐增平发了短信：

徐增平先生：我是海军作家李忠效，两年来，我已完成写航母的书《辽宁舰》（写该舰续建工程）、《陆上航母》（写舰载机陆上试验训练机场建设工程），马上要写《“瓦良格”来中国》（写购买和拖带工程）。前期参与此事的主要人员，除了你，大部分我都采访到了，各种说法都有，我也希望能听听你的一家之言。我看到网上关于你接受媒体采访的报道，不知真假，很多内容与我掌握的情况不一样，希望与你核实。我的书将作为航母的历史留下来，我希望这部历史能接近真实事件原貌。如果近期不能接受采访，可否把你的信箱告诉我？我把采访提纲发给你，请你书面回答一些问题。打扰啦！

仍然没有回音。中国有句俗话：事不过三。因此我没有再联系他。

我很认真地拟定了一个采访提纲，本来想发给他看看，可我不知道他的信箱。现在我把这个采访提纲收在书中（参见本书附录一：《本书正文中涉及的有关文件》之一《采访徐增平提纲》），如果他看到了，想接受采访了，可以按照这个提纲谈一谈，有关内容我将在本书再版时补上。

二

接着说吴巍。

吴巍喜欢交朋友，便与“瓦良格”项目结缘，并成为这个项目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大约在1997年9月，经朋友介绍，吴巍认识了一位被很多人称为“大师”的人－－李×。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是尊崇“大师”的年代，很多有点特异功能和仙风道骨的人都被尊为“大师”。李×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懂点旁门左道“脱颖而出”的，成为很多高官和大款的座上宾。据说李×没有什么文化，大字不识一箩筐，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就不会写别的什么东西了。就是这样一个人，也能成为“大师”。“大师”讲的是天赋异禀，不是文凭学历。

朋友向吴巍介绍说，李×“能力强，人脉旺”，一定会助泰信达公司财源滚滚。吴巍也想借用他的资源，为公司开展业务提供方便，对李×真诚相待，尊称他为“李叔”。李×对吴巍说，小伙子不错，泰信达公司有发展前途。并表示了真诚合作的意向。吴巍同意李×加盟泰信达公司。

1998年初，李×将他的朋友陆昆来介绍给吴巍。

陆昆来进入泰信达公司以后，在李×的安排下，为吴巍介绍了一些有实力的商界人物，这些人对泰信达公司也表示了真心诚意的合作意向。当时吴巍刚刚经商创业，经验不足，看到李×和陆昆来诚心诚意为泰信达公司介绍关系，吴巍从公司发展的长远考虑，经与李×、陆昆来多次磋商，三人达成了合伙创业的共识。

1998年6月，吴巍与泰信达公司之前的两家股东协商，签订了“关于转让公司股份的协议书”，对泰信达公司的股东进行了协议变更，由吴巍、李×、陆昆来各占三分之一的股份。经泰信达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决议，由吴巍担任董事长，李×担任常务副董事长，陆昆来担任副董事长，聘任陆昆来为总裁，李×担任常务执行总裁；并聘任李×为特别高级顾问。董事长、总裁对任何重大事宜做决定时，必须报特别高级顾问审核。自此，李×取得了泰信达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吴巍名义上是泰信达公司的董事长，实际上已成为李×和陆昆来的助手。

因李×和陆昆来并无实际资金注入，无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按法律规定，吴巍仍担任法定代表人。

大约是在1998年5月，李×介绍吴巍认识了华夏证券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邵淳。吴巍提出能否和华夏证券公司进行合作，邵淳说，具体业务他不管，只要对华夏公司有利，他可以把具体负责业务的人介绍给泰信达公司。后经邵淳引见，吴巍认识了华夏证券公司资金管理部副经理兼海南隆泰源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宇。

据吴巍回忆，有一天，陆昆来在闲谈中提及他的朋友、香港创律公司老板徐增平，说他有背景、有实力，近期暗中“代表国家”出面在乌克兰投标购买了“瓦良格”号航母，影响很大。李×听后很感兴趣，但不大相信。陆昆来说，日后徐增平来北京，可以介绍给李×认识。

1998年7月下旬，陆昆来告诉李×：徐增平来北京了。李×让陆昆来邀请徐增平来公司谈谈。徐增平来泰信达公司那天是个周日，吴巍不在公司，李×和陆昆来等人与徐增平见了面。吴巍下午来到公司，徐增平已经走了。

李×对吴巍说：我们谈得很好，有合作的可能。徐增平暗中“代表国家”出面，在乌克兰投标购买了航空母舰，需要资金支持，泰信达公司如能参与运作，一定很有意义，对国家、对公司都有利。

吴巍说：这么大的事，需要很大的资金，泰信达公司没有实力参与。

李×说：这是国家的事，资金有办法解决。

过了两天，李×邀请邵淳到公司见面，谈及此事。邵淳对此事不大相信，提出很多疑问。

邵淳说：我想看看材料。

随后，李×让陆昆来约徐增平来公司面谈。并让吴巍通知邵淳、吴宇参加。

三

邵淳当时正在对华夏证券公司进行全面整顿，事情很多，如果不是要和香港老板徐增平谈“瓦良格”，他可能就不去了。冥冥之中，也许是命运的驱使，他听说要谈“瓦良格”项目，就放下手中的工作，和吴宇一起去了泰信达公司的所在地－－钓鱼台大酒店。

邵淳上次听到李×对他说“瓦良格”，就不由得心头一动。要想说清楚邵淳为什么会为“瓦良格”而心动，还要简单介绍一下他的经历和性格。

作者采访邵淳时合影。背景画框中的“正本清源”是无意间拍上的（康延平摄影）

邵淳祖籍辽宁省庄河县（现庄河市），1944年12月25日出生于北京。1962年考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系，1966年毕业，1968年下乡到河北省衡水地区故城县农村劳动；1970年调入故城县文化馆任美术创作员，1980年到河北省农业银行工作，1984年任中国工商银行总行计划部副主任，1990年任华能集团财务公司经理，1993年至1999年，先后担任华夏证券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兼总经理。

邵淳是个充满艺术气质的人。他不但喜欢美术，还喜欢舰模，尤其喜欢看军事题材文学作品，像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和汤姆·克兰西的《追踪红十月》等军事题材小说他都看过。

1993年，邵淳在《舰船杂志》上看到一篇题为《“瓦良格”号航母花落谁家》的文章，不由得想入非非：如果“瓦良格”能“花落中国”该多好啊！

在邵淳为“瓦良格”花落谁家而“想入非非”的两年之后，他又经历了一次“心痛之旅”。

1995年春天，邵淳趁出差的机会登上威海刘公岛，参观了甲午战争博物馆。此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100周年，他是怀着一种探秘的心情来到刘公岛的。在他的印象中，中国自明代以来，海军一直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长期有海无防，因此才会有甲午海战的惨败和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但是他在参观博物馆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对中国海军近代史并不了解。当时的中国海军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六（也有说第七），那艘在甲午海战中沉没的“镇远舰”，排水量为7220吨，航速为15.4节，续航力为4500海里/10节，战斗人员编制为329－363人。这样大的战舰，当时全世界都不多见。100年前中国海军的装备实力让他感到震撼。然而中国海军最终还是战败了，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清朝政府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中华民族陷入苦难的深渊。

此次刘公岛之行，让邵淳增强了历史知识，也让他感到心痛不已。一个国家，没有像样的装备不行；有了装备，没有训练有素的将士也不行；有了训练有素的将士，没有坚强的领导层和人民群众做后盾更加不行。今日中国已经不是100年前的中国了，历史的悲剧绝不能重演。可是，自己不是将士，不是国家领导人，能为国家做点什么呢？

让邵淳没有想到的是，在那次“心痛之旅”三年之后，他又遇到了一件更让他心痛的事情。

1998年5月13日至16日，印度尼西亚爆发了针对华人的“五月骚乱”，近1200名华人遇难，上百名华人妇女遭强暴。当时邵淳和他的部下、华夏证券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隆泰源实业投资公司董事长吴宇，以及北京泰信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巍、总顾问李×在北京一家饭店吃饭，他们从中央电视台播报的新闻中看到了“印尼排华事件”的消息，为华侨在印尼的遭遇感到痛心，甚至义愤填膺。邵淳说，美国遇到突发事件，总统就会问：“我们的航母在哪里？”中国要是有一个航母战斗群在印尼那里就好了，一是可以对印尼的暴徒产生威慑，二是可以用航母把华侨接走。

可是，中国的航母在哪里呢？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印尼排华事件两个月之后，一桩与“瓦良格”航母相关的生意，真的找上门来了。

四

邵淳在泰信达公司里见的，除了吴巍、李×和陆昆来，还有两个陌生人，一个西服革履的高个子男人，一个穿陆军军装的上校军官。

通过李×的介绍，邵淳得知，高个子叫徐增平，是香港创律公司董事局主席；陆军军官叫庄立祥。为了证实自己的身份，庄立祥还郑重其事地拿出他的军官证给邵淳看。

徐增平对邵淳等人谈起他买“瓦良格”号航母的情况。

徐增平说，这个项目是军方具体负责。他是“代表国家”暗中出面依民间商业形式运作。这是为国家、为民族做的一件大事……

邵淳说：重要性我都知道，这个船我听说过。但是为什么要你来办这个事？

徐增平说：买航母这是个秘密的事情，不能公开买，不能以国家的名义买。要以国家的名义买，那就贵了，我们作为小公司，名义上就是买回来改成赌船，这是小生意。乌克兰现在反正卖不出去，我们买就比较便宜。

邵淳问：你买多少钱？

徐增平答：2000万美金。

“2000万美金？”邵淳深感意外。

“是的，2000万美金。”徐增平说。

“你这个价钱买航母，我有疑问。美国的‘尼米兹’级航母几年前的造价是33亿美元，这是对外公开的。33亿美元和你这2000万美元相比，差距太大了！”邵淳说，“当然，你没有它大，你这是6万吨，人家那是9万吨；你这没造完，人家那造完了。但你算他三分之一的钱行不行？五分之一的钱行不行？十分之一的钱行不行？你毕竟造了三分之二了，你怎么会是2000万美元？说不过去啊！”

徐增平和庄立祥对邵淳如此了解航母造价的情况感到吃惊。

徐增平解释说：这个船虽然说是造了三分之二，实际上后来停工以后，又把船上很多的设备拆下去了，电缆都割走了，现在是当废铁卖的。

“还有一点我不明白。”邵淳说，“既然是国家的事情，那国家有的是机构部门可以办，怎么会找到你们呢？再说了，如果是2000万美元，这对国家来说，算什么呀！一个小芝麻粒儿啊！”

徐增平解释说：是国家的事，国家很多部门可以办，但是不管哪个部门出面，都代表国家，那就成了国家对国家了，那乌克兰就会狮子大开口了。另外，这个项目有“三性”：重要性、紧迫性、保密性。尤其是第三条，要严格保密。为了不让国外情报机构觉察，在船到之前，不能按正常渠道安排资金，资金的每一个环节必须与国家和军方无关。只有通过我们这样的不起眼儿的公司，偷天换日给它弄过来。船到之后，国家自然会给予解决。

邵淳问：你有没有红头文件啊？

徐增平说：此事属于高度机密。不过前期只能以海上娱乐城项目运作，时机成熟时军队回接手的。现在的困难是资金紧缺，时间很紧，一旦资金不到位，造成与乌克兰方面的合同违约，担心航母落入印度、台湾之手。

最后，徐增平又说：别看这个船是花2000万美元拍下来的，实际上要打点各种关系，暗中花了不少钱。现在需要办理相关的手续，如澳门政府的批文、进口许可证等，因此急需2000万元人民币，希望你们能否考虑，先以借款形式支持一下，待办完航母项目前期手续后，再谈下一步的合作？如果你们不想参与后期运作，我可以按时归还借款。

邵淳此时的心情有些矛盾，内心希望徐增平的话是真的，毕竟他对航母这个事情太有好感了，但是徐增平的话又不足以让他相信，顶多是半信半疑。

邵淳问：你们怎么证实这个事啊？

徐增平说：我们有投标的文件，我们已经搞掂了。这个事情很敏感，机会也难得，是利国利民利军的大事，一开始我也不敢接，既然接了，就得做好。现在资金有点缺口，也不多，就2000万人民币，看你能不能帮帮？过了年就能回来，我就用半年左右。

邵淳心想，钱倒不多，时间也不长，就说：你们把中标文件拿来，我先看看文件吧！

徐增平说：文件在香港，需要回香港去拿。

可能是为了说明此事的可靠性，徐增平还特地介绍和他一起来的上校军官庄立祥：他是我们公司的副总。在公司里头，我领导他；在航母的事情上，他领导我。我听他指挥，还监督我。

庄立祥还客气了一番。

第一次见面，就这样结束了。

邵淳后来回忆说：“第一次见面，对徐增平的感觉并不太好，说话口气很大，吹吹乎乎的，很张扬，就像广东那边的暴发户的感觉。这些年我也接触了一些商场上的人，徐增平这种人，可靠性上要大打折扣。庄立祥给我的印象比较好，一种知识分子的样子，话不多，待人很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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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暗度陈仓

第三章 暗度陈仓

一

过了一个星期，徐增平和庄立祥一起，把中标文件给邵淳送来了。

文件一共有十几份，一套俄文版，一套英文版，还有一套中文版的非正式文件，是香港的翻译公司翻译的。邵淳对这些文件的第一感觉：很正规，如果是做假，也是做得天衣无缝。

这些文件出自不同的部门，有的打印在公文纸上。邵淳注意到一个细节：其中有两份俄文文件上边的文件头，不是俄文，是乌克兰文。邵淳学过8年俄文，时隔多年，虽然已经看不懂俄文文件的全部内容，但他能分辨出俄文与乌克兰文的细小区别。比如俄文的“И（ǔ）”，乌克兰文为“Ї（ï）”，有点像英文字母，只是变了形。他知道，在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将乌克兰文恢复为官方语言的时间并不长，如果是文件造假，不一定能做到这么细致的程度。在香港做英文版的假协议很方便，做俄文版有一定的难度，做乌克兰文版就更难了，也不会有人注意到这个细节。文件上写的成交价还真是2000万美元！

邵淳对此事的真实性不再表示怀疑，这才兴奋起来：他妈的！这事儿太好了！对中国来说，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应该支持！

邵淳是一个具有爱国情怀的人。这种情怀是一种感情，也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蕴藏得久了，就会在某个时候爆发。“瓦良格”项目，给了邵淳一个展示爱国情怀，表现爱国力量的机会。

据吴巍回忆，当时他们在一起议论购买航母的事，认为这件事有三大意义：一是买回来，国家要了，最好，等于帮助国家办了一件大事；二是国家不要，把它拆了，卖设备，卖钢铁，也可以赚一大笔钱；三是起码不会落到台湾和竞争国家手里。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很好。从项目上讲，是个好项目。

可是，华夏证券公司怎么支持“瓦良格”项目呢？邵淳动了一番脑筋。

邵淳对李×和吴巍说：既然购买航母是国家的事，也是个好项目，应该想办法支持。但华夏公司支持这个项目必须经过董事会讨论通过，无法保证徐增平提出的保密要求，可以初步考虑由吴宇的隆泰源公司暗中出面支持。

邵淳为什么要让吴宇来做这件事呢？第一，他是部队家庭出身，政治上可靠；第二，他掌控的隆泰源公司有钱；第三，可以不须经董事会讨论，以达到“保密”的目的。

吴宇，1966年1月出生，大学毕业后曾在国家民政部工作，1993年进入刚刚成立不久的华夏证券公司工作，时任华夏证券公司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兼海南隆泰源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邵淳选择他来介入“瓦良格”项目，隆泰源公司是华夏证券公司在海南注册的一家全资子公司，注册资金为1500万元人民币。

吴宇无疑是运作“瓦良格”项目的最合适人选。

由于要对外“保密”，不能泄露国企的身份，另外当时邵淳对徐增平还不十分了解，在没有看到能证实徐增平“特殊使命”的上级文件的情况下，邵淳比较谨慎，他对李×说：为防范资金危险，华夏暂时还不能直接向徐增平提供借款。

李×说：陆昆来对徐增平很了解，航母项目也很有意义，运作成功后，对国家、对公司都很有利，因此我想出面支持徐增平。既然隆泰源公司不能直接向徐增平提供借款，能否向泰信达公司提供借款？由泰信达公司出面支持徐增平，出了事我可以负责。如果徐增平不归还泰信达公司借款，后期合作失败，由泰信达公司直接对隆泰源公司承担还款责任。

考虑到徐增平的“特殊使命”及“瓦良格”项目的意义，邵淳出于对李×的信任，就原则上同意了李×的建议。

1998年8月初，在李×的主持下，泰信达公司与徐增平、庄立祥进行了具体磋商，由泰信达公司与徐增平签订了协议书，确定先给予徐增平2000万元人民币借款支持，待“瓦良格”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完毕，并取得澳门政府的批准，再商谈下一步的合作。

协议签订后，李×指定陆昆来具体负责与徐增平的联系及办理资金的交接手续等，吴巍具体负责同隆泰源公司的联系及办理借款手续等。

1998年8月7日，隆泰源公司向泰信达公司提供了20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经李×决定，泰信达公司于1998年8月27日前，先后分两笔共支付给徐增平2000万元人民币，用于“瓦良格”项目前期工作的费用。

二

邵淳后来得知，徐增平在找到他之前，曾经找过很多机构融资，其中包括海南人民银行、国泰证券公司等，都没结果。最后拐了好几道弯儿，才找到邵淳。

邵淳后来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当时公司事情特别多，正在搞内部整顿，没精力管这个事。以为支持他们一下就完了，2000万借款都没要利息。徐增平说，钱付清，船就往回拖，路上要走三个月，顶多半年钱就回来了。当时公司的资产将近100个亿，拿出2000万支持一个自己喜欢、国家需要的项目，时间又不长，真没太当回事。”

邵淳给徐增平的条件太优越了！既没有要求借款方抵押什么，也没有要求借款方找人做担保。估计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如此慷慨的借款人了。

据吴巍回忆，大约在1998年9月初，徐增平带着有关“瓦良格”项目的标书、购船合同、进口许可证、录像带等详细资料来到泰信达公司，向李×通报说，在泰信达公司提供的资金支持下，前期工作已经完成，“上级领导”对泰信达公司的支持很满意，希望继续给予支持，将航母拖回来，为国家做贡献。

李×听后更加坚定了支持徐增平运作“瓦良格”项目的决心。这时徐增平又提出，现在只需6000万元人民币就可以将航母拖回。否则，资金缺乏，时间拖长，怕生变故。为此，李×又邀请了邵淳、吴宇到泰信达公司与徐增平共同商谈。

邵淳听说徐增平还要再借6000万元人民币，心中有些不快，感到挺恶心的：这不是“钓鱼”么？

邵淳与徐增平初次见面是在钓鱼台宾馆。钓鱼台因800年前金章宗多次在此钓鱼而得名。邵淳则在这里被徐增平施展了商场上的“钓鱼”，如同谶言。

商场上的“钓鱼”行为是商人很忌讳、反感的事情，事关诚信和人品。邵淳想：如果你真需要8000万，可以一次说清楚啊！邵淳开始对徐增平有戒心了，并考虑这件事还要不要继续做下去？如果不做，那2000万人民币就扔了。对于华夏证券公司来说，多2000万，少2000万，不是什么大事，那时华夏证券公司每年的利润将近10个亿。可是如果不做，这个航母就没了，可惜了。

做还是不做？邵淳有些犹豫不决。

徐增平见邵淳的态度不积极，就向邵淳解释说：原来计划得挺好，结果赶上香港金融风暴，别人欠我的钱收不回来了。怎么办？乌克兰那边的钱还得付啊！

邵淳沉思不语。

徐增平看出邵淳犹豫不决，就对他说：邵总，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

邵淳问：你们可以给什么条件？

徐增平说：首长已经说了，你对我们很支持，你要不要一个军队的军衔？首长说，可以给大校军衔，将官给不了。按你对国家的贡献，可以给将官。但将官就不在他那权限了。

邵淳说：我不要。军人受纪律约束，我这人不愿受约束。我在地方挺好。

徐增平说：知道你不缺钱，就不说钱的事了。我可以通过关系给你办一个单程签证。

邵淳问：办一个“单程”干什么呀？

徐增平说：将来有什么情况，你需要出去，随时就可以走。

邵淳说：我能有什么事？我不想到国外去。到国外我活都没法活。特别是这个船，本身是好事，有什么必要？如果非要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要求你们要专款专用，把项目赶紧完成，尽快把船拖回来，把钱还给我们。

多亏了邵淳没有要那个单程签证，如果要了，到后来上级来调查他的时候，就是跳进黄河洗不清了。

邵淳此时的心情很矛盾：尽管徐增平的“钓鱼”行为让他很反感，可又一想：万一他真的就缺这6000万呢？也许再支持他一下，事情就办成了。

对于邵淳来说，他太想把那个“瓦良格”号航母买回来了！不过邵淳现在比较慎重了，就对徐增平说：“6000万，不是个小数目，你用什么做抵押？”

徐增平回答：我没有什么可以做抵押。我在澳门成立了一个公司－－澳门创律旅游娱乐有限公司，你们可以占有这个公司的股份。

邵淳觉得，这倒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再借6000万人民币给他，共计8000万人民币，不到1000万美元，澳门创律公司的资产就是这个2000万美元的“瓦良格”了，就说：如果这样的话，8000万人民币，占公司一半的股份了。

徐增平说：我们占51%，你们占49%，怎么样？

邵淳觉得可以。他答应再借6000万元人民币支持这个项目，继续由泰信达公司出面与徐增平合作，他和吴宇都不出面。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到目前为止，华夏证券公司（隆泰源公司）与泰信达公司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借贷关系。“瓦良格”项目，仍然是由泰信达公司与徐增平合作。邵淳本人并不想从这个项目中得到任何好处。不过从这时开始，“瓦良格”已经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

邵淳后来得知，“瓦良格”项目徐增平已经操作了很久。

笔者为写此书，收集了一些材料，有关徐增平的报道很多，经过梳理，我发现大都是你抄我，我抄你，真正采访过徐增平的记者很少，到2015年我开始动笔写这本书时为止，反映核心内容的大约只有这么几篇：

2011年9月30日《济南时报》：《徐增平：买回“瓦良格”的山东人》。

2014年9月19日《威海日报》：《“我只有一件事高调，爱国！”──访香港创律集团董事局主席徐增平》。

2015年5月1日香港《南华早报》：《中国成功收购航母的“不幸功臣”──徐增平》。

其它内容大同小异的报道，基本上都是根据这几篇报道衍生出来的。

据媒体报道，徐增平祖籍山东烟台，1952年4月出生于潍坊，1971年参军在济南空军服役，1973年调到广州军区体工大队篮球队。1982年因走私文物换取收录机，被广州军区法院以“倒卖文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1983年作为战士复员。

据媒体评论，多亏他被文物贩子骗了，他走私的文物是赝品，否则他的罪名就大了，起码要判十几年。不过此事给他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阴影。

徐增平下海以后，开了一家“皮包公司”，他所采取的经营方式就是利用各种手段到处借钱，拆东墙补西墙。一位了解他的朋友劝他：纸里包不住火。徐增平不以为然，他提出一个“竹子生长理论”：竹笋从地里出来，外面包着一层皮，这层皮就是纸。纸里包的不都是火，也有笋。你看那竹笋，过几天长一节，过几天长一节，不断成长。我是拆东墙补西墙，可我永远有墙！

徐增平的朋友被他驳得哑口无言。

徐增平下海的头几年，就是靠他的“竹子生长理论”熬过来的，据说没赚什么钱，但是他却能够通过关系，于1988年携妻子一起移居香港，创办香港创律公司。公司在香港，主要生意还是在大陆。后来，通过贸易赚了钱。他在香港买楼买地，一下成了“大老板”。

那么，徐增平是怎么和“瓦良格”号航母摽在一起的呢？目前见诸媒体的说法有多个版本：

《济南时报》的《徐增平：买回“瓦良格”的山东人》（以下简称《山东人》）一文是这样说的：

1997年10月下旬，身为香港创律集团董事会主席的徐增平看到一则路透社的消息：《乌克兰拟出售一艘未竣工的航母》，报道称，“因为乌克兰同俄罗斯就履行苏联时期合同的谈判宣告失败，前苏联曾向这个项目投入了5亿美元的资金，但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这个项目就搁浅了。由于俄罗斯缺钱，乌克兰只好被迫寻找外国买主。”得知消息的徐增平马上赶赴乌克兰，声称要将其改造成一个大型海上综合旅游设施——包括舞厅、旅馆和博彩设施等，日后将其停泊在澳门附近海域。

香港《南华早报》的《中国成功收购航母的“不幸功臣”──徐增平》（以下简称《“不幸功臣”》）一文是这么说的：

徐增平接受《南华早报》独家采访时透露，贺鹏飞当时对他说，对中国海军而言，可以购买一艘现成的新航母，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此前已有两名香港商人拒绝了要求，使徐增平成为唯一的人选。

徐增平表示，当时贺鹏飞深情地握住他的手说：“为了国家，为了军队，我拜托你，一定要把它（航母）买回来！”他当时大受感动，完全被贺鹏飞说服了。

上文说徐增平关注“瓦良格”是因为看了路透社的消息，此文又说是受了贺鹏飞的委托。这还没完。据该文介绍：徐增平说，这项交易的“幕后老板”是姬胜德。

姬胜德是何许人？姬胜德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姬鹏飞的儿子、原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部长。1999年，姬胜德因涉及厦门远华走私案和出卖军事情报谋取暴利两千多万元，解放军军事检察院以受贿罪、贪污罪及挪用公款罪等多项罪名提起公诉，解放军军事法庭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姬胜德不服判决，提起上诉，高层认为他在被捕后能主动交代问题，积极退还赃款，并揭发其他人的违法乱纪行为，有立功表现，终审判决改为无期徒刑。

就连炮制这篇报道的《南华早报》记者也不无遗憾地写道：

参与策划此次秘密行动的两名高级军官都已无法解答：贺鹏飞中将于2001年去世，当时距航母拖回中国尚有一年。另一个重要人物──当时暗地里协助徐增平的前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副部长姬胜德，也于2000年因贪腐罪名而被军事法院判处死缓，后改无期徒刑。

徐增平更是不无遗憾地说：我只能说，我很倒霉……因为参与交易的重要高级军官不是已经死了，就是被抓了。

鉴于这种情况，我当然不能只听徐增平先生自说自话，会尽量寻找一些旁证来证明徐增平所说的内容是否属实。

四

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就像一个被打碎的陶罐，即便是把它恢复成原样，也不再是原来的那一个了。

所以，我在这里写下的这段关于“瓦良格”来中国的历史，只能是尽量接近事件的原貌，读者没必要完全相信，最好用自己的头脑去分析一下，得出自己的结论。

根据目前我掌握的资料，《济南时报》是最早报道徐增平购买“瓦良格”事迹的国内媒体。该报2011年9月30日刊登的《徐增平：买回“瓦良格”的山东人》一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徐增平购买“瓦良格”的经过。

《山东人》一文这样写道：

徐增平初步搜集到乌克兰对购买“瓦良格”号提出四个条件：首先要提供由一流银行开出的资信证明，证明公司在银行有5000万美金（本书作者注：另有报道说是2000万美元）以上的存款，而创律集团当时的银行存款只有大约3000万港币；其次必须证明购买这艘航母不做军事用途；同时这个商业项目要获得国家级批准，并且还要获得目的港所在国家签发的进口许可证。

了解清楚这些，徐增平迅速做出决策，公司人员兵分四路马上开展工作：第一路马上派手下赴乌克兰进行初步接触；第二路寻求多种可能，满足乌克兰方面提出的有进口许可证等方面的条件；第三路利用多种渠道，筹集资金，保证资信证明符合要求；第四路在北京设立临时办事机构，沟通多种关系，搜集各个方面的信息。

可以想象得出来，这是一项大工程，徐增平指挥“公司人员兵分四路”开始工作，肯定像一个运筹帷幄的作战指挥员。当然，他自己也必须亲自出马。尤其是“利用多种渠道，筹集资金”，更是一场硬仗。

徐增平要买的这艘报废的航母，虽然对方要价只有2000万美元，但对于一个私企老板来说，却是一笔巨款。当时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是1:8以上，2000万美元就是1.6亿多人民币。航母停靠在黑海造船厂的码头上，距离中国有上万海里，把它拖回来还要花一大笔运费。在当时亚洲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进行融资，绝非易事。

《山东人》一文接着写道：

1998年1月24日，农历除夕，创律集团筹集的资金全部到位，香港汇丰银行开出了5000万美元的存款证明。这时离2月1日乌克兰要求的最后日期只有一周时间了。这一天，徐增平带着200万美金现钞，先飞回山东老家陪父母过年。大年初一又从济南飞到北京，年初三登上飞往莫斯科的班机，再转机飞基辅。

1998年1月27日，徐增平从基辅登上了开往尼古拉黑海造船厂的火车。来到船厂后，在厂长陪同下，徐增平和助手登上“瓦良格”号，考察了全船。“瓦良格”号簇新完整的舰体，精密的结构布局，每一样都让徐增平购舰的决心更加坚定。尤其是那四个巨型发动机，每个造价就要2000万美元。接下来四天时间，徐增平的时间都被两样东西占据着：一是说话，二是喝酒。朋友说，后来徐增平曾经告诉他们，那四天他是泡在伏特加中的，一顿饭十来个人，一喝就是几十瓶伏特加，感觉每个毛孔排出的汗水都是伏特加。零下20多度严寒中，开着门窗，还满身大汗。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徐增平赢得乌克兰所有官员的信任和好感。其中一位负责人私下对徐增平交了底：“我们一定给你最优惠的价格。”

我大段引用别人的文章，主要是想指出文章“失真”的内容，帮助读者正本清源。比如上面这段文字，在时间上就存在瑕疵，公历和农历的时间不对应，那年的农历除夕是1998年1月27日，而非24日。另外，“尼古拉”应为“尼古拉耶夫”。那是船厂所在城市的名字。

接下来的情况，文章所说也与事实不符：一是关于拍卖的时间，二是关于航母的图纸。文章说，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初步定价在1800万美元，后来徐增平要求要把图纸带走，就又追加了200万美元，最后以2000万美元达成协议。

我从有关资料中发现，媒体的报道存在很多问题，不知是徐增平的错误还是媒体的错误。比如在香港《南华早报》发表的《“不幸功臣”》一文所附《中国秘密航母交易：大事回顾》，与《山东人》披露的拍卖时间就不一致。“大事回顾”是这样记载的：

1998年2月1日 ──徐增平带着文件、200万美元现金及一批中国酒品再赴基辅

1998年3月19日（实为3月17日－－笔者注） ──徐增平中标，以2000万美元收购航母

从这个“大事回顾”来看，徐增平从带着文件、现金去乌克兰，到中标，一共47天，而非《山东人》一文所说的17天。

据《山东人》介绍，徐增平到达船厂后，“接下来四天时间，徐增平的时间都被两样东西占据着：一是说话，二是喝酒。”谈判结束十天后乌方变卦，通知徐增平“瓦良格”号将在三天后通过公开拍卖的形式正式拍卖。从文章提供的时间看，4天＋10天＋3天＝17天，这个时间与“大事回顾”相差了20天。

我之所以如此“较真儿”，是因为记录一段历史，澄清一段历史，只有“较真儿”才能辨别真伪。我尽可能把我“考证”的结果留下来，供后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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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步步惊心

第四章 步步惊心

一

本来双方已经谈好，华夏证券公司出资8000万元人民币，由泰信达公司持有澳门创律公司49%的股权。可是过了几天，徐增平又提出：泰信达公司以8000万人民币持有澳门创律公司（“瓦良格”号航母）49%的股份，太多。还是进行整个项目合作，泰信达公司占49%，香港创律公司占51%。

徐增平利用邵淳对这个项目的“情有独钟”的弱点，开始“得寸进尺”了。

徐增平说：拖船都联系好了，过土耳其海峡手续也办完了，只要一交钱，航母就可以拖回来。再说我忙了半天，也得赚点钱吧？

在商言商，徐增平要通过这个项目赚点钱，是可以理解的。再说了，华夏证券公司和泰信达谁也不可能跑到乌克兰去办理此事，那就让徐增平去跑吧！邵淳认为，既然是“国家的事”，原则上同意继续给予支持。

1998年9月12日，在李×的主持下，泰信达公司与徐增平进行了正式谈判。徐增平一开始将澳门创律公司的总资产估值为1.2亿美元。李×和吴巍没有同意。澳门创律公司的全部资产就是一条报废的航母，买船的钱是有数的，2000万美元，一条2000万美元买来的破船，一下涨价到1.2亿元，是任何人都不能接受的。就是再加上徐增平前期在乌克兰“疏通关系”花的钱和将要产生的拖带费、停泊费、过海峡费、物资供应费等等费用，也不可能溢价6倍啊！

经过几个回合的谈判，最后双方将澳门创律公司的总资产估值为6000万美元，并在由陆昆来起草的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协议规定：以航母到达澳门或中国海域200海里所需费用6000万美元计算，徐增平转让其持有澳门创律公司98%股份（另外2%股份为庄立祥持有）中的50%（即澳门创律公司49%的股份）给泰信达公司持有，泰信达公司承担费用支出2940万美元；泰信达公司先支付6000万元人民币给徐增平用于航母项目的费用支出，余额在船到达澳门后60天内付清，船到达澳门前所需的剩余费用由徐增平负责筹措。

我在写作本书时，找到一份由徐增平签字的文件，从中可以看出徐增平的手段。

航空母舰“瓦良格”号总成本分析

（以该航空母舰被拖运至目的地为澳门、香港或中国200海里以内海域）

1、购买成本：贰仟万美元（USD20,000,000）

2、投标文件准备及研究费：陆佰万美元（USD6,000,000）

3、各类顾问费：壹仟伍佰万美元（USD 15,000,000）

4、运费、保险费、码头费及有关手续费：陆佰万美元（USD6,000,000）

5、行政、公关、备航及财务费：壹仟叁佰万美元（USD 13,000,000）

共计：陆仟万美元（USD60,000,000）

徐增平（签字）

邵淳认为，徐增平在乌克兰“疏通关系”，可能会花一些钱，但不会像他说的那么多，但是到底花了多少，谁也说不清楚。如果参照美国“尼米兹”级航母33亿美元的造价，6000万美元相当于“尼米兹”的5%，还是划算的。

由此可见，徐增平花2000万美元购买的“瓦良格”号航母（只预付了200万美元订金），还没有离开乌克兰的黑海造船厂，卖出半条航母，就开始赚钱了，另外还赚下了半条航母的物质资产。毫无疑问，徐增平做了一笔注定不会赔本的买卖。

对此，邵淳并不在意。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把事情搞成，尽早把“瓦良格”从乌克兰黑海造船厂拖回来。

吴宇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就说：“我在商海里面闯荡这么多年，徐增平算得上是一个对手中的‘高手’。”

1998年9月18日，隆泰源公司向泰信达公司提供65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经李×决定，泰信达公司分别于1998年9月18日和28日，支付给徐增平6000万人民币。加上此前支付的2000万人民币，泰信达已给徐增平汇去8000万人民币了。

据吴巍回忆：“当时大家都觉得‘瓦良格’号航母值6000万美元，所以我也没有和徐增平讨价还价。”

据吴宇回忆：“6000万美元是泰信达认可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开始我们没想要那个船，我们只是借钱支持他们干这个事儿。”

实际情况是，6000万美元是邵淳认可的，邵淳只是让吴宇负责筹款，并没让他参与具体的运作，运作是由泰信达公司负责。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说，邵淳是一步步走进徐增平给他挖的坑里，这个过程可谓“步步惊心”。

二

尽管泰信达公司与华夏证券公司（隆泰源公司）是借贷关系，但钱是华夏证券公司出的，邵淳不能放手不管。他心里清楚，一旦徐增平那边出了问题，泰信达是没有能力偿还这笔债务的。因此他特别关心“瓦良格”项目的动态。

自从有了“瓦良格”这个项目，邵淳的生活就完全变了样。

当时他每天的工作特别忙，主要是他发现公司内部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如果不及时纠正，将会影响公司的发展。

1993年初，他到华夏证券公司来的时候，公司还处于创业阶段，大家都想把公司搞好，齐心协力干工作，每天虽然很累，但很快乐。到了1996年，公司盈利多了，情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以前总公司的人下去，吃饭都是上大排档，喝啤酒。1996年以后，吃饭全变成鲍鱼、燕窝、鱼翅了，喝洋酒。而且饭后都有安排，除了唱歌跳舞，晚上回到房间，小姐就来了，说是接待人员安排的。邵淳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就立即把小姐赶走。他认为：我不能胡来，我要是一胡来，下面就更乱了。

到了年底，报表一出来，应该有多少利润，邵淳心里是有数的，结果比他预估的要少，要差一倍左右。

这时他也听到一些反映，从1996年开始，各分支机构的老总，包括总公司的一些人，生活越来越奢侈，包、皮带、鞋子、衣服，什么东西都是名牌，汽车最低也是奔驰、宝马，有的还是法拉利。甚至有的领导，染着红头发招摇过市。

1997年，问题越来越严重。华夏证券公司是大公司，发行的股票特别多。当时股民买股票是全额交款，然后再抽签。这是很大一笔钱。抽了签马上要清算，把款打到交易所去。可是有的人说，钱不够，要透支。邵淳奇怪：不对啊！钱怎么会不够？

后来他就注意看报表。到1998年初的时候，他拿华夏证券公司和申银万国证券公司作比较。这两家公司人员差不多，机构数量差不多，开户数差不多，交易量差不多，那股民的保证金也应该差不多。但是华夏证券公司的股民保证金比人家差30多亿！邵淳认为，肯定是下面系统性的瞒报，大范围的瞒报。

邵淳还发现，公司的自营交易越来越不透明。所谓自营交易，就是二级市场为自己做的股票。

邵淳觉得要出事了，一旦出事，不知道要逮多少人。他下决心进行整顿。

1998年7月10日早上9时，华夏证券公司向全国的93家分支机构发出一个总部命令，文件编号为“110”。文件规定各营业部、分公司在48小时内，上报总公司六大方面情况：在各银行、金融机构的账户；自营仓位、A账户；购买的车辆；因公、因私护照；实业投资等。文件规定：如实上报者，一切问题由总公司负责；不报或者谎报者，责任自负；如有隐瞒一经发现，将视为违规行为，若进一步发现有违法行为将移送司法部门。

这是邵淳清理整顿公司的一个大动作，后来被人称为“110风暴”。

通过这次大规模整顿，一下收上来26000个A账户，这都是原来总公司不掌握的。并一下收出来30亿资金，正好和邵淳感觉比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少的30亿保证金相吻合。

这次整顿，消除了公司隐患，也挽救了一大批干部。如果让他们继续发展下去，不知要捅多大娄子。

当时华夏证券公司在全国各地的员工共计4000多人，总公司就有几百人，每年公司运作的资金达100亿人民币，邵淳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公司内部管理上。

但是即便公司再忙，他也没有减少对“瓦良格”项目的关心。在他看来，公司的事情和国家的事情想比，那都是小事。他几乎变成了“航母发烧友”，每天的工作之余，都在研究航母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他老是觉得这件事哪里有点不对劲儿，心里不踏实。于是他开始在暗中了解徐增平所说的情况是否属实。

邵淳通过时任总后财务部副部长的同学约到了总参的一位领导，邵淳询问关于国家购买乌克兰报废航母“瓦良格”的事情，这位领导说：徐增平这个人我没有听说过。“国家行为，民间操作”这个政策也没听说过。至少我没参与研究这个政策。不过，现在骗子很多，你要当心，别上当受骗。

这让邵淳心里更不踏实了：船是真的，民间操作是假的，这怎么弄啊？

多年以后，邵淳才得知，1998年3月17日徐增平在乌克兰中标以后，有关部门向上级汇报了有关情况，结果捅了“马蜂窝”，有关部门切断了与徐增平的联系。

三

1998年国庆节期间，徐增平为庆祝香港创律公司成立10周年，在香港举行系列庆典活动，其中包括盛大的酒会、演出等。邵淳、李×、吴宇、吴巍应邀到香港参加庆典活动。邵淳也想借此机会考察一下徐增平的公司，再问问他关于“瓦良格”的事情。

徐增平的香港创律公司并不大，庆典活动却十分隆重奢华。参加酒会的重要嘉宾，每人一个500克重的纯金纪念牌，按当时的黄金价格折算，大约价值5万人民币。不算其它花销，仅纯金纪念牌一项，当时就花销二三百万人民币。邵淳没要他的那个金牌。

邵淳参加香港创律公司成立10周年庆典

左起：邵淳、徐增平、张勇（张勇提供）

邵淳和李×、吴宇、吴巍考察了香港创律公司。香港达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勇应邀参加陪同。

徐增平的香港创律公司设在香港世贸中心大厦内，一共租了两层楼面，总共有1000多平方米。

徐增平的办公室非常大，大约200平方米。屋内有多个工艺架，分别摆放着各种紫砂壶和高级烟斗，据说那些产自世界各地的高级烟斗都是用特殊材料制造的，价格不菲。

敞开的办公区有300平方米，只有十几个人办公，很多位置是空的。在香港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这样的铺张和奢华是需要有雄厚的资金做后盾的，否则将会入不敷出。邵淳看到如此“气派”的公司，不由自主地蹙了一下眉头。这个细节被张勇捕捉到了。张勇也不理解，徐增平为什么要搞这么大的排场。

看过办公环境，又听徐增平介绍公司经营情况。这时徐增平提出，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筹资困难，希望泰信达公司能从航母的安全出发，提前支付按协议规定船到后60天内应付的款项，他会立刻办理拖船手续，保证航母10月底启航。

据吴巍回忆，由于有了这个变化，大家心里产生了一些怀疑和不安。

邵淳向徐增平提出质疑：怎么证明你这个事是为国家干的？你说是国家行为，民间出面，你有“红头文件”么？

徐增平说：有。

邵淳说：我要看看。

徐增平说：得请示。

邵淳在创律公司待了一个小时，随后来到张勇的达程公司，徐增平则没有跟随。

张勇是山东省蓬莱市（原蓬莱县）人，1938年出生，1955年在北京第26中上学时入党，1962年大学毕业后曾留校工作；1963年起，先后在北京、西安、武汉工作，历任工程师、总经理、公司董事等职。1989年移居香港，任香港达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并获得香港永久居留权。

1998年8月的一天，张勇接到李×的电话，让他到北京来一趟。他到北京之后，才知道澳门创律公司购买“瓦良格”航母的事情。澳门创律是个空壳公司，主要业务还是在香港。他被李×推荐给泰信达公司董事长吴巍，因为他有香港的身份，便于在香港和澳门开展工作，可以帮助泰信达公司协调与香港创律公司的关系。

张勇的达程公司设在香港会展中心的大楼里，公司员工不多，办公面积不到100平方米，还没有徐增平的总裁办公室大。张勇的办公室就更“寒酸”了，不足20平方米，除了办公用品，没有其他陈设，与徐增平的公司相比，有天壤之别。但邵淳恰恰看中了张勇公司的朴实无华。他在张勇的办公室拍照留念，并和张勇一起聊起下一步的工作。

邵淳（左）与张勇在张勇办公室合影（张勇提供）

邵淳对张勇说：“你这里可以作为华夏的一个窗口公司。我们没有合适的人选，派不出人到港澳来，你的身份、你的经营理念、你的处事方式，很适合与华夏合作。把你的资源贡献出来吧！咱们一起干，房租费、人工费、水电费，全部由华夏提供。我宁肯把华夏的钱丢在你这里，也不丢在徐增平那里。他太铺张了，把钱放在他那里我不放心。”

泰信达公司在钓鱼台大酒店租了几个房间，作为“瓦良格”项目的办公室，有关人员开始集中办公。张勇也在那里住过一阵子。

那段时间，邵淳经常在晚上到钓鱼台大酒店和张勇等人聊天儿。邵淳对张勇说：“欢迎你到这儿来。‘瓦良格’项目是大事，目前比较隐秘，对外、对家人都不要说。大家以后在工作中慢慢互相了解，增加默契，目的是为了一个目标――把‘瓦良格’项目搞好。”

通过闲聊，邵淳与张勇之间逐步加深了了解，密切了关系，几乎无话不谈。那时邵淳就对张勇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徐增平为了搞钱，大话连天。”

“事实证明，邵总看人还是很准的。”张勇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邵总之所以被徐增平牵着走，主要是他对航母这个项目感兴趣。他太想把‘瓦良格’买回来了！徐增平把‘瓦良格’这个诱饵甩给他，算是找对了对象。邵淳对‘瓦良格’的热情，是一种爱国情怀的具体体现。”

从1998年10月份开始，张勇代表泰信达和华夏证券公司在香港负责“瓦良格”项目的对外联络和办理有关的法律文件。

1998年10月，在张勇办公室合影

左起：吴宇、张勇、吴巍（张勇提供）

徐增平的香港创律公司，看上去很气派，似乎很有实力，但邵淳看了徐增平的公司，对他更不放心了，购买“瓦良格”是一个投资巨大的涉外项目，很多事情不好把控。

在邵淳离开香港之前，徐增平回话：经请示，文件属于国家机密，不能出示。

邵淳有些不快：文件都不给我看，我怎么出钱啊？

徐增平说：领导面谈行不行？

邵淳说：行。

他以前在中国工商银行计划部当副主任，经手过一些没有正式文件、领导交办的事情，所以对这种事情见怪不怪，他问徐增平：见谁？

徐增平说：海军副司令贺鹏飞。

邵淳说：可以。

徐增平说：好，那我们联系贺鹏飞将军见你。

邵淳此时已经打定主意，如果没有红头文件或有关领导出面证实此事，他一分钱也不会出了，已借出的钱也要收回。如果徐增平所说为假，要坚决追究他的责任。

四

据《山东人》一文介绍，乌克兰对购买“瓦良格”号提出的四个条件之一就是“要提供由一流银行开出的资信证明，证明该公司在银行有5000万美金以上的存款”。1998年“农历除夕，创律集团筹集的资金全部到位，香港汇丰银行开出了5000万美元的存款证明”。

徐增平拍得的“瓦良格”号航母，中标价为2000万美元。按说，徐增平有5000万美元的存款，支付2000万美元应该轻而易举，而他却在支付了200万美元的定金之后，陷入了艰难的筹集资金的困局之中。那5000万美元的存款证明，不知道徐增平是怎么弄出来的。实际情况是，购买“瓦良格”的资金大部分来自华夏证券公司的子公司，而徐增平对外从来不提华夏证券公司，也不提邵淳的名字。

最近网上出现的一篇内容与《南华早报》的《“不幸功臣”》相似的文章《徐增平再揭瓦良格航母的秘密》（以下简称《航母的秘密》）披露，徐增平买航母的钱是国有企业中国航天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航天控股）提供的。

明明是华夏证券公司出资，怎么又扯到航天控股公司去了？这篇文章是有人授意记者这样写的？还是记者自己“挖”出来的材料？笔者不得而知。

《航母的秘密》一文披露，2004年6月，创律地产公司还和航天控股公司打了一场官司。原因是香港创律地产公司以坪洲一块41800平方米的土地作为抵押，航天控股公司“于1997年以15%年利率借给徐增平香港公司创律地产一笔3.3亿港元的两年期贷款”。“2004年6月，创律地产控告航天控股，指称航天控股仅曾向它借款2.51亿港元。双方在2007年解决了诉讼。”

按文中说，航天控股公司原答应创律地产公司借贷3.3亿港元，最后只借给2.51亿港元，少借7900万港币，就被对方告上了法庭。报道没说明这其中的利害关系，给人的感觉是：我把地押给你了，你没按答应的数字借款，是你违约，所以我要告你。

撇开这桩官司不说，单说航天控股公司已经借出的2.51亿港元，如果用来支付买航母的余款，是足够了。

据说当时港币对美元的汇率也是8.5:1，2.51亿港元可兑换3000万美元。如果真如报道所说，徐增平或者有5000万美元存款，或者有2.51亿港元贷款，都不应在资金问题上捉襟见肘，更不需要东借西借了。

尽管徐增平公开场合从来不提华夏证券和邵淳，不提隆泰源公司和吴宇，不提泰信达公司和吴巍，也不提香港达程公司和张勇。我却不能不说，如果绕过华夏证券和邵淳，绕过隆泰源公司和吴宇，绕过泰信达公司和吴巍，绕过香港达程公司和张勇，关于“瓦良格”的故事就讲不下去了。就像我不能绕过香港创律公司和徐增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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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幕后推手

第五章 幕后推手

一

1998年国庆节之后，一个星期过去了，徐增平还没有安排贺鹏飞与邵淳见面。邵淳很着急。不过有一个人比他更急，这个人就是徐增平。因为他和乌克兰方面签订的协议，购买“瓦良格”的最后付款时间是1998年10月31日，时间在一天天迫近，留给徐增平的时间不多了。

根据1998年9月12日吴巍和徐增平签订的“转股协议”第五条之规定：双方同意承让人支付第二期投资款后7日内立即成立新的董事会。

为了加快推进项目的进程，澳门创律娱乐有限公司于1998年10月10日晚20：00时，在北京钓鱼台大酒店召开新董事会成立会议，参加会议的共18人。

这次会议有五个议题：一、公司架构；二、财务及行政安排；三、业务安排；四、资金筹措；五、其他配合。

对于这次董事会，邵淳的印象比较平淡，他只记得当时参加会的人很多，乱哄哄的。开会的时候，李×、张勇、吴巍都说，既然是邵淳负责组织资金，应该让邵淳当澳门创律公司的董事长，邵淳说：“我不干这个。我华夏证券的事情多极了。”

邵淳并没有参加会议的酝酿和准备工作。“瓦良格”项目只是华夏证券公司若干个重大投资项目之一，而且是由子公司在操作，他对于去当一个澳门小公司的董事长没有兴趣。他甚至对于自己是不是澳门创律公司的董事都不是很清楚。17年后的2015年，笔者采访他的时候，他问我：“我是澳门创律的董事么？”得到我的肯定回答，他笑道，“我还真是董事啊！”

这次董事会形成一份《会议纪要》，我从这份《纪要》中了解到，澳门创律旅游娱乐有限公司董事会共有9名公司董事：

徐增平（澳门创律旅游娱乐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李　斌（北京泰信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顾问）

邵　淳（北京华夏证券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　勇（香港达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吴　巍（北京泰信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庄立祥（澳门创律旅游娱乐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徐增顺（香港创律公司董事、徐增平弟弟）

刘克先（香港创律公司董事、徐增平妻子）

梁启洪（澳门创律旅游娱乐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9名董事中，代表华夏证券公司和隆泰源公司利益的董事为4人：邵淳、李×、吴巍、张勇。代表香港创律公司利益的董事为5人：徐增平、庄立祥、徐增顺、刘克先、梁启洪。徐增平任澳门创律公司董事会主席，李×任董事会副主席。

代表华夏证券公司和隆泰源公司利益的董事中，华夏证券公司只有邵淳一人，泰信达公司占三个名额：李×、吴巍、张勇。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航天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航天控股）原副总经理陆昆来也参加了会议，不过他没有进入董事会，他的身份是“董事会主席特别助理”。

我在采访中据有关知情人介绍说，航天控股公司借给徐增平的钱无法收回，最后总经理跑到美国躲起来了，副总经理陆昆来也因此被解职，后经李×介绍进入吴巍的泰信达公司。在“瓦良格”这个项目上，陆昆来是徐增平和吴巍、邵淳之间的牵线人。他在泰信达公司只负责公司与徐增平的联系，不管其他具体业务。

这次董事会会议制订了公司的有关规定和各种制度，以保证资金的安全和“瓦良格”号航母的顺利归航。

会议决定，于1998年10月25日至31日，将“瓦良格”号航母从乌克兰尼古拉耶夫造船厂拖走。

因为华夏证券公司和隆泰源公司方面的董事中只有张勇一人是境外身份，别人无可替代，所以，与“瓦良格”项目有关的港澳事务都交由他来负责。

徐增平在会上又提出了要求泰信达公司提前支付款项之事。李×与徐增平就航母运作的时间安排实际需要资金的数额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商谈，并同意了徐增平的要求，初步商定向徐增平提前支付1.7亿人民币用于航母项目。

《会议纪要》的第四条是：“为确保航空母舰在本年10月底务必离港，争取在本年10月底之前筹措2000万美元，做公司应付款项。”

之后，李×请求邵淳同意继续给予泰信达公司借款支持。

由于涉及资金过大，邵淳提出：必须有上级领导出面证实航母项目是“国家的事”，才能继续向泰信达公司提供借款；如不能证实，前期提供的借款也必须收回。

但恰在此时，邵淳遇到了一件麻烦事：上级“联合调查组”进驻华夏证券公司。这个调查组是冲着邵淳来的。

1998年10月，也就是邵淳在北京钓鱼台大酒店参加澳门创律公司新董事会前后，有人给高层领导写匿名信举报邵淳，匿名信列举了邵淳的“九大问题”，其中涉及华夏证券自营投资、投行项目、实业投资等多方面，最要命的是信中还举报邵淳在这些业务投资项目中存在大量个人利益，严重损害了公司的经营发展。很快，一个庞大的调查组正式进驻华夏证券公司。

这次调查倒不是因为“瓦良格”项目。当时也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项目。

邵淳没有被停职，他一边工作一边接受调查组的调查。他让公司各部门全力配合，调查组要看什么就给什么。

二

李×根据邵淳的要求，一再敦促徐增平尽快安排领导人见面。

1998年10月21日晚，徐增平在国贸中心的一家饭店约见邵淳和李×。在那里，邵淳见到了海军副司令员贺鹏飞。当时在场的有贺鹏飞的夫人冯璐和另外两个随员。

“那次见面，时间很长，话题也很宽泛。”邵淳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道，“除了说船的事，还谈到日本的‘88舰队’，谈到‘银河号事件’，谈到南海形势，还谈到‘青海湖’号综合补给舰访问美国。”

日本的“88舰队”，是指日本海上自卫队机动舰队即自卫舰队。早期的“88舰队”，通常由8艘战列舰和8艘装甲巡洋舰组成。如今已经打破了这种架构，大约有30余艘驱逐舰。这些驱逐舰的吨位都比较大，武器配置也比较先进。当时中国海军的军舰吨位都比较小，贺鹏飞说，如果双方发生冲突，中国海军将非常被动。

关于“银河号事件”，是在1993年7月23日，美国以获得情报为由，指控中国“银河号”货轮向伊朗运输制造化学武器原料，并威胁要对中国进行制裁。同时，美国向“银河号”所在的国际海域，派出了两艘军舰和五架直升机。“银河号”被扣留长达三周之久。9月4日，“银河号”货轮上最后一个货箱被检查完毕，没有发现任何化学武器。“银河号”被迫中止正常航运长达33天。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商船到哪里，中国海军的军舰就应该抵达到哪里。而那时，中国军舰的航迹还没有抵达印度洋和阿曼湾。

“他要搜查你，你没有办法，只能让他搜。”贺鹏飞说，“这也是我们国家和我们海军的耻辱啊！要是能把这个航母买回来，对咱们国家、海军能起很大的作用。”

邵淳已经被贺鹏飞说得开始动心了。

贺鹏飞接着说：“我们想搞航母，真正的作用不在东海，在南海。解放台湾用不着。现在我们有能力解放台湾。我们能够保护南海，外国就不能随便在这采油。现在那里都是别人的钻井平台，就是因为海军太弱了！眼睁睁地看着被外国公司把石油开采走了，我们海军官兵看了心里难受啊！”

贺鹏飞还对邵淳说了航母在南海存在的战略意义。

贺龙元帅之子、海军副司令员贺鹏飞（选自网络）

买航母这件事，在邵淳的心里意义更重大了。

贺鹏飞还讲了1997年海军舰艇编队访美的轶事。那个编队由三艘军舰组成，两艘驱逐舰（“哈尔滨舰”和“珠海舰”），一艘综合补给舰。那艘综合补给舰就是从乌克兰买回来的。据说该舰当年是为“瓦良格”号航母配套而建造，因为苏联解体，它和“瓦良格”一样被遗弃在乌克兰，当时该舰已经建造了80％。1993年中国买来以后，经大连造船厂续建，于1996年加入人民海军序列。

这次编队出访是由南海舰队司令员王永国海军中将带队，访问了美国的夏威夷和圣迭戈、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秘鲁的卡亚俄和智利的瓦尔帕莱索四国五港，历时98天。访美期间，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对王永国说：你这补给船怎么那么大啊？和你那两艘舰，完全不成比例啊！王永国心里想：我们这是为航母做准备的。

贺鹏飞对邵淳说：把“瓦良格”买回来，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是中国海军的梦想。

邵淳说：贺副司令，我有个事一直不明白。

贺鹏飞问：什么事？

邵淳说：既然是国家想要这个船，为什么2000万美元还要民间操作？2000万美元对于国家来说，是个小钱儿啊！

贺鹏飞说：航母立项很复杂。复杂到你们想象不到的程度。

贺鹏飞告诉邵淳，买航母不同于买别的船。海军的953舰，就是几年前从乌克兰买来的，这是个远洋补给舰，钱也不多，上级很容易就批准了。买航母就批不下来。另外办这种事要有个过程，要经过方方面面的论证、研究，可是现在我们不能等啊！再等机会就错过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民间先把它买回来再说。以后批是肯定要批的，这个船国家肯定要用，但是我们现在不能等了。

邵淳问：这个“国家行为，民间操作”，有没有相关的文件啊？要办这个事，还是我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好一些。至少让我看看。

贺鹏飞说：文件是没有，我们内部掌握了一个精神，对外不要讲。

邵淳这时算是搞清楚了，徐增平说有文件，属于机密，不能出示，都是蒙他的。

贺鹏飞说：这条船我上去好几次，这个船确实好。设备基本完好，许多技术是我们没有的。我们20年之内恐怕造不出来。这个船海军肯定要，而且肯定会用上。就是将来不造航母，8台锅炉，4台主机，也可以装备两条大驱逐舰。

在邵淳看来，尽管贺鹏飞和徐增平讲的不一样，但贺鹏飞证实了，船是真的，海军肯定要。这就够了。

贺鹏飞最后说：这次是中国唯一的机会。因为以前不会有人卖给我们，以后也不会有。这是最后的机会，如果错过，我连自己都不会原谅。

后来邵淳在接受采访时告诉笔者，贺鹏飞当时很激动，甚至眼睛里闪着泪花。“我被贺鹏飞感动了，决定继续支持徐增平购买航母。”邵淳说。由于贺鹏飞主管海军装备工作，所以邵淳认为徐增平“代表国家”暗中购买航母的行为已得到证实。

我问邵淳：你是否知道当时中央高层对航母问题的态度？

邵淳坦言：不知道。如果知道，我也不会那么冲动了。

那次与贺鹏飞见面，邵淳决定了“瓦良格”号航母的命运，也决定了自己的命运。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邵淳向贺鹏飞表态：贺副司令，你放心，我会尽快把款项凑齐，绝不会影响“瓦良格”启航。

贺鹏飞很受感动，郑重地站起来向邵淳敬了一个军礼：航母回来后，我为大家庆功！

贺鹏飞与邵淳的这次会面，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面。贺鹏飞从1996年5月8日创造性地提出“香港老板把航母买回来”的思路，到亲自出面为“瓦良格”项目做推手，他所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也许双方当事人并没有意识到其意义有多大，但事实证明，如果没有这次会面，很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辽宁舰”了。因为在当时情况下，错过了邵淳，徐增平未必能找到像邵淳这样“愿者上钩”的人了。历史往往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很普通的事情，却能改变历史的走向。

三

见过贺鹏飞，邵淳心里踏实多了。他后来曾对朋友说过这样一句话：贺鹏飞一句话，胜似红头文件！

不过邵淳心里也不是一点疑问没有。有一次他问徐增平：“总参有关领导说的和海军领导说的不一样，怎么回事？”

徐增平说：你知道什么叫秘密工作么？秘密工作就是知道也不能跟你说！

邵淳想想，也是。

此前徐增平虽然说了一些假话，邵淳也将其理解为徐增平想把这件事做成，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也就不再深究。

邵淳让吴宇继续筹措资金。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他特别交代吴宇：隆泰源公司属于国企，只出钱，不出面。

吴宇按照邵淳的指示，将隆泰源公司的资金转给泰信达公司，再由泰信达公司转给徐增平香港创律公司在深圳的办事处。

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以民间公司的面目出现，以免露出隆泰源公司的“蛛丝马迹”，给别人以“口实”。严格说起来，这属于违规操作，后来邵淳本人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一切照章办事，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辽宁舰”了。

如果在上级调查组进入公司以后，他畏首畏尾，就此停止参与“瓦良格”项目，自然也不会有后来的“辽宁舰”了。关于此事，不是没有人劝阻过他，可他仍然“一意孤行”。

华夏证券公司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刘素红是邵淳手下的一名精明强干的女将，她作为资产管理部总经理，知道公司所有资金和项目的事情，平时邵淳是不瞒她什么事儿的。1998年10月下旬的一天，她到邵淳办公室汇报工作。当她汇报完工作，正准备转身离开时，邵淳把她叫住了，对她说：“有个事，我想跟你说说。你可千万千万不能告诉第二个人。”

刘素红暗想：什么事情这么慎重？当时调查组刚刚进驻，全公司上下笼罩在一种紧张的气氛之中，她理解邵总，此时谨慎一点是必要的。

邵淳说：“我买了一艘船，乌克兰报废的航母‘瓦良格’，让吴宇办的。”

刘素红很吃惊，不由得问：“这个事情办到什么程度了？”

邵淳说：“前期的钱已经付了8000万，但是后期的钱，包括拖船，都是问题。”

刘素红说：“在检查组在的时候，你这么干是有风险的。”

邵淳点点头说：“我知道。可是这个事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刘素红问：“你为什么要干这个事？”

邵淳就把海军副司令贺鹏飞讲过的那些话说给刘素红听，也讲到上半年“印尼排华事件”对他的触动，说起当时看电视新闻播报“印尼排华事件”时的情景，他说：“如果有这么一艘大船的话，咱们至于这么受气么？”

刘素红惊叹道：“邵总啊！你是热血青年啊！只有热血青年才有这种冲动。这事该你去想么？咱们做好自己的事儿就行了！”

邵淳摸摸自己的脸说：“是不年轻了哈！不过这个事还是要做。目前的想法是，先以澳门赌船的名义搞，很快就会拖回来，只要船拖到香港，咱们就可以把这个钱还上。”

事已如此，刘素红只好说：“香港方面需要我做什么的话，尽管说。”

邵淳说：“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因为这个项目是要吴宇操作，融资也是吴宇去融，我觉得让你完全不知道不大好，吴宇是你的副手，希望你给他提供一些方便。”

刘素红说：“我知道了。”

1998年10月23日，徐增平给泰信达公司传来“瓦良格”号航母拖船工作的具体安排。徐增平说，只要资金有保证，他负责11月中旬就能拖船。

鉴于此，1998年10月29日，吴宇又给北京泰信达公司转去1.5亿元人民币。加上前期转去的8000万人民币，华夏证券的隆泰源公司已经为这个项目投资了2.3亿人民币。

泰信达公司根据事先与徐增平协商的方案，留下500万元作为项目运作经费，给香港创律公司深圳办事处转去1.45亿元人民币，共计2.25亿人民币。

我拿到一份《关于根据转股协议支付给徐增平款项的细目》，内容如下：

1998年8月11日1000万，汇票号002998××

1998年8月27日1000万，汇票号000008××

1998年9月18日3000万，汇票号011611××

1998年9月28日3000万，汇票号011613××

1998年10月29日2500万，汇票号008737××（同日汇出4票）

3000万，汇票号008737××

5000万，汇票号008737××

4000万，汇票号008737××

（以上8张汇票是以“北京泰信达科技公司”开出，资金由华夏证券公司支付）

从这张细目表上可以看出，邵淳是在10月31日之前就把款项凑齐了。一共是2.25亿人民币，当时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是1:8.7，2.25亿人民币约折合2600万美元。加上徐增平预缴了200万美元，一共是2800万美元，徐增平购买“瓦良格”的价格是2000万美元，加上租赁拖船、过土耳其海峡等杂七杂八的费用，2800万美元足够用了。

除此之外，吴宇根据邵淳的指示，又给泰信达公司转去5000万人民币，存在泰信达的账户上，以备急需。

邵淳为了让张勇全面掌握境内外运作情况，使他在有关单位都能有话语权，特意安排他在海南隆泰源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任董事，足见邵淳对他的信任。他也确实没有让邵淳失望。

让邵淳失望的，是这个项目的“前期参与者”――徐增平。

四

徐增平与乌方约定的最后付款时间是1998年10月31日。徐增平对邵淳说：过土耳其海峡、过苏伊士运河都联系好了，只要购船款一到黑海造船厂，“瓦良格”11月初就可以启航。

华夏证券公司已经按时把购船款汇出去了，徐增平那边却悄无声息。邵淳很着急，吴宇也很着急，2.3亿人民币，这可不是个小数字，千万不能出问题啊！

另外，按照徐增平与黑海造船厂签订的中标协议，从11月1日起，如果“瓦良格”不能按时离开船厂码头，就要每天缴纳5000美元的停泊费；如果不能按时付清买船的尾款，还要按规定的比例支付滞纳金。

“瓦良格”为什么没有动静啊？邵淳四处打听消息。那段时间，徐增平经常和与他有债权关系的人拿“瓦良格”说事：我徐增平连航母都买得起，不差钱儿啊！于是，徐增平购买乌克兰报废航母的消息在外界传得沸沸扬扬，有的媒体煞有介事地把“瓦良格”航母与中国政府联系起来。

所有这些事情，都是邵淳不希望看到的。

1998年11月5日，邵淳、李×、吴巍、张勇等人一起商量应对措施。

邵淳说：看来“瓦良格”的事情不公开不行啊！

张勇问：你有什么想法？

邵淳说：有人提出来，应该尽快对外宣布，这个事不是徐增平一个人干的。对外不能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

张勇问：用什么方式宣布？

邵淳说：在香港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你去搞。只有你的身份可以随便出入香港，你作代表最合适。你以澳门创律公司董事的身份向外界澄清一个事实：购买“瓦良格”是澳门创律公司的民间商业行为，不是大陆官方行动；另外可以给徐增平造成一点压力，让他赶快把航母拖回来。

李×和吴巍、张勇都说这个主意好。

张勇回到香港，把邵淳要开新闻发布会的事情对徐增平说了，徐增平当即表示同意。张勇事后分析说：“不排除徐增平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外界宣传他的公司购买了航母。航母一动，就有钱了。”

1998年11月10日，张勇和徐增平一起在香港国贸中心召开了“澳门创律旅游娱乐有限公司航母归航新闻发布会”。

“瓦良格”号航母归航新闻发布会，张勇代表澳门创律公司答记者问

左起：梁启洪、张勇、徐增平、香港议会议员（张勇提供）

在新闻发布会上，徐增平和张勇向媒体宣布了“瓦良格”的航行计划，回答了媒体的提问，当场展示了“瓦良格”将来用于商业目的的图纸，介绍了具体设计内容。

张勇和徐增平还接受了路透社、BBC、CNN等媒体的专访。一共有二十几家中外媒体的近百名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并进行了报道。香港《文汇报》的标题是《澳商购航母推动旅游》，台湾《中国时报》的标题是《航空母舰变身海洋娱乐城》，香港《苹果日报》还刊登了《构思中的海洋娱乐城》示意图。

当时所有媒体报道的主题，都是“航母变身娱乐城”。时隔13年之后，据《济南时报》2011年9月30日发表的《山东人》一文提到的这次新闻发布会，又多了一个新的版本：

1998年11月11日，新华社香港分社曾以《徐增平表示购买前苏联航母服务国家》为题刊发消息，文中说：“创律集团主席徐增平向记者表示，一旦国家需要，我和创律将毫不犹豫地向国家献出这艘航空母舰，为国家服务。这才是我的最终目的。购买这艘航母的目的是‘以商业行为之名，行服务国家之实，希望对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有所贡献’。”

这段文字随即被各媒体广泛引用。后来，我在《瓦良格迷局》一书中看到了这篇“新华社香港分社”消息的全文。认真研读之后，我对这篇文章的真实性产生了疑问：

一是内容与事实不符，比如“创律在购买这艘航空母舰时，已经购得它的全部30多万张设计图纸，这将可以为中国未来建造航空母舰争取时间。只要国家需要，创律可以随时提供这些图纸”，而我知道，他“已经购得”图纸的说法不属实。

二是内容与当时中央的精神不符，比如“购买这艘航母的目的是‘以商业行为之名，行服务国家之实，希望对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有所贡献’”，当时中央的态度是不搞航母，在1995年底就已经明确了。这段话即便真是徐增平说的，新华社记者也不该这么写；即便是记者这么写了，社长、主编也不该这么签发。

为了把此事搞清楚，我到网上去查这篇“新华社消息”的出处，大部分和《济南时报》一样，用的都是“新华社香港分社曾以《徐增平表示购买前苏联航空母舰服务国家》为题刊发消息……”这种句式来表述。最后我在“加拿大华人网”上找到一则消息《网络报料：港商徐增平购前苏联航母服务国家》，其中有“新华社香港分社”那则消息的全文，而上网时间是“2009-12-09”。

……

徐增平买“半成品”的航母，名义上是搞“娱乐城”、海上酒店，其实他另有打算。1998年11月11日（第445期）《内参》，全文如下：

《徐增平表示购买前苏联航空母舰服务国家》

（“内参”正文略，参见本书附录一：《本书正文中涉及的有关文件》之二《不合时宜、内容虚假的“内参”》）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不是公开发布的消息，是新华社的“内参”。我看过新华社的《内部参考》杂志，平时人们习惯简称为“内参”。那些“内参”的文字，一般都是内容翔实、言简意赅，概括性较强，而这篇“内参”则差点火候，其中有很多常识性错误和虚假信息。我曾经怀疑这个“内参”是假的，后来我从原总参二部某局长那里查到了这份“内参”的原件，它居然是真的！我猜测，这个“内参”的稿子是徐增平的“刀笔吏”所写，不过是用了新华社记者的名义而已，恰巧“内参”的值班编辑并不了解当时中央高层对待航母的态度，所以就稀里糊涂地发出来了。因此我说这是一篇“不合时宜、内容虚假的‘内参’”。

另外，那篇“内参”还有这样一段文字：

“当然还有一个意义是经济意义。”徐增平说，现在国家国力还有限，在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的方针下，军费也相当紧张，因此要让国家一下拿出上亿美元去购买“瓦良格”号，经济压力很大也不合算。现在创律投资8000万美元买到了实际造价已经超过10亿美元的“瓦良格”号，对国家的经济意义显然也是相当可观的。

“瓦良格”的中标价是2000万美元，6个月后，徐增平与泰信达公司合作时已上升到6000万美元，又过了不到1个月时间，徐增平竟然把投资数额说成8000万美元了。而那“实际造价超过10亿美元”的数字是怎么来的，只有鬼知道。

纵观徐增平后来的所作所为，人们不能不怀疑，他早在1998年11月就为日后向国家要更多的钱埋下了伏笔。

五

“澳门创律旅游娱乐有限公司航母归航新闻发布会”弄得动静挺大。发布会之后，徐增平也确实开始了行动。他告诉邵淳等人，他租了荷兰ITC公司一条9000匹马力的远洋拖船，正从大西洋驶往黑海造船厂。

虽然这个消息比原定的11月1日启航延后了一个来月，但毕竟开始有动静了。邵淳等人每天都在关注这条拖船的消息。在钓鱼台大酒店泰信达公司的办公室里，有一张世界地图，每天有人根据徐增平公司通报的荷兰拖船航行的距离，在地图上标注一个红点。那些日子，邵淳不论多忙，一下班就会赶到钓鱼台大酒店，去观看那个每天移动一点的红色坐标。明明知道拖船要航行十多天才能到达黑海造船厂，他还是忍不住天天去看，和大家一起分享航母即将归航的喜悦。

可是，拖船到达黑海造船厂以后，红点就停在那里不动了。怎么回事？过了一周，邵淳忍不住了，让人打电话催。徐增平说：快了快了！

又过了几天，还不动，邵淳就亲自打电话问徐增平：船怎么还不动？

徐增平说：情况可能有点变化，乌克兰那边要加钱。

邵淳一听，愣住了：加钱？加多少？

徐增平回答：还没说。

邵淳问：你估计加多少才行？

徐增平说：弄不好，不少于一个亿（人民币）吧！

邵淳说：哎，不对啊！给你的钱不是足够了么？

徐增平说：原来以为是够了，可是现在……

邵淳接着问：有文字的通知么？

徐增平说：现在还没有。

邵淳说：那就等有了文字的东西再说吧！

邵淳不解，按照国际惯例，签了协议就要执行，哪有坐地涨价的道理？他要看书面通知，因为什么加钱，总得有个理由啊！原来的协议签得很规矩，按说不该出这种另外加价的事情。

又过了几天，乌方还没有书面通知，船也不动。这时邵淳的心理感觉不好。在此之前，尽管邵淳在徐增平“钓鱼”的问题上对他有些看法，但考虑到买航母是件好事，特别是在贺鹏飞出面谈话以后，邵淳对徐增平的买船项目采取了积极支持、全力配合的态度。可航母归航的日期一拖再拖，徐增平又继续要钱，邵淳开始对他越发警惕了。

年底将近，按着公司管理规定，这时都要把公司的账目理一理，清一清。邵淳对吴宇和吴巍说：通知徐增平，年底该对账了，让他把与“瓦良格”有关的账目报过来看看。

徐增平反馈的信息是，他要先清理一下。

1998年12月下旬的一天，徐增平请张勇到他的公司去一趟。

张勇到了徐增平的公司，徐增平拿出一包材料给张勇，这是一些开支的单据，徐增平让张勇报送北京。

张勇一看，在各种单据中还有一个清单，其中“顾问费”1696万美元，“公关费”430万美金，“行政财务费”871万美元。三项费用总和为2997万美元，当时相当于2.3亿人民币。

张勇有些吃惊地说：“费用这么大？”心里话：这也太不靠谱了，比买“瓦良格”的钱还多！

徐增平说：到处都得花钱啊！

张勇说：我可以往北京报，但我觉得北京不会认。

其中的所谓“顾问费”，列出一些专家名单，这个20万，那个30万，没有任何票据，这些专家谁去查啊！报表上还有一块36万的卡迪亚女式手表，徐增平说是送给一位将军夫人了，鬼知道他送给谁了，再说这和航母有什么关系？

张勇把材料报送北京，邵淳看了很生气，华夏证券的隆泰源公司给泰信达公司转去2.3亿人民币，泰信达给徐增平汇去2.25亿人民币，现在徐增平拿来一个2.3亿人民币的账单，他是要用这2.3亿人民币去冲抵华夏证券公司那2.3亿人民币啊！

邵淳对张勇说：不对，不是这个。这跟船没关系。就要他给乌克兰汇款的底单。你告诉徐增平，别耍这种小聪明！我们不予认可。

邵淳此时的处境很不好，正在接受上级调查组的调查，本来指望“瓦良格”项目能够顺风顺水，没想到徐增平不断给他添乱。他甚至怀疑，是不是徐增平听到了什么风声，故意趁机浑水摸鱼？邵淳对徐增平的看法越来越糟。当初的那点好印象都被他破坏掉了。

张勇没有把邵淳的原话转告徐增平，怕两人之间伤了和气，只是比较婉转地说：华夏证券认为，这笔开销太大，无法认定。

徐增平无奈地摇摇头说：那也不能让我自己扛啊！咱们现在都是一条船上的人。

张勇当时没明白他的意思，后来的一系列事实证明，徐增平当时的潜台词是：你们不认账，咱就一起熬吧！

在此之前，吴巍作为泰信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多次建议李×对支付给徐增平的资金进行监督使用，防止徐增平不按协议规定用款，造成项目风险。李×并没有采纳吴巍的意见，致使资金失控，为日后徐增平不按协议规定用款留下了隐患。

到了1999年初，徐增平仍以资金有缺口和他正在筹集资金为由，迟迟没有“瓦良格”启程的消息。吴巍多次催促徐增平尽快拖船或来北京说明情况，李×也督促陆昆来给徐增平施加压力，可是，徐增平既不来北京，也没有拖船的举动。邵淳作为出资人也十分着急，催问张勇怎么回事，张勇就去催徐增平。

张勇来到徐增平的办公室，对他说：老徐，“瓦良格”怎么还没动啊？

徐增平对他比较客气，就说：老哥，我现在缺钱啊！你替我跟邵淳说说，再给我90万美金，我就能动了。

张勇非常不解：华夏之前给你的那些钱呢？

徐增平说：原来没想到花钱这么多，租拖船要花钱，疏通各种关系要花钱，哪里都需要钱啊！

不能说徐增平的话没道理，但也不能全信。张勇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办，不给他钱，航母动不了，给他钱，就能保证航母会动么？前期华夏证券公司给徐增平打款，是通过泰信达公司办的，张勇没经手，具体数字他不知道，不过他听说数额很大，按照当时的汇率，也有二三千万美元了。

张勇说：徐总，不能再拖了，再拖，你的信誉就没有了。你先把“瓦良格”搞定，“瓦良格”一动，你再有什么困难，我们在北京找人帮你。华夏证券是大户，借钱不难。一两个亿，无所谓啊！

徐增平点点头，若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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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出击避险

第六章 出击避险

一

“瓦良格”迟迟没有动静，吴巍心里越来越不踏实。吴巍建议李×立即想办法完善收购澳门创律公司股份的法律手续，李×却说，法律手续不重要，我有办法控制徐增平。吴巍心里很着急，暗中将情况向邵淳和吴宇做了通报。他们三人经过商量，一致认为，为了控制资金风险，一定要先完善收购澳门创律公司股份的法律手续，再想办法从法律上控制徐增平。

吴巍也曾多次建议李×立即召开董事会，对前期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不完善处进行补充。并迅速采取措施，完善收购澳门创律公司股份的法律手续。李×让陆昆来负责办理，但一直未见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吴巍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便不再一味忍让，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与李×和陆昆来发生了分歧和争执。李×一看吴巍开始“不听话”了，就多次告诫吴巍说：航母项目是我介绍的，资金是我的朋友支持的，泰信达公司有今天这么好的局面，完全是我的功劳，你按照我说的做，出了事我负责。

然而李×的所作所为，却让吴巍对他的言行产生了怀疑。他经常言行不一，日常花销过大，要求以个人名义购买别墅，还违反财务规定，打着“项目需要”和“为领导办事”等旗号，提走巨款存入个人账户，等等。

为了稳定局面，推进工作进展，吴巍没有急于行动，只是暗中向吴宇通报了一些情况，让吴宇想办法对李×施加压力。

在吴巍的建议下，邵淳和吴宇都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澳门创律公司董事会，讨论一些重大问题，因此李×让陆昆来通知徐增平来京开会。1999年2月7日，澳门创律公司董事会在北京钓鱼台大酒店召开，徐增平、李×、张勇、吴巍、庄立祥等董事出席会议，陆昆来、吴宇等列席会议。

董事会讨论通过了几项决议：

一、徐增平在1999年2月9日前向泰信达公司和澳门创律公司董事会提供关于“瓦良格”项目2.3亿人民币（其中包括留在泰信达公司做北京办公费用的500万人民币）资金运作及支付情况的详细资料，包括各项支出的银行对账单，收、付款凭证、合同及剩余款项。

二、有必要对澳门创律公司的正规化运作做出实质性的安排，必须尽快签署并确认一系列符合香港、澳门地区法律的公司文件，组建公司机构，确定公司章程，明确公司的法律地位，为“瓦良格”号航母抵达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三、对存放在香港创律公司账上的购船资金尽快转移到澳门创律公司的账号并进行双控管理，由双方股东指定专人共同监控所有资金的开支，每月须定期向董事会汇报资金使用计划，报送财务报表。10万美元以上开支，须报经董事会批准。

四、尽快解决资金缺口。

五、责成徐增平立即赴乌克兰并签署有关协议。

六、今后澳门创律公司一切与“瓦良格”号航母有关事宜，均应规范操作，提高透明度以降低风险。

七、对前期股权转让协议做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并立即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予以规范。

应该说，以吴巍为主导召开的这次董事会，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围绕“瓦良格”项目存在的问题，做了全面的梳理，并制定了相关的措施，如果能以此次会议精神向前推进，这个项目就不会再节外生枝了。

可是，对于那些完全不想按规矩出牌的人来说，仅仅依靠一纸董事会决议，是很难达到预期目标的。

邵淳没有参加2月7日的董事会。会后，吴巍和吴宇向他汇报了会议的情况。他说：“如果能够按照决议执行就好了。我觉得不能太乐观。”他没说“不能太乐观”的原因，但是吴巍和吴宇心领神会，通过半年多来的接触，他们已经比较了解徐增平的为人了。

董事会决议还要求，徐增平要在1999年2月9日以前提供有关“瓦良格”项目的财务资料，徐增平以各种理由进行拖延，没能按时提供。

因为转给徐增平的2.25亿人民币都是吴巍经手的，所以邵淳就让吴巍去催徐增平，吴巍给徐增平打电话，徐增平继续支支吾吾。他的这种行为，让人更加怀疑他在“瓦良格”项目中搞了什么名堂。

据邵淳回忆，1999年的春节，北京特别冷，他心里也特别冷。因为“瓦良格”的事情，邵淳的这个节也没过好。春节刚过，节日假期还没结束，邵淳就把吴巍和吴宇叫到了北京钓鱼台大酒店“瓦良格”项目办公室，一起研究“瓦良格”的事情。

吴巍首先提出：可能要出问题，要出大问题。

邵淳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大过节的，就把吴巍和吴宇叫出来开会。

邵淳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对于搞金融的人来说，最忌讳的事情就是对资金不能把控。2.3个亿，现在被一个不讲诚信的人拿去了，操纵权在他手里，他又不如实给你提供情况，只能被他牵着鼻子走，不知还要投几个亿进去，这个风险太大了！”

邵淳接着说：“这件事是秘密进行的，在公司里面是不公开的，没有经过公司领导集体讨论，完全是个人决定。当初要是知道这件事会拖这么长时间，我就会慎重点儿了。如果钱没了，船也没了，可就没法交代了。”

更让邵淳感到窝囊的是，徐增平利用了他们的爱国心，并把这种神圣的爱国心给亵渎了。

“我记得那天从钓鱼台大酒店出来，寒风刺骨，心情也非常沉重。”邵淳回忆说。

节后一上班，邵淳就给张勇打电话说：你去催徐增平，看看他给乌克兰汇了多少钱。我要看徐增平给乌克兰汇款的底单。我怀疑他把买航母的钱挪用了！

张勇去找徐增平。张勇说：徐总，买航母的钱是华夏出的，你不给人家看看账目不好吧？你也不要给我，你直接发到北京去。

又过了几天，徐增平终于派人把一大包财务资料送到北京。邵淳就让吴巍负责审查。吴巍花了几天时间，对徐增平提供的资料进行认真梳理，发现其中有一大批票据是伪造的。财务报表、往来账目、银行对账单等，一般人看不懂，吴巍是中央金融学院的优等生，毕业后一直从事金融工作，阅读那些“天书”般的资料简直小菜一碟。经吴巍核实，泰信达汇给徐增平的2800万美元，徐增平只付给乌克兰黑海造船厂1000万美元，另外1800万美元去向不明。

邵淳听到这个消息，大怒：太过分了！这个人的良心坏了！没有底线了！

在此之前，邵淳认为徐增平是在为国家买航母，又有庄立祥监督，他不敢胡来，因此没有对他进行财务监督。没想到他竟然大笔挪用买航母的钱！

邵淳打电话问徐增平：钱哪去了？

徐增平说：那些钱虽然没有回到黑海造船厂，但是都用在这个船上了。

邵淳当然不会相信他的这番话，可也拿他没有办法。

航母迟迟拖不回来，邵淳的心理压力最大。据吴宇回忆，邵淳曾私下对吴宇说：听说徐增平在外面欠了很多债，如果他把航母抵押出去，我们就一分钱也要不回来了，那我就死定了！

当时邵淳的思想斗争很激烈，他想给贺鹏飞打电话问问，徐增平买航母这个项目到底是怎么回事？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没有打这个电话。

2015年5月17日，邵淳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后来我发现，徐增平根本没有能力把航母弄回来，就是想利用这个项目到处骗钱！

张勇在一旁解释说：他欠了别人很多钱，是想利用航母这个大平台来忽悠一些人，再借钱，拆东墙补西墙。他喜欢讲派场，也是想让人觉得他很有钱，不要担心还不了钱。

2015年5月17日，作者采访邵淳、张勇时合影

左起：李忠效、邵淳、张勇（王守范摄影）

二

“瓦良格”号航母迟迟不能启航，邵淳和吴巍、吴宇等人在积极研究对策，李×却打起了自己的算盘。

一天，李×突然神秘地对吴巍说：吴巍，“瓦良格”的事可能要砸，你赶紧跑！

吴巍感到很奇怪：“瓦良格”搞砸了，我为什么要跑？

李×说：你把华夏公司的钱弄没了，事又没办成，如果告你一个经济诈骗，可就麻烦了。

吴巍当时年轻，只有29岁，但他不是等闲之辈，不是被人一吓唬就晕头转向的毛头小伙。尽管“下海”时间不长，却也是个“老江湖”了。

他曾就职于北京华阳金融租赁公司，是公司最优秀的员工，26岁就被提升为处长。他的性格天生不安分，1997年，他辞职下海，成立了北京泰信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因为他在社会上的朋友多，不久他就通过朋友结识了李×，李×又介绍陆昆来“入伙”，于是就有了“瓦良格”这个项目。

现在，项目搞起来了，公司有钱了，李×在这个时候劝吴巍走。

吴巍心想：公司是我开的，当初是我收留了你们，现在却要反客为主，要把我挤走！

年轻气盛的吴巍决定主动出击，揭露李×的真面目。

一天晚上，吴巍找到吴宇，对他说：吴总，跟你说个事。

吴宇看到吴巍神情严肃，预感到此事严重，就问：什么事啊？

吴巍说：老李挪用买航母的钱。

吴宇“哦”了一声，并没感到意外。他知道“老李”是指泰信达公司的“太上皇”李×。

李×是甘肃人，50来岁，没多少文化，“江湖”上关于他的传言很多。据说他是从五台山下来的“散仙”，懂“法术”，会算命，会看风水，在北京高层有很多关系，也是很多房地产公司老板的座上宾。

在“瓦良格”项目之前，泰信达没有多少业务，吴巍和李×相安无事。泰信达接手“瓦良格”项目之后，公司开始有钱了，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两人都想抓住公司的话语权，于是矛盾出现了。李×和吴巍都在吴宇面前反映过对方的问题，李×说吴巍办事能力不行，吴巍说李×整天“装神弄鬼”。吴宇不想介入他们的矛盾，一般不表态。不过他开始留心泰信达公司的事情了，并发现了不少问题。

后来吴宇渐渐觉得泰信达公司的情况有点要失控，他正在考虑怎么处置这些事情，吴巍主动找上门来“举报”李×了。

吴巍拿出一沓票据说：这是李×挪用公款的证据……

吴宇说：既然这样，咱俩一块儿去找邵总汇报一下。

二人来到邵淳家附近的燕山大酒店，把邵淳约出来，向他汇报了李×的问题。本来买航母的钱是隆泰源公司出的，吴宇是隆泰源公司的法人，他完全可以自行处理此事，但他考虑李×和邵淳关系很好，这个项目又是邵淳亲自抓的，不能撇开老板自己处置。

邵淳听了吴宇和吴巍的汇报，开始还有点不太相信，吴巍把证据拿出来了，是李×私人存款的证据。邵淳看了，一脸茫然。

邵淳用征询的口吻问吴宇道：那怎么办啊？

吴宇说：这个事儿，我来处置吧！

邵淳说：买航母的钱，不能挪用啊！不能公款私用啊！

吴宇说：那成，我知道了。说完，就带着吴巍走了。

吴宇当时的心理压力比较大，他是隆泰源公司的法人，是第一责任人，如果这个项目失控，他要承担主要责任。

三

吴巍向邵淳揭发李×的目的是想借助邵淳的力量，把李×从“瓦良格”项目上赶走。但是邵淳有自己的想法，他要从大局出发，权衡利弊。邵淳认为，李×有李×的问题，但也有他的优势，那就是徐增平怕他，他可以降住徐增平。李×经常讲，他是有“背景”的人，他有能力控制徐增平。华夏证券公司的2.3亿人民币被徐增平拿走了，华夏证券公司手里什么东西也没有，连澳门创律公司的49%的股权也没有落实，如果把李×赶走，当年才29岁的吴巍能降住徐增平么？

另外李×也曾在邵淳、吴宇、张勇面前说了不少吴巍的坏话，为挤走吴巍做舆论准备。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邵淳、吴宇、张勇对吴巍的话也是半信半疑，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那就是泰信达公司应派人立即在香港成立公司，为收购澳门创律公司股份做准备。考虑到张勇在香港、澳门地区社会关系广，特别是与澳门赌王何鸿燊的关系密切，对航母到澳门后的商业运作有利，于是决定由泰信达公司派人收购原张勇控制的香港达成公司，并以达成公司代表泰信达公司收购澳门创律公司49%的股份。

1999年3月中旬的一天，在邵淳、吴宇等人的敦促下，泰信达公司召开了收购达程公司及确定股份划分的会议。

由于达程公司股份的划分是泰信达公司内部的事，邵淳和吴宇等人也不便出面进行协调。吴巍已经看出，事情拖得太久，在法律手续不完善的情况下，可能造成项目无法进展、资金失控的巨大风险。为稳定局面，尽快以达程公司名义完成收购澳门创律公司股份的法律手续，吴巍只好被迫在会上宣布退出航母项目。

会后，李×又劝吴巍不要退出航母项目，他对吴巍说：如果跟我一起干，保证能挣大钱。离开我是不会有前途的。

吴巍心里很清楚，李×是想让泰信达公司继续与他合作，以达到让泰信达公司继续承担对隆泰源公司的所有债务，而以李×控制的达程公司占有澳门创律公司49%股份的目的。

吴巍坚决表示结束合作。

吴巍和吴宇经过友好协商，决定将泰信达公司与“瓦良格”项目相关的债务，全部转到香港达程公司。吴宇说要给吴巍留一大笔现金，吴巍没要。在股权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吴巍担心这笔钱以后会给他带来麻烦。他当时就预感到，“瓦良格”项目后面的麻烦不会少。但是他表示，他会积极配合吴宇完善法律手续。

1999年3月21日，徐增平来到北京，一共签了三份文件，第一份是北京泰信达公司与澳门创律公司的补充协议，说明将泰信达名下的49%股权转到香港达程公司；第二份是北京泰信达公司、香港达程公司、澳门创律公司三方签订的协议；第三份是澳门创律公司收到北京泰信达公司2.3亿元人民币汇款的证明。

为了工作需要，李×、吴巍和张勇在吴宇的监督下，签署了达程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由李×持有达程公司90%的股份，吴巍个人持有达程公司10%的股份。吴巍声明，持有股份可以，但不要任何利益，挣多少钱与本人无关。

在隆泰源公司要求控制资金风险的情况下，李×、吴巍同隆泰源公司签订了承诺书。这个承诺书实际上是放弃了达程公司的决策权。

至此，在李×控制下的泰信达公司结束了参与航母项目的前期运作，吴巍与李×、陆昆来在泰信达公司的合作也同时结束。

吴巍签完这几份文件，感到心里轻松了很多。

四

吴宇心里清楚，在“瓦良格”项目上，最难控制的还不是李×，而是徐增平；这就要通过李×，遏制徐增平，免得徐增平那边再出问题。他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赶紧把澳门创律公司49%的股份拿过来。按照澳门的法律，仅有协议书是不行的，还必须到澳门的律师楼去，在律师的见证下办理股权变更手续。这个事得由李×去催徐增平赶紧办，不然一旦出事，钱付出去了，华夏证券公司手中什么东西也没有，那他的责任就大了。

一天，吴宇去见邵淳，邵淳问他：“那个事，怎么样了？”

吴宇说：“我想引而不发，借力打力。”

邵淳问：“怎么个打法？”

吴宇说：“我们现在很被动，股权不在我们手里，钱撒出去了，项目不知进展如何，我还不能公开出面，所以只能让老李去压徐增平，目的是把49%股份过户到达程公司，光签张纸没有用啊！得到律师楼去办理相关法律文件。”

邵淳无奈地说：就按你的想法去干吧！

1999年3月底，吴宇、吴巍、李×和隆泰源公司的律师赵洋一起去香港，准备先办理收购达程公司的法律手续，再同徐增平商谈办理澳门创律公司的股权转让手续。到了深圳，吴宇见到徐增平，才得知赵洋律师的港澳通行证没有办下来。吴宇很生气：“我的律师不去，我去香港干什么啊？”吴宇和徐增平之间产生了误会，吴宇以为是徐增平故意不给办的。

因为不能按计划出境，吴宇等一行4人只好在深圳的酒店住了下来。这时吴巍从吴宇处了解到，办证的事情是吴宇交代李×去办的，吴巍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就建议吴宇去找徐增平谈谈。这一谈，还真发现了很多问题，把吴宇吓了一跳。什么事呢？

李×曾对徐增平说：邵淳进过秦城监狱，是我找了中央最高领导，把他救出来的，邵淳听我的，你谁的话也别听，别听吴巍的，别听吴宇的。李×还说，吴巍退出时提了很高的条件，要2000万港币的利润，让徐增平将钱汇入他指定的账户，等等。

赵洋律师的港澳通行证不是徐增平不给办，是李×没通知徐增平。

吴宇恍然大悟：原来是李×不希望吴宇带律师去香港。

吴宇对吴巍说：李×希望我们去不成香港，怕我们与徐增平接触后，暴露了他的所作所为。吴宇感到好笑，这种小把戏也太小儿科了！

在如此紧要的时刻，李×完全置航母项目风险于不顾，仍在打自己的小算盘，人为制造麻烦，为自己捞利益。

李×的劣行暴露后，吴宇彻底改变了对李×的态度。第二天，吴宇飞回北京，将李×的情况向邵淳做了汇报。邵淳说：我什么时候进过秦城监狱啊？李×这人说话也太不靠谱了！

邵淳认为，徐增平的话虽然不能全信，但也不能不信。徐增平复述的那些话确实像李×说的。

邵淳和吴宇商量决定，对达程公司的股份进行调整，暂以吴宇的名义代表隆泰源公司占有达程公司60%的股份，李×占有20%股份（是信托股份，目的是为了不让他逃脱责任），吴巍占有20%股份（也是信托股份，为了配合工作需要），实际股份都在吴宇代表的隆泰源公司控制下。

不久，香港达程有限公司正式成为华夏证券公司全资子公司。吴宇任董事长，张勇任总经理。办公地点和公司人员不变。吴宇是海南隆泰源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办公，公司主要业务均由张勇坐镇香港进行处理。

自从1998年8月张勇参与“瓦良格”项目之后，便逐步减少了达程有限公司的其他业务。原公司的全体员工在张勇的率领下，全力以赴地打理与“瓦良格”项目相关的业务。

五

自从发现泰信达公司出现分裂之后，邵淳就开始调整“瓦良格”项目的运作思路了。他觉得泰信达这样的民营公司容易出事，于是他准备“另起炉灶”－－选一家可靠的公司来运作“瓦良格”项目。邵淳为选择“可靠的公司”设定了三条标准：一是能对“瓦良格”项目进行操作的，二是公司领导人是正派的，三是应该是有军方背景的。

最初华夏证券公司与徐增平的分工是，华夏证券公司负责提供资金支持，徐增平负责把“瓦良格”拖回来。现在把徐增平踢开了，邵淳不得不考虑怎么把“瓦良格”拖回来的问题。如果事先不把关系理顺，将来“瓦良格”回来了，入关都困难。澳门港口水深只有6米，“瓦良格”吃水超过10米，根本进不去。要进入大陆港口，必须要把入关手续办好。华夏证券公司是不方便出面办理此事的。因此邵淳觉得，找一家有军方背景的公司来操作，将来可以让他们去与海军等单位沟通，更顺理成章。

邵淳通过关系找到了一家符合要求的公司－－（北京）东方汇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该公司董事长叫高增厦，是河北省深州市辰时镇人，1937年出生，1951年入伍。高增厦在任解放军总后勤部生产管理部副部长时，曾被授予少将军衔。退休后创办（北京）东方汇中公司。东方汇中公司挂靠在国防交通协会下面，属于民营性质。邵淳对退役将军有一种天然的信任感，高增厦对航母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两人一拍即合。另外，东方汇中公司也需要华夏证券公司帮助他们解决一些投资项目的资金问题。

东方汇中公司是个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创办的公司，凡是公司大事，都要经过董事会集体谈论决定。1999年3月25日，东方汇中公司召开董事会议，专题讨论“瓦良格”项目事。参加会议的董事有：高增厦、王广平、戴岳、王承瑞、王志力、曾东江。

董事长高增厦首先介绍了“瓦良格”项目的基本情况。他说，该项目是由华夏证券公司总裁邵淳介绍的。华夏证券公司是国有证券大公司，在国内证券行业排行前几名，信誉非常好。“瓦良格”项目前期是由华夏证券公司运作的，据邵淳讲，他们运作得也非常顺利，仅是由于国家政策的原因，“金融机构不能从事主营以外的业务”，所以华夏证券公司邵淳总裁找到我，希望我们公司来接受“瓦良格”项目，而且承诺了优惠的转让条件：

项目的后续资金仍由华夏证券公司全部负责。为增强该项目的还款能力，华夏证券公司另外支付3000万－4000万资金支持公司已开发的项目。此外还有其他资金和项目扶持。

东方汇中公司的义务只是“瓦良格”号航母到达澳门后的后期运作，将华夏证券公司前期已投入项目的资金作为负债接过来，同时用公司重庆制药一厂和重庆五桂公司资产做抵押。

与会董事就“瓦良格”项目充分发表了意见。

王志力表示反对接受此项目，认为“没有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华夏证券公司这个项目一定有问题，不然不可能开出这么好的条件，一定要警惕。

王广平、戴岳表示支持接受该项目，理由是别人出钱，我们做事，所承担的义务不多，而且根据公司自身情况，完成义务有把握，操作好了可以给公司带来巨大利润。

最后进行表决：高增厦、王广平、戴岳支持接受此项目；王志力反对；曾东江、王承瑞弃权。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参与“瓦良格”项目，但要按法律办事，要注意保密，按纯商业化境外运作，不搞国家行为，更不能有军队色彩，要规避风险。此项目以戴岳为主运作。

1999年3月26日，华夏证券公司子公司海南隆泰源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宇和东方汇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增厦在《股权转让及借款协议》上签字。

1999年4月6日，双方又在《股权转让及借款协议》的基础上，重新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和《贷款协议》。协议的条款很多，文字很长，用简短的文字概括两份协议的主要内容就是：东方汇中公司把华夏证券公司（海南隆泰源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澳门创律公司的股权（实际上就是“瓦良格”的股权）买过来。东方汇中不是没有钱么？那么好，华夏证券公司贷款给你。东方汇中公司用什么做抵押呢？用在建的两个项目（重庆制药一厂和重庆五桂公路资产）做抵押。协议规定，为增强该项目的还款能力，华夏证券公司另外支付3000万－4000万资金支持公司已开发的项目。“瓦良格”项目的后续资金全部由华夏证券公司负责。

这确实是个对东方汇中公司十分利好的项目，难怪东方汇中公司董事王志力充满怀疑态度，认为“没有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其实这也是邵淳不得已而为之。徐增平出局了，他和吴宇又不能露面，活儿还得有人干，光让人干活不给好处怎么行？他与东方汇中公司合作的目的很简单，只要能把这件事做成，把“瓦良格”拖回来，把华夏证券公司前期投入的钱拿回来就成。

在这个问题上，内外都有不同的想法。

先说外部的想法。

外部即东方汇中公司。东方汇中的很多人认为，邵淳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甩包袱，如果仅仅是想委托别人把这件事做好，可以不必采用又转让股权又贷款的方式，签订一个委托代理协议即可。他把股权转让给别人，出了事就得别人来负责了。笔者在采访邵淳时，曾就此问题请教于他，他笑道：东方汇中的这个说法是他当初没有料到的。

再说内部的想法。

内部是指吴宇。吴宇和邵淳的想法有些不同。吴宇的想法是：这个股权谁也不给，隆泰源自己留着，给了别人将来出事说不清楚。

吴宇认为，军方背景也好，退役将军也罢，到了商场上，大家在商言商，都是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已有徐增平、李×等人的“前车之鉴”，邵淳不吸取经验教训，还继续按照原来的模式运行，风险太大。

为此，吴宇曾与邵淳谈过一次话。

他直言不讳地对邵淳说：“邵总，你是不相信我啊，还是怕我拿不回来这些东西？”

邵淳说：“为了保护你。”

吴宇说：“你觉得这样做安全么？”

邵淳无奈地说：“已经这样啦！”

吴宇说：“走了个泰信达，来了个东方汇中，还是那样干，不利于华夏隆泰源。”

邵淳问：“你想怎么干？”

吴宇说：“邵总，太宏观了不行，具体细节必须要了解，我们不能失去主动权。这样吧，东方汇中谈判，我参加，这次我要把一次关。”

接着，他把他的一系列想法向邵淳做了汇报，邵淳听完，有些担心地说：“小吴，你这个想法行不行啊？你就一个人，不行怎么办？如果不行，挡风的墙都没有了。”

吴宇说：“老板，这堵墙有没有它，也没什么区别啊！商场上不就是这么回事嘛！大都是些见财起意的人，或者唯利是图的人。见财起意，咱要防备他，唯利是图，咱要利用他。让他挣钱，给咱办事。只要把资产拿回来，咱就什么都不怕，船在那摆着，拖不拖，运不运，用不用，都没关系，放着呗！比你什么都没有强，从最坏的结果看，咱们花了钱，起码兑回来一个东西。”

邵淳觉得吴宇说得有道理，就同意了他的想法。从此，吴宇从“后台”跳到了“前台”。

“我不跳到前台不行。”吴宇在2015年10月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因为我感觉前面那么做不对啊！我不能出头，也不参加会，什么情况不了解，还得付钱，付了钱以后还控制不住，风险多大！”

其实邵淳和吴宇都有避险意识，只是站的角度不同，思路不一样。邵淳的避险方式是“隐蔽”，吴宇的避险方式是“出击”。

尽管吴宇心里很不乐意，他还是按照邵淳的意思把有关协议签了。

双方签订协议之后没几天，高增厦打电话约邵淳见面，说有重要的事情商量。邵淳听对方的语气很急，就马上驱车去了高增厦的办公室。

见面以后，高增厦开门见山地告诉邵淳：我了解了一下，航母这个事，高层不同意，而且是坚决不同意。上面定了一条政治纪律，任何人不准提航母。

邵淳说：老高啊！这个事儿咱们刚刚签协议，你介入的还不深，要不然你就退出去，别惹麻烦。因为你是军人。我再想办法。

高增厦沉思了一会儿说：不用。咱都走到这一步了，退是退不了了，不能退！咱还是想办法把它弄回来。弄回来了即使他们不用，咱摆在那也好，至少这个战略资源在中国手里头，免得叫别人拿走吧！实在不行，咱们拆船，也能把本儿拆回来吧？

邵淳说：那倒是。

高增厦说：老邵，你放心，这个事我签了协议，我就会做到底！

邵淳说：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一步就得步步小心，不能出任何的纰漏。

邵淳和高增厦商量，成立一个“瓦良格”项目联合领导小组，邵淳和高增厦为并列组长，东方汇中公司副董事长王广平以及戴岳和吴宇为领导小组成员。有什么事情，大家一块儿商量。小组成员的具体分工是：王广平负责协助邵淳和高增厦工作；戴岳负责与乌克兰黑海造船厂谈判；吴宇负责融资。为了避免出现徐增平挪用资金的情况，项目实行“双签制”，即两人签字，才能支付。

邵淳对高增厦说：关于这个船的情况，以前都是听徐增平说的，到底什么样啊？我们谁都没去看过。下一步，要尽快把股权的情况落实下来，然后派人去乌克兰看看，请懂船的专家去看看。

高增厦说：好。这些事情我们负责。

东方汇中公司董事长高增厦

六

1999年４月，东方汇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正式从泰信达公司手中接管“瓦良格”项目，东方汇中公司派出总经理戴岳负责这项业务。

戴岳出身于部队干部家庭，父亲是老红军。戴岳1952年出生，1969年入伍，先后在空军高炮部队、后勤指挥学院工作，团职军官。1995年退出现役，受聘担任东方汇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

1999年，戴岳47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他在以邵淳、高增厦为首的联合领导小组的统帅下，积极开展工作，为加速推进“瓦良格”项目做了许多具体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东方汇中接管“瓦良格”项目以后，必然要与徐增平产生交集，或者说产生“交锋”。

关于高增厦与徐增平的第一次交锋，目前有两种说法，一个是邵淳版，一个是吴宇版。

邵淳版说，东方汇中公司接手“瓦良格”项目以后，高增厦带领公司的副总王广平等人，专程到深圳与徐增平见面，说是他们将代表华夏证券公司运作“瓦良格”项目，请徐增平把项目文件移交给东方汇中。徐增平当时表示同意移交文件，但后来摸清了高增厦和东方汇中公司的底细之后，便不予配合了。

吴宇版说，吴宇跳到前台第一次“亮相”，是安排东方汇中公司董事长高增厦和澳门创律公司董事长徐增平见面，一起吃了一顿饭，主要是谈49%股权办理过户手续的事情，结果不欢而散。

徐增平是个“手眼通天”的人物，在大陆政界和军界有很多朋友，级别比高增厦还高，他认为吴宇是想拿高增厦来压他，所以他对高增厦表示不屑；高增厦自然也不会把一个小小的港商放在眼里。双方的“交锋”，变成了“交火”。

吴宇深感徐增平不好对付，东方汇中这些人也未必是徐增平的对手，他决定自己策划针对徐增平的“作战方案”。

邵淳则继续按照他设定的“路线图”向前推进。有一天，邵淳对张勇说：老张，现在咱们要跟东方汇中合作了。

张勇说：那是你们的事情，我只代表华夏公司在香港、澳门办事。

邵淳说：不行，东方汇中你一定要参与，这次要吸取之前的教训，我们不光用它的牌子，我们还要控制大局。你不跟过去，我们无法控制东方汇中。

张勇说：这个你放心，华夏公司的利益，我会尽力维护。

邵淳说：你在香港要仔细给我听消息，了解徐增平，控制徐增平。

根据邵淳的设想，由东方汇中公司负责运作“瓦良格”项目，香港达程投资有限公司在香港任务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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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股权纷争

第七章 股权纷争

一

东方汇中公司董事长高增厦与张勇打过几回交道，对张勇印象不错，就想邀请张勇加盟东方汇中公司。不仅仅是作为华夏证券公司的代表处理“瓦良格”事务，而是成为东方汇中公司在香港的代表。

1999年4月初的一天，张勇到北京汇报工作，高增厦对张勇说：“我们想在香港成立一个香港汇中公司，这样一来，‘瓦良格’的项目操作起来更方便。”

张勇说：“我没意见。”

高增厦说：“我们派不出去人，香港汇中公司就由你来操办，还用你的办公室，用你的人马，怎么样？”

张勇一想，反正都是为了“瓦良格”项目，也不是什么坏事，就答应了。他回到香港，很快就办好了所有的手续，公司名称为“汇中（香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高增厦任董事长，戴岳任总经理，张勇任副总经理。后来张勇还担任了（北京）东方汇中公司副总经理。

北京泰信达公司退出了，（北京）东方汇中公司进入了，从大的方面来说，关系算是理顺了。下一步，就是怎么把“瓦良格”项目向前推进了。买航母的钱，还差800万美元，需要继续筹集；徐增平挪用的1800万美元，要是要不回来了，邵淳思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让徐增平拿澳门创律公司的股权来冲抵。筹钱和索股，这两件都很重要，而且都需要吴宇去做。

吴宇作为海南隆泰源公司法人代表，心理压力很大。钱是从他手里出去的，融资也都是他出面签协议，一旦出现问题，他是要负责任的。

邵淳对吴宇说：一定要把“瓦良格”的问题解决好，必须把股份拿回来！

吴宇领受任务之后，对面临的问题进行认真分析，公司在澳门，徐增平在香港，股权事宜涉及澳门和香港两地的法律，要想把此事办得稳妥，必须先从法律方面入手。

吴宇找到隆泰源公司的法律顾问赵洋律师，向他咨询有关情况。赵洋告诉吴宇：此案的法律关系比较复杂，必须要由大陆、澳门和香港的律师联手办案。吴宇表示同意，于是，赵洋就给吴宇介绍了他的同学、澳门大律师赵鲁和他的师兄、香港大律师李伟斌。三人先后多次在广州和深圳会面，帮助吴宇分析案情，制定对策，等待时机。

不久，机会终于来了。

1999年4月上旬，乌克兰黑海造船厂给澳门创律公司发来一封律师函，催促澳门创律公司交纳购买“瓦良格”号航母的余款800万美元，滞纳金、滞港费500万美元，共计1300万美元。其中800万美元购船余款必须在4月30日前付清，否则视为澳门创律公司放弃“瓦良格”，前期已交纳资金不退。

这封律师函后来被吴宇称之为黑海造船厂的“最后通牒”。

徐增平收到律师函以后，有点紧张。如果不能按时付清余款，前面一切努力就将付之东流，前期支付的1200万美元等于打了水漂。

距离最后节点不到半个月了，徐增平手里没钱，只好找到吴宇请求支援。吴宇认为，这是一个与徐增平谈判的极好机会。

1999年4月16日，吴宇和徐增平相约到澳门友谊大马路置地广场23楼2301室力图律师事务所，办理澳门创律公司现属于香港达程公司49%的股权。按照邵淳的设想，先把前期的49%办理过户，再向徐增平索要11%的股权抵债。邵淳的目标是控股60%。

在林笑云大律师的见证下，双方开始谈判。

吴宇对徐增平说：老徐，如今这个事。咱们要分清责任。这次乌克兰要1300万美元，有500万是你造成的，因为拖船延期，要交滞纳金、滞港费，还有这个那个罚款，跟我没关系，你要承担。尾款800万，应该是你付，如果你没钱，我可以借给你，要直接汇到乌克兰，不能汇到你的账上。但是负债是你的。

徐增平说：可以。

吴宇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转股协议书说：这是股权协议书，你看看，办完手续，我马上把800万美元汇到乌克兰。

徐增平看了协议书，对吴宇说：泰信达没有转给我那么多钱，要转股权，可以，你必须再给我3000万美元。

吴宇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这个账是怎么算的？

徐增平说：你管我是怎么算的？他拿起一包香烟比划道，我这包烟，要卖一个亿，你要就拿走，不愿买拉倒。你管他值多少钱，我就要卖这个价！

吴宇说：你要这么说，那就看谁手段黑呗！

谈判一下就陷入了僵局。上午争吵了半天，没有结果，中午休会。

二

中午休息时，赵洋律师给吴宇出谋划策：徐增平缺钱，他想借此机会再弄一笔钱。不给钱，他不会同意转股，现在有一个办法，建议你考虑，就是同意借给他3000万美元，但是要用他的51%股份做抵押。

下午继续谈。吴宇根据赵洋律师的意见，提出了用股权抵押的问题。徐增平当即表示反对。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吴宇觉得徐增平缺乏诚意，再谈下去也不会有结果，只好另作打算。他想要和徐增平赌一把，看看到底谁能坚持到最后。

吴宇非常严肃地对徐增平说：老徐，我有两句话：第一，合同一个字不能改；第二，我来澳门办的是单程签证，我出了澳门可就回不来了。同意，马上签字，不同意，我马上走人。

徐增平大概以为吴宇是吓唬他，就微笑着看看吴宇，说：你再给我3000万美元，不做任何抵押，我就签……

徐增平话音未落，吴宇一拍桌子：不签拉倒！说着，站起来就走。他真的走了，把徐增平等一群人晾在那儿。

吴宇出了律师楼，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口岸，去了珠海，住进事先订好的石景山度假村。

吴宇这样做，实际上是在赌博，如果徐增平不来找他，乌克兰造船厂规定的付款期限一过，合同终止，那么他之前支付的2.3亿人民币就打了水漂。但是他知道徐增平更输不起，他就指望在这个项目上赚钱呢！航母没了，他在别人面前构筑的童话世界就会轰然倒塌。

吴宇一个人坐在石景山度假村的房间里抽烟、喝茶、看电视，等待徐增平的反应。时间过得很慢，很熬人。

两个小时后，徐增平和张勇、吴巍也跟了过来。吴宇心中暗喜：第一个回合，徐增平输了。

张勇和吴巍分头做徐增平和吴宇的工作，尽量让他们平静下来，免得再起冲突。

张勇对徐增平说：徐总，你千万别冲动。你是聪明人，你想想，一旦这个项目失败了，不但华夏公司不会再给你一分钱，“瓦良格”可能你也沾不到边儿了。

徐增平被张勇的这番话击中了要害，沉思地点点头。

张勇接着说：吴宇的脾气不好，话也说得难听，但是你也得替他想想。华夏公司拿出那么多钱，现在钱没了，航母还停在船厂的码头上，换成你，你不着急？吴宇得找地方出这口气。咱们是山东老乡，我不会害你，你听我的。只有双方平心静气地谈，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停了片刻，徐增平说：好吧，看你大哥的面子，我一定好好谈。

吴宇和吴巍到度假村后面的山上散步去了。张勇这边安抚了徐增平，那边又上山去找吴宇和吴巍。4月的珠海，天气很热，当时张勇已经60多岁了，不一会儿就累得满头大汗。最后终于找到了二吴。

张勇对吴宇说：吴总，不要再动脾气，真闹翻了又得从头来。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如果乌方有变故，就更糟了。

在张勇和吴巍的协调下，双方重新坐下来接着谈。经过前面的一番斗气，现在也都理智了许多。双方开始算股份。这关系到双方的切身利益，争执仍然很大。

徐增平说：我除了预缴的200万美元的定金之外，还花了很多钱，其中包括打点各方人员所花的费用，比如在澳门办理各种手续就花了600万港币，在乌克兰要送，在土耳其也得送，不送的话，一个小环节就给卡住了手脚。

吴宇说：这个过程我们虽然没参加，但能理解办一件大事不容易。我们华夏已经支付了两个多亿人民币，现在一大半被你搞没了，下一步要把航母拖回来，还要花很多钱。你不愿出让股份也行，那就还钱吧！

吴巍拿出一张账目明细表，放在徐增平面前：前期转给你的8笔款项，一共2.25亿元，单据在这里，你自己看吧！

徐增平一下就没话说了。别说要他还2.25亿元，就是那个2500万的零头，他也拿不出来啊！

吴宇接着说：没有华夏的支持，你老徐和创律公司能支撑到今天么？

张勇在一旁敲边鼓说：徐总别再背个大包袱啦，你借华夏的钱总是要还的，你拿什么还？既然还不了，按比例给华夏股份是天经地义的。你既减轻了责任，也误不了大事。成功之后你还是有功之臣。

吴巍也说：你现在把邵总搞得很被动，如果他出了事，你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尽管双方在态度上都有所克制，但是在原则问题谁都不肯让步，一直不能打破僵局。徐增平说，他要回去再思考一下。吃晚饭的时间到了，徐增平很豪爽地说：穷家富路，今天晚饭我请了。

当晚，四个人在度假村外面的一个海鲜大排档吃饭，还喝了点酒。回到酒店以后，徐增平发现他的一个很小的电话本不见了，显得很焦急，张勇、吴宇、吴巍又和他一起返回吃饭的地方，拿着手电在地上找，终于在吃饭的桌子下面找到了，徐增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张勇问：你为什么这么紧张？

徐增平说：上面有很多重要领导的电话。

当晚四人在度假村留宿。第二天早上，徐增平给吴宇送来一个很鼓的大信封，对他说：吴总，你这次出来没带现金吧？给你点零花钱。

吴宇接过信封，看也没看，顺手放在桌子上。正好张勇来找吴宇有事，吴宇指着信封对张勇说：这包钱，你拿回去下到公司的账上吧！

张勇数了一下，一共是8万元人民币。

2015年10月，吴宇在接受笔者采访的时候说：“这是徐增平在向我行贿，希望我通融一下。他不想想，他花的上亿的钱都是我给的，还想拿我的钱来贿赂我？也不知他怎么想的！”

办理49%股权手续的谈判，第一个回合，没有任何结果。吴宇设计的“赌局”，自然也没见分晓，但为后续的谈判，埋下了伏笔。

三

徐增平回香港去了，吴巍对张勇说：老张，你派人了解一下，徐增平回去以后情绪怎么样？

张勇很快回话：徐增平有些垂头丧气。

吴巍这下心里有底了，证明徐增平的心理压力也很大。如果他心情很好，下面的事情可能就不好办了。

吴巍和吴宇回北京向邵淳汇报了澳门谈判破裂的情况，邵淳有些着急，就问二吴：你们看下步怎么办？

吴巍主动请缨，对邵淳说：邵总，你是共产党的干部，我是个体户，虽然前期是我操作，但钱是你出的，你担的风险比我大。为了向你负责，我来跟徐增平谈。

邵淳说：你去谈吧！要抓紧！

吴巍回到北京钓鱼台大酒店的办公室，认真思考了一个谈判方案。他分析，距离最后付款时间还有两个星期，徐增平一定也很着急，他没有胆量放弃“瓦良格”，只不过是想借此机会再捞一笔钱而已。于是准备采取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的策略，向徐增平发起进攻。

吴巍给徐增平打电话说：徐增平啊！你是全国政协委员，我是普通老百姓，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知道什么意思吧？在“瓦良格”这个项目上，你可坑了不少人啊！这次我受邵淳的委托，和你谈判，我说个方案，你看行不行，不行我就把我手里的材料交出去。

徐增平问：什么材料啊？

吴巍说：什么材料你别管，肯定是对你不利的。前期我们已经投了两个多亿了，早就远远超出买航母的钱，你从中得了不少。说句不好听的，别那么贪了！你要不配合，这个船就回不来了，对你也没好处。你要顶很大的雷，弄不好死无葬身之地。

吴巍的这段开场白，无疑对徐增平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徐增平有些着急地问：你什么方案啊？

吴巍说：你必须给我们80%股份，还不能再要钱。

吴巍之所以在邵淳要求的60%股权的基础上又增加了20%，是他觉得徐增平肯定会讨价还价往下压，降到70%，或许可以谈成。如果华夏证券公司能拿到70%股权，那将来作为绝对大股东，说话办事就方便多了。

大概徐增平没想到对方会要80%的股权，愣了一下，断然拒绝道：那不可能！

吴巍说：怎么不可能？你也不想想，华夏证券是中国的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啊！你不能得罪啊！就你香港创律那点破资产，算什么？你要是和华夏证券搞好关系，回头让华夏证券给你包装一下，上市了，不比你现在到处借钱还强？拆东墙补西墙日子好过啊？你得罪摩根士丹利，你不是找死啊？

听了吴巍的这番忽悠，徐增平沉默了半晌没说话。

吴巍接着说：要是这个船回来了，就是国家不要，卖机器卖废铁也是一大笔钱，你20%的股份，起码还能得个五六千万，那也是白得的钱啊！你要是跟华夏证券死磕，就等于这个船没了，将来会有你的好看！你一定要按我的思路往下走，你做好了，下一步我来帮你跟邵淳说。你好好想想吧！

徐增平说：好，我想一想。

徐增平想了一天一夜，第二天，1999年4月19日，他给吴宇写了一封信：

                    关于澳门创律公司股权及乌克兰购船事宜

香港达程有限公司
吴宇董事长阁下：
  我司对解决上述事宜提议如下：
  1.搁置过往全部有关方案。
  2.我司现将澳门创律旅游娱乐有限公司80%转让予贵司。
  （下略，参见本书附录一：《本书正文中涉及的有关文件》之三《关于澳门创律公司股权及乌克兰购船事宜》）

这封信表明，徐增平已经接受了吴巍提出的80%股权的方案，吴巍感到十分高兴，没想到徐增平连80%也接受了。当然徐增平不会一点条件不讲，能捞一点是一点。

对于徐增平提出的条件，吴宇当然不会接受。他和吴巍商量了下一步的对策。1999年4月21日，吴巍以香港达程公司董事长吴宇的名义起草了一封给徐增平的信，由吴宇签字后传真发出。

徐增平先生阁下：

先生一直声称进行“瓦良格”号航母项目是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件好事，我方也本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目的，才参与该项目的运作；并对徐先生抱有很大的诚意和信心，将巨额资金交于须先生运作。然而时至今日仍未见到“瓦良格”号启航，时间一拖再拖，拖船资金竟然仍有很大缺口，资金用途不明，国家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我方一直以大局为重，没有计较个人及公司得失，提出了合理运作“瓦良格”号航母项目的可行性方案，然而徐先生还在一些个人的利益上斤斤计较，不顾“瓦良格”号航母合同毁约及国家财产损失的危险，好像是违背了初始合作的目的。

徐先生作为一名军人出身的大公司老板，全国政协委员，应该具有远见卓识，不要被眼前的小利益冲昏头脑，希望徐先生能客观地面对现实，好好考虑我们提出的如下方案。

方案一：

1.按珠海会议谈定的计划进行。即我方按持有澳门创律公司49%的股权，补足应承担的费用支出2940万美元的剩余资金缺口384万美元，向徐先生个人提供借款7000万人民币。徐先生及庄先生以澳门创律公司51%股权及个人资产做抵押。前提条件是你方必须出具法律声明，已按51%股权投入的费用3060万美元，并将我公司借给徐先生的2.3亿人民币的资金已专项用于“瓦良格”号航母的费用支出。如声明不实，我方有权根据你方拟出具的大股权书的授权，直接接收你方拥有的澳门创律公司51%的股权及相应资产。

2.航母到达澳门时，徐先生应将承诺投入的3000万港币投入到澳门创律公司。

方案二：

将澳门创律公司的80%股权由我方持有，徐先生和庄先生持有20%，不做借款及抵押协议，双方各负责如下事宜：

1.徐先生做法律声明，将我方支付给徐先生的2.3亿人民币已全部专项用于购买“瓦良格”号航母的费用支出。否则，应承担法律责任；

2.徐先生负责将航母拖至澳门并办理澳门进口的所有文件；

3.我方负责航母从乌克兰到澳门所需的实际费用支出，金额不超过1亿元港币。

4.航母到澳门时，徐先生应将承诺投入的3000万港币投入到澳门创律公司。

如我方在双方约定的期限内将钱付出，徐先生未能将船拖回并办好手续，导致项目失败，由我方投入的资金全部算作徐先生个人的借款并承担法律责任。

请徐先生仔细考虑上述方案，为了国家的利益，尽快函复。

……

此信发出以后，吴巍给徐增平打电话说：老徐，你的要求是不可能的。时间不多了，你自己看着办吧！我已经退出这个项目了，我现在是在帮助你们办事。这个项目整黄了，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徐增平说：你们也太狠了，一分钱都不给我。

吴巍说老徐，你别太贪了。之前你挪用那么多钱，把老邵坑苦了！你自己想想，是不是太过分了？你还剩20%股份呢！等航母回来，也不少钱呢！

来来回回，吴巍在电话里又和徐增平谈了一个星期，徐增平还想要钱，吴巍寸步不让。他认为，这边退一步，徐增平那边就会进两步，得寸进尺。这期间，吴巍已经把香港泰信达公司持有80%股权的合同准备好了，对吴宇说：你准备钱吧！徐增平不签也得签。

最后付款期限一天天迫近，双方仍然僵持着。这时就看谁能撑到最后了。

4月28日，吴巍告诉徐增平：老徐，我们现在也是看你最后的表现了。你是政协委员，我是老百姓，航母没了，你看国家收拾谁！

徐增平终于撑不住了，对吴巍说：那听你的吧！你们总得借点钱给我吧？

吴巍说：那我们得商量一下。

吴巍将这一情况向邵淳做了汇报。邵淳说：最多借给他1000万港币。

最后，徐增平同意到澳门去办转股手续，到香港找达程公司拿钱。

对于徐增平借款1000万港币一事，邵淳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他缺钱缺到那个程度，借给他1000万他就签！

我倒是觉得，徐增平已经被逼上绝路，饥不择食了。

四

1999年4月29日，吴宇和吴巍兵分两路，一路去深圳往香港汇款，一路去澳门办理转股手续。

吴宇从北京带了8500万元人民币的汇票来到深圳，与张勇会合，准备兑换成港币汇到香港达资公司的账户上去。然后再将800万美元汇往乌克兰。

当时国家对外汇管理非常严格，首先要履行外汇审批手续，同时对额度也有限制。为了减少麻烦，吴宇通过朋友找到广东“潮州帮”一个地下钱庄的老板，帮他把人民币兑换成港币。他和张勇在深圳一家银行的二楼贵宾室里，与地下钱庄的老板一边喝茶，一边研究适时汇率，一边给香港达程公司的账户上汇款。华夏证券公司专门派了一名财务人员到香港，和达程公司的财务负责验收。为防止发生意外，8500万人民币，分多次交易汇出。张勇与公司的财务时刻保持电话联系，香港那边收到一笔港币，深圳这边放出一笔人民币。整个交易过程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钱庄老板专门安排人负责望风，如果有可疑人员出现，马上停止交易。搞得像地下活动一样。

吴宇和张勇办好汇款，一起到香港等待吴巍和徐增平。

吴巍和赵洋律师从北京飞到珠海，然后进入澳门与徐增平办理转股手续。因为事先已将有关条款谈妥，办理80%转股手续的过程很顺利。办完手续之后，徐增平拍拍吴巍的肩膀说：“兄弟，以后靠你了！”大概他还在做公司上市的梦呢！

吴巍心里说：我都被你害成这样了！你靠我，我靠谁？

天色擦黑的时候，吴宇在香港接到澳门赵鲁大律师的电话：“ok啦！”

吴宇得到这个消息，不由得长舒一口气，半年多来一直提心吊胆的日子总算过去了。

晚上八九点钟，徐增平和吴巍从澳门赶到香港，一起喝酒庆祝转股成功。达程公司的周敬芬小姐也前来助兴。

那顿饭吃到很晚，半夜时分才结束。走出海鲜大排档，吴宇给邵淳打了一个电话：“老板，搞掂！80！”

邵淳当时已经睡下，接到吴宇的电话，还在朦胧中：“吴宇，你再说一遍！”

“搞掂！”吴宇说。

“多少？”

“80！”

吴宇的嗓门儿很大，故意让跟在他身后的徐增平等人听见。

“哎呀！好！”邵淳高兴地说。接完电话后，他兴奋得再没睡着。80%的股权拿到手了，心里的石头就落地了。虽然在“瓦良格”回来之前，那只是一张纸，但起码比之前手里什么也没有强。

香港达程有限公司的账户上一共收到84,674,005.00港币。之所以会出现零头，是因为地下钱庄从中拿走了一大笔手续费。

4月30日，张勇将800万美元电汇到乌克兰造船厂的账户上，并把借给徐增平的1000万港币电汇到徐增平的账户上。

在此之前，吴宇根据律师的建议，与徐增平签订了一个无限责任的借款协议。10%利息，限期一个月还款，如果还不了，那么他名下的财产将为借贷方所有。

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对徐增平迟迟不肯办理49%股权转让手续的行为很不理解，如果他早一点把49%股权的手续办了，也不至于最后多付出了31%。带着这个问题，我向张勇寻求答案，张勇踌躇再三，最终向我交了底－－

有一次，张勇在徐增平的办公室和他聊天，徐增平用试探的口气对张勇说：老哥，咱们要是在香港合作，这全是咱们的了。张勇笑笑，没有接他的话茬。

张勇接受采访时对笔者说：据我对徐增平的了解，并不像他对外界说的，买航母是为了国家，完全是为了他自己！

徐增平此举，正应了那句俗话：偷鸡不成，倒蚀一把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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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心急如焚

第八章 心急如焚

一

1999年5月8日凌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了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造成我方3人死亡，20多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使馆馆舍也遭到严重损坏。

美国和北约的这一野蛮行为，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媒体上连续报道了各地群众抗议示威的活动。邵淳看了电视新闻，心情像一年前看“印尼排华事件”一样沉重。尽快把“瓦良格”拖回来的心情更加迫切。

根据徐增平此前的承诺，将800万美元尾款付给乌克兰，他就立即把航母拖回来。可是又一个星期过去了，仍然没有动静。邵淳给张勇打电话，让他继续催促徐增平。

5月14日，徐增平约张勇到他的办公室去，说是有重要的事情，张勇马上过去了。

徐增平拿出一份《船务代理合约》，对张勇说：老张，我与新加坡新华快捷船务公司签订了一份拖船合同。

张勇接过合同，仔细看了一下，其中“备航合约的应付利息”18万美元，“与土耳其海港局处理过境批文”费用20万美元，租用SABI E CAPF LTD（萨比卡夫）拖船公司拖船租金57.5万美元，“内河使用费、拖船码头费及辅助拖轮等费用”201,938美元。各种费用共计1,156,938.00美元。这个协议是当天刚刚签订的，时间为1999年5月14日，而且协议规定的付款时间是“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五日前”。

这也太心急了点儿吧？张勇在心里说。

鉴于此前徐增平的种种表现，张勇对这个《船务代理合约》表示怀疑。从1998年10月10日召开澳门创律公司新董事会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从来不见徐增平为“瓦良格”项目着急过，现在可好，不动则已，一动就这么急。用得着这么急么？从签订合同到付款时间只有一天！

4月29日，香港达程投资公司一共收到8400多万港币，汇往乌克兰800万美元，折合港币是6400万元，又借给徐增平1000万港币，一共支出7400万元，账上还剩1000万元左右。徐增平这次要支出的115.6万美元，折合港币约900多万元，徐增平几乎是要把账上剩下的钱全部卷走啊！

张勇不动声色地对徐增平说：老徐啊！我一次次帮助你，北京对我不信任了，认为我的工作没做好。你在这方面也诚意不够。为了给你以后办事铺平道路，你得把事情做好。你能不能保证“瓦良格”尽快启航？

徐增平说：我保证！可以准时回拖。

张勇说：你注明一下，我向北京也好交代。

徐增平高兴地说：我给你写一个保函！

接着，徐增平就让秘书打印了一份“保函”，签字之后交给张勇。

保函全文如下：

                    保　函

  本人徐增平对澳门创律旅游娱乐有限公司交付新加坡快捷船务有限公司1,156,938美元的款项后，保证“瓦良格”号启航决不受影响，否则本人愿意承担全部责任。
  特此保函
      创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徐增平　总裁（签名）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四日

（保函复印件参见本书附录一：《本书正文中涉及的有关文件》之四《1999年5月14日徐增平的借款保函》）

张勇看到“本人愿意承担全部责任”，禁不住笑了。心里说：你能承担什么责任啊！

徐增平这样做，进一步加重了张勇的怀疑。他在商场上打拼了这么多年，只有欠债到期要还钱了才这么急，给别人钱去办事，没有这么急的。

张勇说：“徐总，我得向上级汇报一下，争取尽快给你答复。”

张勇拿着“保函”走了，回去之后就给邵淳打了电话。要租拖船了，“瓦良格”要启航了，按说这是一个好消息，邵淳却没有表现出兴奋，只是淡淡地说：“我知道了。”

张勇和邵淳一样对此事没有信心，因此就没有马上给徐增平汇款。徐增平那边催得很急，天天催。5月17日，张勇才签字，让财务人员把115.6万美元划到徐增平的账号上。

钱一到手，徐增平就“失踪”了，不再与张勇联系。几天过去，一点动静也没有，张勇给徐增平打电话，手机关机，办公室座机没人接。张勇打电话问创律公司董事会秘书梁启洪，租拖船的事情怎么样了？梁秘书说他不清楚，不是他经手办的。

张勇心中有些恼火，徐增平把钱骗走了，连面也不露了。1999年5月26日，张勇怒气冲冲，郑重其事地给徐增平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亲笔信：

                    关于我们支付115.6万美金后仍无行动

徐总：
  有几句话我不能不说，请你三思。
  首先别为了你公司目前的困难而影响了启航之大事，更不能在这紧急关头打资金的主意。既解决不了你公司的问题，反而误了大事，这个责任及分量你是十分清楚的。
  也请你重新看看你5月14日的有关支付115.6万美金的“保函”内容，不要忘记一年来你多次承诺。
  目前大家都明白，但不去说，为了大局。李×就是犯了他自以为是的毛病，最后自己倒台。老徐，我了解内幕，我们既是伙伴又是老乡，我应向你尽以实言，请你三思为上。
  希尽早到乌克兰安排启航，是头等大事，那时大家都得以解放。

      达程投资有限公司　张勇
              99.5.26

（此函复印件参见本书附录一：《本书正文中涉及的有关文件》之五《1999年5月26日张勇致徐增平的催促函》：《关于我们支付115.6万美金后仍无行动》）

张勇把徐增平的“保函”复印了一份，在空白处写道：“小梁：请徐总重新解释5.14保证书的内容，事到如今怎么办？张勇，5.26”

张勇派人把信件送到香港创律公司，结果仍然没有回音。

张勇给香港创律公司的董事会秘书梁启洪打电话，问他：信转给徐总没有？

小梁说：转了。

张勇问：徐总怎么没有回音？一开始小梁吞吞吐吐，后来张勇火了：你们创律公司到底是怎么回事？老板说话不算数，秘书说话吞吞吐吐，以后还怎么和你们打交道！

小梁最后只好实言相告：新加坡的船务公司说，搞不定，又把钱退回来了。

“钱呢？”

“这得问我们老板。”

“船务公司收不收钱？”

“只收个手续费。”

张勇又给徐增平打电话，问他钱哪去了？徐增平公开说：花了。别的开支没有钱，把这笔钱划走了。

张勇心里骂道：骗子！真是厚颜无耻！

张勇事后查明，徐增平付给那个新加坡船务公司18万美金，剩余的97.7万美金全部落入徐增平腰包。

1999年5月，张勇在徐增平办公室商谈“瓦良格”号航母尽快启航事宜（张勇提供）

左起：徐增平秘书、徐增平、香港议会议员、张勇

1999年5月29日，香港一家报纸刊登了一条徐增平购买豪宅的消息，张勇一看，恍然大悟，徐增平此前那些令人费解的行为，一下有了答案。

                  去年2.5亿购入　余数1.8亿昨付清
                        创律完成购深水湾37号

  ［本报讯］去年底以二亿五千万售出深水湾道三十七号的独立大屋，乐声电子执行董事谭学林指出买家已于昨日在最后限期完成交易，据中资背景创律集团徐增平正式入主这座有港版凡尔赛宫之称的独立大屋。

  （下略。全文参见本书附录一：《本书正文中涉及的有关文件》之六《1999年5月29日香港报纸关于徐增平购买豪宅的报道》）

张勇迅速将此消息转告邵淳、戴岳、吴宇等人。大家认为，徐增平买豪宅的时间是1998年底，航母迟迟不能启航，肯定是徐增平把钱拿去买豪宅了。

二

1999年6月的一天，吴宇打电话对张勇说：张总，这个股份咱不扛了。邵总说，为了稳住东方汇中，让他们和咱一起搞“瓦良格”的事，股份都转给他们。

吴宇话是这么说，心里却是不愿意的。16年后，吴宇接受我的采访时坦诚说道：邵总想把股权给东方汇中，我一开始心里就不同意，但是不好跟邵总说。他想的是能把这个事办成就行，可我不这样想。这个项目是用我隆泰源公司出的钱，融资也我去融的，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凭什么拱手交给别人？我可以给你利润，却不能失去主动权。邵总说要给他们，我就跟着演戏，最后虽然协议签了，但转股手续一直没办。实践证明。我不办是对的。股份在华夏证券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达程的账上，证明国有资产没有流失。

后来随着事态的不断变化，高增厦退出了东方汇中公司董事会，变更股权的事便不了了之了。

高增厦为什么退出东方汇中公司董事会呢？是因为徐增平把高增厦告了一状。此为后话。

在华夏证券公司拿到澳门创律公司80%股份之后，华夏证券公司就成了澳门创律公司的大股东，有绝对的话语权。邵淳决定：要集中保管“瓦良格”项目的所有文件。在此之前，几乎所有文件都由徐增平的香港创律公司管理。现在大股东变了，大股东提出保管文件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邵淳指定张勇负责找徐增平索要“瓦良格”项目的有关文件和印章。这个看上去并不复杂的工作，操作起来居然非常艰难。

按说，张勇和徐增平属于“瓦良格”项目的同一个团队，但是各有各的利益，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目的，于是就失去了默契配合的基础。徐增平由澳门创律公司的大股东变成小股东之后，正憋着一肚子气，要想让他把文件交出来，就像从他身上剜肉一样不情愿，极尽搪塞、推诿之能事。

张勇的达程公司在香港会展中心，徐增平的创律公司在香港世贸中心，两处距离不远，张勇每天从自己的公司步行到徐增平公司去“上班”，张勇戏称为“联合办公”。有时在徐增平那里一坐就是半天。

张勇每次去，徐增平都是笑脸相迎，客客气气地陪他喝茶，抽古巴大雪茄。张勇知道古巴大雪茄很贵，以前从未品尝过，在徐增平这里第一次体验到了。徐增平眉飞色舞地告诉张勇，古巴大雪茄和别的雪茄不同，它不但尼古丁很少，还可以清痰。如果吸一口放在烟缸上，它会自然熄灭，不会像别的雪茄那样自己一直烧完。什么时候想吸了，可以重新点燃，如果烟瘾不是很大的人，一只古巴大雪茄可以抽半天。

张勇问：多少钱一支？

徐增平说：要120元港币。

张勇听后感觉吃惊。当时他吸的香烟每包才20多元港币。

徐增平喜欢抽烟斗。他手握大烟斗，轻松喷出一口青烟，问张勇道：你知道我的大烟斗多少钱吗？

张勇说：不知道。

徐增平把大烟斗递给张勇看，得意洋洋地说：5000港币。他把手向室内陈列烟斗的架子上一挥：好的有几十万的。

张勇扫了一眼那些陈列架上的烟斗，对徐增平说：咱们还是谈谈正经事吧！

徐增平说：还有什么正经事？

张勇说：交文件的事。

徐增平若无其事地说：有的文件存档了，有的找不到了，还有的正在用……

他深深地吸一口烟，然后很享受地吐出一个个烟圈，眯着眼睛陶醉地欣赏着，然后再一挥手，把烟圈打散，悠然自得地说：放心吧！误不了事的。

张勇最看不惯他的这种表情，严肃地说：徐总，北京催得很紧，请你三天之内，把文件备齐，派人送到达程公司。拜托徐总费心了。

徐增平说：应该可以的，请张总放心吧！

就这样，半天过去了，一张纸都没有拿到。

三天期限已到，徐增平派人给张勇只送来几份没什么用的材料。张勇再去徐增平的办公室，徐增平仍然笑脸相迎，继续陪他喝茶、抽雪茄。徐增平仍然谈笑风生，一张口都是天南海北关于“瓦良格”的好消息。

“再有一周航母就开拖了。要再多出些钱就更快了。”徐增平说。

其实那时徐增平已经失去“瓦良格”项目的话语权，更没有指挥权。不了解内情的局外人还以为他仍在掌控局面，而张勇属于局内人，又了解徐增平的为人和底细，很难理解他说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

张勇不接他的话茬，只是问：文件找得怎么样了？

张勇在徐增平办公室耗了半个月，在此期间，经常会碰到债主登门要债，每逢遇到这种情况，徐增平都会对张勇说：我和朋友到里面谈点事。然后就到隔壁房间去了。徐增平经常和“朋友”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从他们的争吵中，张勇偶然听到只言片语，几乎都与香港创律公司欠债有关。

“你不知道，每要一份文件有多难呀！”张勇后来对笔者说，“一些没用的先给你，有用的一推再推。”

事实证明，澳门创律公司80%的股份被华夏证券公司拿走了，徐增平的心情很不爽。故意拖延交出文件的时间，也不难理解。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据邵淳介绍，2003年初春的一天，徐增平来北京开会，打电话约邵淳见面，邵淳带着吴宇去了。徐增平见到吴宇，如同见到了仇人，上去就是一脚，把吴宇踹了一个跟头，吴宇差点和徐增平拼命。

徐增平的这个举动，吴宇没有对我提起过。可能是吴宇忘记了，或者是他不好意思讲述这种被人踢的遭遇。在我看来，这一脚踢出了徐增平的性格，也踢出了他做人的水准。

三

1999年6月下旬的一天，张勇在办公室里翻报纸，无意中发现1999年6月24日的《东方日报》上刊登了徐增平欠债的消息。《东方日报》上有一个“高院入禀状”栏目，专门刊登企业讨债信息。平时张勇不大看这个版，那天也不知怎么鬼使神差，居然把目光在这个版面上停了片刻，这一停，他的目光像被什么东西蜇了一下，他在“高院入禀状”栏目中看到了如下信息：

张勇看到徐增平欠债打官司的消息，感到问题严重。以前只是外界在传徐增平到处欠债，被债主告到法院并登报，这还是第一次看到。可见债主对他已经失去信心和耐心了。张勇马上给邵淳打电话通报信息。

邵淳并没感到意外，只是气愤地说：这家伙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他一定把买航母的钱也拿去还债了！

企业负债经营，按说也正常，但是把买航母的钱用来还债、买豪宅，就有点不地道了。

徐增平买的那所豪宅，曾经起到很大的广告效应。当时香港正处于亚洲金融危机最艰难的时期，能在此时花巨资购买豪宅的人自然会被媒体关注。

17年后，香港《南华早报》2015年5月1日发表《中国成功收购航母的“不幸功臣”－－徐增平》一文时还说：“徐增平最为人所知的，是在香港太平山拥有一幢凡尔赛宫式的豪宅。”

另一篇香港报纸文章则说：“徐增平曾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投资2.1亿港元买下有‘港版凡尔赛宫’之称的深水湾37号山顶豪宅而享誉一时。”

在徐增平“享誉一时”之际，邵淳则因为“瓦良格”项目被延误而“愤怒之极”。如果“瓦良格”不能拖回来，华夏证券公司的借款就有流失的危险，邵淳的处境就更被动了。那段时间，邵淳心急如焚。

1999年7月，邵淳决定重新调整澳门创律公司的管理层。

经过联合领导小组研究决定：东方汇中公司总经理戴岳任澳门创律公司总经理，香港达程公司总经理张勇任澳门创律公司副总经理，吴宇、吴巍、徐增平为经理。

1999年8月3日上午10：30时，澳门创律旅游娱乐有限公司在位于澳门友谊大马路置地广场23楼2301室力图律师事务所召开特别股东大会，会议的唯一议程为：改组公司管理层的有关成员。

张勇主持会议，林笑云大律师见证会议过程，并出具法律《证明书》。

会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将现有经理部成员全部免职。
二、委任以下人士为“创律”经理部的新成员：
1.总经理：非股东戴岳先生；
2.副总经理：非股东张勇先生；
3.经理：
  A）非股东吴宇；
  B）非股东吴巍；
  C）股东徐增平。

徐增平没有参加此次会议。因张勇代表的华夏证券公司持有澳门创律公司80%的股权，具备多数法定权力人资格，可以做出有效决议。

笔者在写作本书时，查阅了很多资料，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很多写“瓦良格”和徐增平的文字中，都写到一个“瓦良格”离开黑海造船厂的时间：1999年7月。

《南华早报》的《“不幸功臣”》一文说：

北京办公室运作了18个月，1998年3月徐增平与乌克兰当局签署航母交易协议后，该办事处随即关闭。基辅的办公室则继续运作，直至该航母于1999年7月驶离黑海造船坞。

《瓦良格迷局》一书说：

1999年7月，澳门创律公司雇用ITC公司（International transport contractors,国际运输承包商）的sable cape号拖船，拖着“瓦良格”号开始了漫长的航程。

为什么这些文章不顾事实把“瓦良格”归航的日子说成是1999年7月呢？肯定是受了徐增平的误导。至于徐增平为什么这样说，只有他自己知道。

“瓦良格”离开黑海造船厂的确切日子是2000年6月14日，与媒体说的“1999年7月”相差甚远。具体情况我会在本书“下部”中详细介绍。

四

1999年8月3日，也就是张勇在澳门力图律师事务所召开澳门创律公司特别股东大会那天，乌克兰黑海造船厂给澳门创律公司发来电子邮件，告知澳门创律公司：你们不尽快把“瓦良格”拖走，每月将损失15万美元码头停泊费。

邮件是发到香港创律公司的，徐增平的秘书梁启洪将邮件转给张勇，张勇立即向北京汇报，邵淳指示他抓紧落实。第二天，张勇给梁启洪写了一封亲笔信：

梁启洪董事：
  您好！
  北京电话告知，请您今天与乌克兰取得联系，由您与乌克兰船方解释有关情况，我们多次督促徐老板到乌克兰去，他都不去，这样就不顾全大局，拖延了大事，我们不得不从维护国家利益以及我们大家的事业考虑，以澳门创律公司的名义出面与乌克兰对话。我们相信船方也会积极接受的，除非船厂厂长与徐老板有不可告人的非法行为。我们相信大家共同面对，去努力把事情办好，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的，只要大家真诚配合，不去设障碍。你们老板提出卖转20%股份以及借钱，都可以在考虑之中，但前提是船先启航。原因是徐老板过去的“运作”，实使我们及朋友感到疑虑，因此我下午听你与乌克兰联系的情况，请您一定联系。

                    张　勇
                          1999.8.4

张勇信中所说“你们老板提出卖转20%股份以及借钱”，是因为当时徐增平缺钱，曾与张勇等人说过，他想把他持有的澳门创律公司20%的股份变现。张勇向邵淳汇报过，邵淳说：他已经彻底没信誉了，他说的任何话我们都不会信了。

这一次，梁启洪倒是没有让张勇失望，经过沟通，张勇终于和乌克兰黑海造船厂直接取得联系。

在此期间，张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有关“瓦良格”项目的文件从徐增平那里都要来了。最后还缺一枚澳门创律公司的印章。从徐增平交出的文件来看，买船的正式合同还没签，造船证、船主证等很多手续还没有办，原来徐增平所说的“几号离码头”、“几号拖回”全部都是谎言，正式买船合同都没签，人家怎么可能让你把船拖走？邵淳得知这个情况，指示戴岳和张勇尽快赴乌克兰办理相关手续。但是，去乌克兰与黑海造船厂签订正式买船协议，没有印章怎么行？

张勇再次找到徐增平，对他说：徐总，现在的澳门创律，你没有话语权了，什么都交出来了，公司章子放在你那，还有什么用呢？放在你那只能耽误事！

徐增平嘴里叼着大烟斗，双手插在腋下，不断地吞云吐雾，不说话，神情很尴尬。

张勇接着说：我们去乌克兰的机票都买好了，马上要出发，难道你不希望我们把“瓦良格”这个项目搞成？

张勇的这番话让徐增平无法再推托下去了。他从口中拿下烟斗，长舒一口气说：好，我让梁秘书找出来，给你送去。

很难得，这一次徐增平没有失言，第二天就派香港创律公司的董事会秘书小梁把图章送来了。

按说，终于把图章拿到手，张勇应该高兴才是，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并无欣喜之感。他拿着图章反复端详，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儿。前面要了那么长时间，徐增平一直不给，这次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痛快？

张勇把澳门创律公司与“瓦良格”项目有关的文件拿出来，仔细查看上面的印章，将手里的印章和文件上的图章对了一下，果然发现了问题――这枚印章比文件上的图章小了一圈儿！

张勇马上把这个情况向远在北京的邵淳做了通报，邵淳很生气：徐增平搞什么名堂！

张勇和戴岳去乌克兰的机票已经订好了，第三天就要起程，时间紧急，如果再找徐增平要原章他不一定配合，反而会打草惊蛇。邵淳当机立断，对张勇说：马上按照原来的样式重新刻一个。

张勇连夜在香港找了一家“24小时电子快刻”刻章社，花了300港币，按照原来文件上图章的大小，重新刻了一枚“澳门创律旅游娱乐有限公司”的印章。第二天取回来一对比，正合适，并用这枚新的印章在澳门创律公司的授权书上盖了章，总算没有耽误他们的行期。

与此同时，张勇在香港的报纸上发表声明：“澳门创律旅游（娱乐）有限公司原公章已丢失，现我司正式宣布作废，从1999年8月1日起，有人用该章对外签署的一切行政文件及业务合同、协议、承诺、担保等均无效，我司对上述可能发生的一切纠纷及法律责任均不承担责任。”

徐增平先是失去了大股东身份，接着又失去了运作“瓦良格”的权力，并被剥夺了澳门公司的领导权，他自己与“瓦良格”项目渐行渐远，再加上催债的债主盈门，使他对“瓦良格”项目的前途失去了信心，他想把手中的“瓦良格”20%（徐增平18%，庄立祥2%）股权卖掉。

1999年8月18日，徐增平给戴岳写了一封信，用传真发出。他要把澳门创律公司的20%股权传让给东方汇中公司，开价1200万美元。

据东方汇中公司办公室主任王毅民回忆，由于前期徐增平连续违约，黑海造船厂当时要求澳门创律公司再支付1400万美元罚金和滞港费。

戴岳看了此信，对王毅民等人说：船还没拖回来，他欠了人家造船厂一屁股债，公司现在哪有钱给他啊！

对于此事，邵淳的态度是：现在还不能放他走。必须让他扛着那20%股份。

鉴于此，徐增平要求转让股权的事情，邵淳和戴岳未予理睬。

从徐增平要求转让20%股份的这一动向来看，一是徐增平已经对这个项目失去信心，二是太缺钱，急于将股份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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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黑海船厂

第九章 黑海船厂

一

1999年8月28日，戴岳和张勇以及刘继律师从北京飞抵乌克兰首都基辅。常驻乌克兰的华商杨秋实到机场迎接他们。

杨秋实原为哈尔滨一所学校的老师（另有一说是哈尔滨一家工厂的副厂长），俄语很好，“文革”期间受到冲击，后来就去了苏联，在乌克兰开了一个小公司，主要是为来乌克兰做生意的中国人联系业务，兼做俄语翻译。戴岳和张勇出国之前，经戴岳的朋友介绍，联系上了杨秋实这个“乌克兰通”。

杨秋实在乌克兰多年，认识很多乌克兰工商界人士。他给张勇和戴岳介绍了一家乌克兰中介公司――马什公司。据杨秋实介绍，马什公司背景比较特殊，该公司老板原是苏联克格勃特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曾是同事。张勇和戴岳与马什公司的业务经理萨沙进行了接触，该公司愿意作为代理公司在乌克兰处理与“瓦良格”相关事务。

戴岳和张勇还根据邵淳的指示，带去了一位造船研究所的专家崔正雄。崔正雄的任务是勘察一下“瓦良格”号航母的状况。他因故晚走一天，于9月1日到达基辅。

9月2日，张勇和戴岳在杨秋实和萨沙的陪同下，与崔正雄一起前往乌克兰黑海造船厂。刘继律师留在基辅处理之前徐增平遗留的荷兰拖船欠费问题。

1998年，徐增平曾与荷兰的拖船公司签订了租赁使用协议，但是荷兰拖船到了黑海造船厂以后，一直没有使用，也一直没有付款。荷兰公司提出：立即支付大笔的拖船费和罚息；如果不付款，就准备向法院申请扣押这条船。刘继律师是东方汇中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他熟悉国际法，又在美国做过航运公司的运营主管，熟悉贸易和运输业务，与荷兰拖船公司谈判欠费的事情，就由他留在基辅来处理了。

张勇和戴岳一行乘坐长途大巴，经过数小时的颠簸，来到黑海造船厂。他们都是第一次与造船厂的有关人员见面。船厂办公室主任仔细打量了张勇和戴岳等人陌生的面孔，露出一种不信任的表情。他拿着澳门创律公司的授权书，对着以前双方签订的协议，把澳门创律公司的两个图章重叠在一起，迎着窗外的阳光进行认真的比对。

厂办主任的这个举动，让戴岳感到很奇怪，就问张勇：他们这是干什么？

张勇便把他如何发现徐增平给的印章是假的，如何连夜加急重刻了一枚新章的情况小声说了一遍。戴岳和张勇对望了一下，会意一笑。

很显然，徐增平已经提前通知了船厂，让他们认真检查印章，如果印章对不上，中国来的这伙人就是冒牌儿的。

张勇心想：好悬！多亏出发之前多了个心眼儿，要不然这一趟乌克兰就算白跑了！

厂办主任看完印章，没有发现问题，就在厂长的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什么，厂长这才郑重其事地表示欢迎中方人员的到来。接着双方开始正式商谈“瓦良格”善后事宜。

戴岳和张勇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弄清楚徐增平在“瓦良格”项目上到底还欠对方多少钱，还有哪些未尽事宜需要处理。

厂办主任搬来一大堆帐本给张勇等人看。戴岳起身走到窗前，往外看了一眼，意外发现楼下有一个中国人走来走去，感到很可疑，就问杨秋实：认不认识那个人？

杨秋实说：他是澳门创律公司派驻乌克兰的代表。平时住在基辅。

“听说徐增平在基辅有个代表处，你知道么？”戴岳问。

“知道，也不算什么代表处，就一个人，住在宾馆里，香港公司有人来了，他就负责接待一下。”杨秋实说。

戴岳走下楼去，想问问他在这里探头探脑地想干什么，那人看到戴岳，就匆匆躲开了。戴岳通过跟他下楼来的杨秋实向船厂保安询问：这个人在这干什么？

保安说：他在打听你们的情况。

戴岳给了保安100美元，对他说：明天我不希望再见到他。

保安说：没问题，你放心。

第二天，这个人果然就没在这里出现。

这次到乌克兰，张勇带了一部新款的摩托罗拉牌“掌中宝”手机，船厂厂长见了，很是羡慕，就说：“张先生，我看一下。”厂长拿在手里把玩，爱不释手的样子，张勇一下就看出了苗头：对方喜欢，想要又不好意思开口。

当时乌方参加谈判的有乌克兰政府的官员和船厂厂长、副厂长、总工程师等一共8个人，张勇当即表态说：“厂长先生，下次我们来，在场的这些人，每人送一部手机给你们。”杨秋实把张勇的话翻译成俄语，对方听了非常高兴，热烈鼓掌。

二

在此之前，张勇只是负责帮助协调北京华夏证券公司与香港创律公司的关系，监督徐增平在“瓦良格”项目上的操作，并未介入拖带航母的具体技术事务。这次到了黑海造船厂他才知道，要把“瓦良格”拖走，有一系列的工作要做：首先要联系过土耳其海峡的手续，其次要租一艘大马力的拖船，还要打通尼古拉耶夫港务局的关系，等等，而这些工作，徐增平都没做完。邵淳天天期待“瓦良格”归航，这些工作不落实，何谈航母离码头？

在了解了具体情况之后，张勇深深感到，要把这样一艘没有动力的航母从黑海拖到中国，远非澳门创律这种民营公司力所能及。但是，事已至此，骑虎难下，只能继续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了。

船厂办公室主任交给张勇一份“瓦良格”号航母的清单，一共有三页纸，100多项内容，几乎把船上值钱的东西都列出来了。大到锅炉、主机，小到几米长的钛合金材料制造的管路。应该承认，黑海造船厂虽然把“瓦良格”号航母当废铁出售的，却把不是废铁的东西都做了说明。

戴岳和张勇要上航母看看，船厂副厂长维尼克亲自陪同，萨沙还带了一台摄像机给他们拍录像。走到航母跟前，维尼克对张勇说：“你们不要抬头，‘瓦良格’已经被美国卫星固定了，每个上航母的人，卫星都能照得清清楚楚。”

航母的船舷上有两个登舰的舷梯，每个舷梯口有一个中年妇女站岗。她们是船厂保卫处的女保安，身穿苏联红军制式服装，腰间扎着皮带，皮带上还挂着一只小手枪。她们虽已中年，倒也英姿飒爽。

戴岳和张勇等人都是第一次上航母，站在这个庞然大物的甲板上，他们感到自己非常渺小。航母的甲板有4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到处锈迹斑斑，落满了海鸥的白色粪便，给人一种苍凉之感。

在黑海造船厂“瓦格良”号航母前合影（张勇提供）

坐起：张勇、维尼克（黑海造船厂副厂长）、戴岳、崔正熊

图：

刘继在黑海造船厂“瓦格良”号航母前合影（刘继提供）

张勇要下到底舱去看看那4台主机，维尼克说：张先生，你不能下，下去就上不来了。

“为什么？”张勇问。

“这个船已经好几年没有人下去了，里面没有电源，没有照明设备，全船一共有3600多个舱室，如果走错了，就像进入迷宫，没法出来，会闷死在里面，变成一堆白骨。”

让维尼克一说，大家顿时感到浑身冷飕飕的。戴岳问张勇：你看它干啥？

张勇说：我关心这个。这是咱们国家需要的，这个主机，目前咱们做不了。据我了解，两台主机可以装一条驱逐舰。

戴岳说：别下了，上不来就麻烦了。

张勇是高级工程师，懂一些机械专业的东西。他本来想对照清单进行验收，既然下不去，就拿出清单对维尼克说：你要签字，保证清单上的东西都在，没有缺失。

“我保证。”维尼克痛快地在清单上签了字。

张勇想：苏联解体了，航母没人管了，能拆的东西都拆了，主机在7甲以下，就因为拿不出来，所以还在。不看也罢，反正丢不了。

张勇和戴岳的这次乌克兰之行，与乌方签订了两个文件。

1999 年8月31日签订了关于购买“瓦良格”航母的附加协议书。主要是将前期澳门创律公司所欠黑海造船厂的滞纳金和靠港费确定下来。

1999年9月2日签订了解决关于购买和交付瓦良格的一些争议的议定书。

据张勇回忆，协议盖章的时候，还有一段有趣的花絮。黑海造船厂的印章很大，船厂办公室主任拿着印章在张勇和戴岳的眼前晃了晃，有些炫耀的意思。印章外面有个不锈钢框架，定位之后，再用力一按中间的印章，“咔嗒”一声，像盖钢印一样。船厂办公室主任盖完章，还朝张勇一笑，那意思好像是说：看看，你们的章子没有我们的响吧？轮到张勇盖章了，他也学着对方的样子，用力一按，“咔嗒”一声，声音并不比对方的小。大家都笑着鼓掌。

张勇代表澳门创律公司在协议书上盖章（张勇提供）

签完协议，戴岳向乌方提出要看看航母图纸，维尼克带他们去了图库。图库很大，图纸很多，都是施工图。

“瓦良格”是由苏联时期的涅瓦设计局设计的，苏联解体以后，设计图纸留在俄罗斯，施工图纸留在乌克兰。

请读者注意，此时是1999年9月初，“瓦良格”的施工图纸还静静地躺在黑海造船厂的图库里，并不像香港《南华早报》发表的《中国秘密航母交易：大事回顾》所说：“1998年3月20日──航母的蓝图（重40吨）由陆路再经空运至北京。”

关于图纸的重量，在《济南时报》刊登的《徐增平：买回“瓦良格”的山东人》一文中，则是20吨，而非40吨。

《山东人》关于图纸的描述非常“生动”，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厂长告诉徐增平，那些资料起码有近20吨重，他们用了两个大资料库来放它。如果中方运回去再翻译的话，仅专业翻译就要一百人干两年，还要数十名其他技术人员再去核对校准，工作量之大难以想象。

来到船厂，经过一番仔细验证审核后，在警卫军官跟随下，徐增平和船厂总工程师来到六楼的航空母舰专用资料库。徐增平注意到，资料库内每层楼都有有线电视监控系统和红外线报警装置，还有两人组成的巡逻队定时逐层巡逻检查。来到六楼后，只见保管员和警卫军官各取出一把钥匙，两人各自插入上下的锁眼，然后各自旋转密码盘核对密码，同时分别用右手放在两个电脑触摸屏上，不一会儿电脑发出声音：“密码正确，掌纹无误，欢迎进入第×资料库。”

一进资料库，徐增平就感受到这个资料库的宽大和标准：每个资料柜都是铁制的，整齐地分行排列着，柜上用俄文标注着物品名单，窗户都用厚厚的窗帘遮挡着，室内温度适宜，柔和的日光灯管发出轻轻的嗡嗡声，房间内几乎一尘不染。保管员随手打开一个柜子，只见柜内整整齐齐排放着纸质封皮的资料档案。徐增平问“不知资料都还齐全吗？”总工程师自豪而有把握地说：“凡是我们乌克兰掌握的资料都在内，我保证，因为这是我们的国宝，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好好保护它。”

让徐增平难忘的是，当天等到所有的资料柜都装上车，由海关的人封固好车厢后，只见刚才还面无表情的警卫军官们，突然一声号令，立刻所有警卫人员都从楼里跑了出来，列队在卡车前。随着又一声口令，所有的人都严肃地向卡车敬礼，船厂厂长和海关商检人员也都不由自主地举起右手行礼。徐增平当时看到身旁的船厂厂长和总工程师等人的眼眶慢慢红了，流出了大颗大颗泪珠。这些图纸资料加上铁箱子总重量约有四五十吨，当天运走时整整装满了8辆大卡车。8辆卡车当晚直奔基辅机场，资料连夜运回国内。

这些图纸运回来后，经过仔细查对，发现30多万张设计图纸中，有部分关键部位的图纸缺失。后来徐增平经过多重渠道了解得知，原来在徐增平他们到船厂之前，乌克兰国防部和俄罗斯的情报人员已取走了那部分关键图纸。后来，徐增平再赴乌克兰，通过私人关系，终于说服了黑海造船厂厂长和总工程师，将船厂工艺室保存的另一套完整的图纸拿了回来。

也许是这段文字太“逼真”了，后来被网友大肆转发，并被一本编者自称为“中国航母第一书”的《中国航母》引用（参见《中国航母》第105页）；另外还有一本编者宣称为“还‘瓦良格’以真实的历史面目”的“权威”出版物《瓦良格迷局》，以此为依据，进行了更为“生动”的描写（参见《瓦良格迷局》第96－100页）。不知是该书作者补充采访了徐增平，还是作者自己想象出来的。

后来北京电视台“档案”栏目制作了一期节目：《圆梦航母“辽宁舰”》，主持人绘声绘色地又把徐增平虚构的故事讲述了一遍。再后来徐增平竟然以此为依据说：北京电视台的《档案》节目，正面准确还原了历史……（有关“瓦良格”图纸一事，请参见本书附录二：《纠正媒体在“瓦良格”报道中的错误》之三《关于徐增平买回20吨“瓦良格”图纸的问题》）

我发现，多年来，徐增平把自己对媒体说的话再拿来当作证明自己的证据，已经成为惯用的伎俩。

我在采访张勇时，对照资料读了三段给他听，然后向他求证：“你们看到的图库，是不是像网上说的这样？”

张勇马上表态说：那都是他们胡编的。乌克兰很穷，那个年代也没有这么先进的技术。我们去看的图库，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存放图纸的房间，里面有很多架子，没有电视监控系统和红外线报警装置，也没电脑触摸屏和掌纹识别器，什么都没有。可能很长时间没有人进去了，到处都是灰尘，很多灯泡不亮了，黑咕隆咚的，我们随便看了一下，也没往里面走，就出来了。

后来我又向多人求证图纸问题。据了解情况的人说，徐增平根本没有买过什么图纸。那些图纸是2002年中船重工集团公司买回来的（请参见本书附录四《关于购买“瓦良格”号航母图纸的真相》）。

很显然，这个用8辆卡车运送20吨图纸的情节完全是杜撰的。只是不知道是徐增平“杜撰”的，还是作者“杜撰”的。

张勇和戴岳当时看过航母图库之后，张勇悄悄提醒戴岳：不要轻易提要求，防止被他们敲诈。就是他把图纸给了你，乌克兰海关也不会让出境，这不是他能决定的。

戴岳点头表示同意，然后告诉对方：图纸的事情以后再说。

二人带着新签的两份协议回到北京，向邵淳汇报了乌克兰之行的收获，也谈了他们了解到的一些难处。邵淳听说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瓦良格”项目几乎毫无进展，还因此增加了几十万美元的码头停泊费用，气就不打一处来，忿忿地说：徐增平这个骗子！我们让他给坑苦了！

三

张勇回到香港，徐增平连续给他打电话要求见面，并希望他向有关领导汇报。1999年9月7日晚，张勇根据邵淳的指示，到徐增平办公室，与他进行会晤。随后，张勇将与徐增平的谈话整理出来，发往北京。

以下是张勇整理的不做文字修饰、也不加评论的《徐增平谈话纪要》－－

“我希望我们双方共同努力把航母拖回来，对大家都有利，不希望别人看笑话……”

“北京的合作伙伴都不错，高老板、邵老板等都很好。可怎么不相信我呢？把事情弄成这样，不理解……”

“我确实想尽快把船拖回来，但我确实当前自身困难很大，天天有人上门催债，若我不在，别人以为我跑了，那么事就闹大了。我处在生死关头，若北京高老板（指高增厦）等像吴总（指吴巍）承诺我的那样，帮助我一下，比如，我把20%股份转出去，先给我20%中的20%，大约1500万港币，我把火救一下，马上配合去拖船。等船回来后，再分期给我钱都可以。到时我有了钱，我真不想把20%股权转出去，目前是无办法之办法……”

“若北京真能考虑支持我一下，我会首先向高老板检讨我的问题，同时我会由香港律师出一份大授权书，请北京你们全权处理此船之事，但土耳其我亲自负责解决，保证通行，费用由我支付……”

“老张，我说心里话，我可不愿意大家搞得你死我活，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项目，大家又都是很不错的朋友，希望你能把我的想法尽快（今晚）转告北京领导，希望在9月10日前有个明确结果。”

“我希望近日到北京与高老板、邵老板、戴老板（指戴岳）、吴总等会晤。”

“若不能理解我的困难，不能支持我眼前的燃眉之急，那我就不顾一切采取以下行动：我已经准备了10天左右，也有人给我出主意：一、我将由我的大律师给乌克兰船厂发一份律师信，告知我们船东内部有法律纠纷，该船不得拖走，来阻止你们。二、我又准备了一封给上层有关领导的信，是报告全部具体过程，包括谁出资金，给谁去买船等，这样就会牵涉到许多人，但我也没办法。如果大家斗到底，我就要你死我活。假如你们打狗，也应最后给它一条路，让它跑了为好，若死逼打它，狗也会临死之前咬你一口。三、我已与有关方面准备卖船，9月10日为限，因此你们应在此时做出决定。否则10日后，我不会再与你们有任何联系，我做我的，你做你的。四、我的律师也研究了与泰信达签的股权协议，在甲乙丙三方的责权利条款中，是你们丙方违约。我们将采取法律行动，我会闹得大家都不太平。五、我知道你们的计划，我将在你们拖船之前，采取有关行动，看你怎么办！”

“老张，我不希望逼得我去这样做，因此希望你，也只有你来协调这些关系，我也不想与北京方面弄得不快。请你尽快把我的意见通报过去，尽快解决。”

据张勇回忆，徐增平要求谈话的中心意思是要向华夏证券公司借钱，你不借钱，我就给你毁了！

从张勇的原始记录中，徐增平提到“打狗”，并称“应最后给它一条路，让它跑了为好，若死逼打它，狗也会临死之前咬你一口”。话语之中，真有点“狗急跳墙”的味道。

当时邵淳已经认清了徐增平的面目，自然不会再借钱给他了。他与张勇这次带有威胁性的谈话，让邵淳对他产生了更大的警惕性。之前1999年8月3日的特别股东大会，邵淳为了照顾徐增平的情绪，还给他留了一个普通经理头衔。而他近期的表现，越来越不像话，居然向北京“联合领导小组”发出“狗也会临死之前咬你一口”的威胁。邵淳认为，必须把他彻底清理出去，以免后患。

1999年9月中旬，乌克兰方面给澳门创律公司发来邀请函，邀请戴岳和张勇去洽谈“瓦良格”交船事宜。为了保证下一步的交船谈判顺利进行，1999年9月23日，刘继以澳门创律公司的名义起草了一封致黑海造船厂的函，由戴岳签名发出。该函主要内容是申明我方付款义务已完成，分别是：2000万美元购船款已于1999年4月30日之前付清，617.7177万美元滞纳金也已于1999年9月19日付清。该函还承诺，1999年9月30日后每天向乌方支付1万美元的停船费。

由于乌方多次重申，购船合同10月底到期，为防止差错，戴岳专门安排了第二次乌克兰之行。

当时张勇正忙于准备两个法律文件，一个是与乌克兰谈判用的文件，一个是召开澳门创律公司股东大会的文件。

戴岳对张勇说：“张总，你在香港准备法律文件，我先去，需要签字的时候，你再飞过去。”

戴岳和刘继先到土耳其，见到了乌克兰马什公司介绍的一个土耳其富豪，向其咨询下一步“瓦良格”号航母过土耳其海峡的有关事宜，之后抵达黑海造船厂。戴岳与乌方敲定了交船日，并使乌方认可和接受了他需提交的所有证明文件，排除了交船之前的所有障碍。戴岳和刘继的乌克兰之行取得圆满成功。同时戴岳也发现，对方有个别人态度有些冷淡。戴岳很奇怪，回来以后对张勇说：“张总，这次×××态度很消极，不知怎么回事。”

张勇忽然想起自己答应送手机的事了，就说：“我曾经说每人送他们一部手机，你没有带礼品，我又没去，肯定人家以为我故意回避了。下次去一定要带上。”

就在这时，东方汇中公司发生了一件事，高增厦被迫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所谓“被迫”，就是徐增平在背后搞的鬼。

1999年4月，东方汇中公司接手“瓦良格”项目以后，高增厦开始利用他的一些资源展开工作，并对徐增平进行短兵相接的面对面斗争。经与徐增平进行几个回合的交手，高增厦明确提出：目前不要和徐增平纠缠，先把航母弄回来再说。等航母一拖到中国口岸，再找徐增平算账！

在东方汇中公司介入“瓦良格”项目的同时，邵淳派出吴宇和吴巍找徐增平谈判，迫使徐增平用澳门创律公司的股权冲抵他挪用的购船款，最后经吴巍的不懈努力，成功获得了超出预期的80%的股权，并将徐增平从董事会驱逐出去，剥夺了他运作“瓦良格”项目的资格，邵淳把项目交给东方汇中公司运作。

因此，徐增平对高增厦的态度不言自明。

1999年9月中旬，徐增平给中央军委某领导写信告了高增厦一状，说高增厦作为一个将军，参与买航母这个项目，政治上很敏感，影响巨大，如果美国联合东南亚各国对我国实行经济制裁，将会给我国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云云。这位领导将此信转给总后勤部。总后派人调查此事，还曾找吴巍等人了解过情况。

吴巍对调查人员说：“别信徐增平的，我知道怎么回事。”吴巍如实将有关情况做了介绍。

虽然东方汇中是个民营公司，但是公司董事长是退役将军，另外公司高管中还有几位退役校官，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有军方背景的公司，常常被人误以为东方汇中就是一个军方的公司。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外界产生误解。1999年9月18日，高增厦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辞呈。但是董事会并没有马上接受他的辞呈。董事会认为，公司业务很忙，很多工作暂时离不开他。一直到10月21日，在高增厦的多次口头催促下，董事会才接受他的辞呈。董事会决定：高增厦、王广平不再担任“东方汇中投资控股公司”董事。委派刘兴元、张勇接替其董事职务。并决定，刘兴元出任该公司董事长，戴岳继续担任总经理，张勇出任副总经理。

刘兴元是何许人？按照中国国际新闻传媒集团发表的《历史真相：“辽宁舰”前身“瓦良格”号航母不是徐增平购买的》一文的说法，刘兴元为“有关部门涉外机关”的关系人。

但是，购买“瓦良格”的“金主”是华夏证券公司，是邵淳。虽然表面上是东方汇中公司在运作，实际控制权仍然在邵淳手中，因为钱是华夏证券公司出的，邵淳有监督指导权，不会再像前期那样，任由徐增平胡来的事情发生了。

高增厦虽然退出了东方汇中公司董事会，邵淳却要求高增厦继续担任联合领导小组组长。邵淳说：公司董事长可以不当，联合领导小组组长要继续干，这是我们协商的，别人也管不着。因此，高增厦在辞去东方汇中公司董事长之后，又继续负责“瓦良格”项目一段时间。

按说，徐增平给中央军委副主席写信，把高增厦的董事长告下来，他的目的达到了。可是不知为什么，不久他又委托公安部的一个局长、林则徐的后裔林强给高增厦带话，向高增厦表示歉意。高增厦没有接受。

接着，徐增平又委托小品演员朱时茂带话，向高增厦表示歉意。朱时茂对高增厦说：你原谅他吧！

高增厦说：我又没惹他，主要责任在他。他要真心表示歉意，就写一个书面的道歉信。

徐增平可能不愿把道歉的内容落到纸上，一直没有写这个信。后来，徐增平又委托总参某部的顾局长，约高增厦到深圳阳光酒店见面。徐增平请高增厦吃饭，当面道了歉。

笔者采访高增厦时，不解地问他：徐增平为什么三番五次要找你道歉呢？

高增厦说：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目的。也许是为了维护他的利益吧！

我仍然不明白，向高增厦道歉能维护他徐增平什么利益呢？也许是他觉得没有必要得罪高增厦吧？可是他把高增厦从东方汇中公司董事长的位置上拉下来，就已经把高增厦得罪了，简单地道个歉也于事无补啊！这个问题只有徐增平知道答案。

1999年10月9日，澳门创律旅游娱乐公司股东大会在澳门友谊大马路置地广场23楼2301室林笑云大律师楼召开，会议由大股东代表张勇主持，议程和决议内容以及所签署文件由刘继会同林笑云律师制定。会前，董事会通过律师刘继通知了徐增平等人开会的时间、地点和议程，徐增平方面的董事一个也没有到会。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免去徐增平在澳门创律公司一切职务的决议”，张勇在股东大会律师文件上签了字。律师证明这个决议合法有效。从此，徐增平被彻底踢出澳门创律公司“瓦良格”项目。

股东大会授权戴岳和张勇赴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市黑海造船厂，洽谈、办理有关“瓦良格”交易付款、签署资产移交等法律文件及其他手续，并规定必须二人联签的法律文件方能生效。

四

1999年10月17日，东方汇中公司聘请的船舶专家崔正雄先期动身去乌克兰；23日，戴岳、张勇随后赶到；刘继律师则是从美国纽约飞往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然后转飞乌克兰第二大城市敖德萨，然后与戴岳和张勇在黑海造船厂会合。

这次张勇和戴岳带去了8部摩托罗拉牌“掌中宝”手机，对方见了小巧精致的手机非常高兴。这些礼物的兑现也表示了中方的诚意。

不过，这次对方参加谈判的官员多出一人，手机分发到最后，船厂副厂长维尼克没有得到。张勇和戴岳上次来，大部分时间是由维尼克陪同，张勇对他比较熟悉，认为他为人诚恳，同时也了解到他的家境比较困难。张勇一看他没分到，就对刘继说：“刘继，先把你的手机给他吧！”

刘继的手机是公司刚给他买的，和礼品手机属于同一款式。在场的人都得到了同样的礼物，于是皆大欢喜。

当时在香港，一部摩托罗拉手机不到1000元港币，9部手机，也就不到9000元港币。戴岳悄悄对张勇说：“这次他们的态度，比上次热情多了。”

送完了礼物，双方开始谈判。

谈判的场面很壮观，乌克兰国防部军工局的官员和黑海造船厂的专家一共有十七八人，中方正式代表只有戴岳和张勇，加上俄语翻译杨秋实、律师刘继、船舶专家崔正雄一共才5人。

正式签协议之前，戴岳、张勇、崔正雄、杨秋实和刘继一起来看“瓦良格”。

漫步在“瓦良格”的甲板上，戴岳的心情很复杂。“瓦良格”的甲板很大，有三四个足球场那么大。因为常年无人养护，甲板上锈迹斑斑。戴岳对于这样一个破船到底能不能用，心存疑问。他问一起在甲板上漫步的崔正雄道：老崔，你说航母咱们能不能造？

崔正雄回答：能造。

戴岳一听中国能造，就想：大老远地跑到这里来买这个破船干什么？接着又问了一句：需要多长时间？

崔正雄回答：20年。

戴岳心里说：这不是大喘气嘛！既然需要20年，那还是把这个破船买回去

1999年10月24日，双方签订了“瓦良格”号航母正式交船议定书。

（合同复印件参见本书附录一：《本书正文中涉及的有关文件》之七《1999年10月24日中乌双方正式签署编号为77501“瓦良格”号航母买卖合同》）

1999 年10月24日，中乌双方正式签署编号为 77501“瓦良格号航母交船议定书

左起：俄语翻译杨秋实、船舶专家崔正雄、律师刘继、张勇、戴岳、黑海造船厂外经处副处长霍特鲁彼、厂长季赫宁科 (张勇提供)

这个文件签订之后，造船厂向澳门创律公司移交了船主证、造船证、单程出航许可证、无债务纠纷担保书、商会原产地证书、海事登记局验船证明、船舱水流结构分布图、船体结构图、购船发票等10份文件资料。这些文件资料是“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的海上通行证，缺一不可。

“瓦格良”船主证复印件（张勇提供）

这次在黑海造船厂，维尼克告诉他们：“从英国租来的拖航母的拖船到了。”

他们来到码头，戴岳找了半天没看到拖船在哪里。经维尼克指点，他才发现两条很小的拖船停在航母旁边的暗影里，怪不得没看见。

两艘拖船挂着英国的“米”字旗，一些水手正在用海水冲洗甲板。

张勇说：这个拖船太小了吧？能拖动航母么？

维尼克说：大拖船，租金很贵的。

戴岳说：拖船的吨位太小。如果遇到风浪，拖船可能就被航母拖走了！

张勇说：我们中国有句俗话，‘买得起马，就备得起鞍’。你们还是帮助联系大拖船吧！

维尼克耸耸肩膀说：好的，我们马上叫他们走。

维尼克在与张勇的交往中渐渐建立了友谊，交流起来也就比较放松。有一天，维尼克对张勇说：张先生，航母的资料都装在我的脑子里，中国方面如果需要我的话，我愿意到中国去。在我手里建造的航母不下10艘了。

张勇说：好的，需要的时候一定邀请你去中国。

回国途中，戴岳、张勇、刘继一起去了一趟土耳其，目的是想了解一下把“瓦良格”拖回来过土耳其海峡的问题。

乌克兰马什公司帮助他们联系的那个土耳其富豪，介绍了一个在土耳其海关工作的原海军退役少将，双方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机场贵宾室见面。

退役少将首先强调了这件事情的难度，他说：土耳其海峡是重要的国际航道，每天从这里经过的船只很多。你们这个船很大，又没有动力，很难操纵。海峡有的地方很窄，如果大船搁浅，就会把整个航道堵上。另外，海峡两岸的名胜古迹很多，一旦大船失控，撞上去，土耳其的损失就大了。不过……退役少将停顿了一下，拍着自己的胸脯说，给我500万美元现金，我会把上上下下所有的关系打通，让你们顺利通过。

张勇说：500万太多了，二三百万怎么样？

退役少将坚定地摇头。

张勇对戴岳说：咱也不了解他的情况，不知到底能办到什么程度，这事咱俩定不了，以后再说吧！

戴岳点头表示同意。

张勇对退役海军少将说：很高兴认识将军阁下。我们下午还有事，回头我们向家里请示一下再谈。

当天晚上他们就离开了土耳其。在飞往敖德萨的飞机上，张勇对戴岳说：要把‘瓦良格’拖回来，难度比我们预想的要大。这一趟买路钱恐怕少不了。

戴岳说：回去向邵总汇报，让他定吧！

船舶专家崔正雄两次赴乌克兰，回来以后都写了报告交给邵淳和高增厦，报告称，航母的动力机械保护情况良好，可以利用的价值很高，并对该船提出三种处置方案：一是按照原设计续建，建造成一艘战斗舰；二是可以改造为一艘训练舰；三是将其拆解，进行研究，为中国建造航母形成技术储备。邵淳看了这个报告很高兴。他和高增厦决定派专家去乌克兰考察“瓦良格”号航母的目的，就没想要改造成赌船，所以专家的报告中根本没有提到赌船的事情。

崔正雄在1999年9月16日撰写的《对〈瓦良格〉舰技术考察的简报》中，特别提到“关于提供资料情况”。

崔正雄的报告说：一、工厂只提交供拖运所需的文件、图纸共21份。二、“瓦”舰施工设计图纸工厂存量很大（据过去了解有18000－20000份），但这次按合同一份也不提供。三、技术含量很高的“库”舰（即“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笔者注）技术设计资料工厂都有。但未让借阅图纸目录。在厂期间，查阅了“库”舰的型线图、总布置图和动力装置说明书等三份技术设计绝密资料。上述技术设计和施工设计资料，根据合同（原合同未要求）不提供买方。以后如果买方需要，要另行谈判签合同。

这份报告充分证明，那些报道中所说的那20吨图纸是虚构的故事。

1999年11月15 日在“瓦良格”飞行甲板上合影

前排左起：崔正雄、维尼克、杨秋实 (崔正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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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胆大妄为

第十章 胆大妄为

一

自戴岳和张勇从乌克兰获得了“瓦良格”号航母的船主证等法律文件之后，华夏证券公司和东方汇中公司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按照邵淳的说法，这是因为高增厦被迫辞去董事长职务，具有“涉外机关”背景的刘兴元将其取代，东方汇中公司出现了明显的取消合作、摆脱监督的迹象，于是引起华夏一方的警惕和戒备。

与此同时，华夏证券公司总经理助理罗××“冲”了出来，多次与东方汇中公司进行接触，目的是想把“瓦良格”的船主证要走，遭到东方汇中公司的拒绝，双方关系搞得很僵。

罗××是何许人？他又为什么这样积极参与此事呢？

一年前，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国家安全部门给华夏证券公司派来一个工作小组，一共三个人，组长为罗××。华夏证券公司给他的公开身份是总经理助理。

在邵淳参与“瓦良格”项目以后，保密工作做得很好，除了他和吴宇、刘素红知道有个航母的存在，别人都不知道。

当初是徐增平负责“瓦良格”项目的运作，邵淳只管出钱，别的事情不管。但是在发现徐增平挪用船款，并把他踢出项目，剥夺了他的运作权之后，邵淳就不得不考虑“瓦良格”项目的运作问题了。比如，这么大一条船，将来拖回来，入关手续谁来办？将来把它交给谁？华夏证券公司不过是一个出资单位而已，对即将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都没有能力解决。

这时邵淳想到了罗××。他对罗××说：“跟你说件事，我买了一条航母……”接着把购买“瓦良格”的来龙去脉介绍了一遍。

罗××说：“你怎么才说？”

邵淳说：“现在说也不晚哪！”他希望国家安全部能把这条船接过去。

罗××很高兴，很快就把分管港澳台的两个局长找来和邵淳见了面。邵淳把“瓦良格”项目的全套资料交给他们，他们表示愿意接收该船，但是这么大的事情，需要回去向部领导汇报。结果很快回话：部长不同意他们沾手此事。很显然，部长知道中央高层对航母问题的态度，不想引火烧身。

虽然国家安全部领导不愿沾手，罗××却不想放手，而且紧追不舍。他几次找东方汇中公司索要“瓦良格”的船主证，都被对方严词拒绝。东方汇中的不配合态度惹怒了罗××。

1999年11月的一天，罗××拿着一个关于“瓦良格”的报告找到邵淳，对他说：“东方汇中公司搞航母是诈骗。”希望邵淳在报告上签字。

邵淳非常严肃地对他说：“你别瞎搞，东方汇中是我请来帮助处理这个船的，并不是他们来诈骗。所有船的后期操作，都是我们一起研究一起定的，人家没有用太长的时间，就把船的主权拿回来了，下一步就是怎么拖回来的问题。人家做了很大的贡献，你怎么能说人家是诈骗呢？”

罗××本来是邵淳比较信任的助理，他可能觉得证监会已经派来了赵大建，邵淳大势已去，就转身投向了赵大建。他把邵淳买航母的事情向赵大建做了汇报，赵大建如获至宝：这回可抓到邵淳的把柄了！立刻上报给有关部门。

二

1998年10月，邵淳被人匿名举报，列举了他“九大问题”，上级派出调查组进入华夏证券公司，对邵淳和公司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前前后后调查了一年，“九大问题”均查无实据。

1999年11月，调查组准备结案。在调查组汇报对邵淳调查情况的时候，证监会副主席陈××突然发难：邵淳的问题你们都查清楚了么？

调查组的古树林处长说：清楚了。都清楚了。

陈××说：那他还有一个航空母舰的事情，你们知道么？

古树林等人一下被问懵了。这个事情他们确实不知道。

陈××说：你们查了一年，这么大一个航母都没查出来，还说查清楚了！

随后，古树林找邵淳谈话，问他道：你还有航母的事么？

邵淳痛快地回答：有。

古树林说：我们怎么查不着？

邵淳说：那是子公司的经营项目。我也不是要瞒你们，你查的范围内的事情我都说清楚，就完了呗！

古树林说：你把这件事的经过写一下。

1999年11月14日，邵淳就写了一个材料，大意是：这个事是国家行为，部队找我们，希望提供帮助，我就提供了。

邵淳最后建议，由国防科工委或中船重工或其他部门接管“瓦良格”项目，对该项目加强领导、指导和协调。

调查组将此事汇报上去，有关方面回函称，军方没有任何单位和个人委托企业和个人购买航母。

这个结果是邵淳没有料到的。这样一来，本来说是“国家行为”的“瓦良格”项目，就变成邵淳的“个人行为”了。那一刻，邵淳感到天昏地暗。

邵淳被金融工委调查的情况，张勇知道一点，但不十分了解。他远在香港，几乎感受不到华夏内部整顿对“瓦良格”项目的影响。有一天邵淳给他打电话，跟他商讨聘请国际评估公司对“瓦良格”进行价值评估的事情。

按照金融业的行规，不管收购公司还是实物，都要估一下值。之前因为这个项目情况特殊，没有做这项工作。

邵淳对张勇说：张总，“瓦良格”的事前期让徐增平给耽误了，最近几个月才有实质性进展。我想了一下，华夏为“瓦良格”已经花了很多钱，它到底能值多少钱，我们心里还没有数，你和戴岳到乌克兰去一趟，找个评估公司估一估，看看“瓦良格”的价值到底是多少。

张勇非常理解邵淳，他为之做出了这么大牺牲的“瓦良格”，连它是什么样都没看到，光看照片，锈迹斑斑，让人心里没有底儿啊！

于是，张勇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去乌克兰联系国际船务评估公司的事情。

就在这时，他意外发现，邵淳停职的事情被香港报纸披露出来了。

1999年12月9日（星期四），香港《东方日报》刊登消息，《华夏三要员突遭撤职》。消息称，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与中国证监会上周五突然迳赴华夏证券，宣布取消董事长兼总裁邵淳、副总裁魏必中与王卫国三人的高级管理层人员的任职资格，并即日起撤职，同时决定对邵淳展开停职检查……

张勇看到这个报道，心里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虽然此前上级就对邵淳进行过调查，但并未撤职。现在“突遭撤职”，说明问题很严重。他把这张报纸剪下来，想告诉邵淳，又一想，这个时候告诉他香港报道他被撤职了，只能破坏他的情绪，就没给他打电话。

过了两天，香港《大公报》又登出一篇“特稿”《邵淳被斥胆大妄为》。所谓的“特稿”，其实篇幅很小，只比火柴盒大一点点：

自华夏证券成立以来即担任总裁的邵淳，可谓近年是非最多的证券老板之一。甚至有传言说，连国务院总理都批评邵氏“胆大妄为”。

一九六六年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邵淳，曾任工商银行张家口市分行行长、总行计划部副主任。八七年时，调任华能财务公司副总经理。由于邵淳得到前工行副行长黄玉峻的提拔，才得以进入总行，甚而负责组建华夏证券。因此，邵淳为夺权而将担任华夏证券董事长的黄玉峻“逼走”一事，亦招致外界非议。由于多名副总裁先后“被整”，该公司人事关系之复杂在行内也恶名远播。

对于外界传言邵淳被调查，他曾发出“我是守法的，华夏也是守法的”的澄清。直至华夏证券传出管理层即将大换班的消息，当时只说邵淳保不住工作而已，可没想到一个星期后，邵氏终要面对接受检查，黯然下台的命运。

这个报道非同小可，张勇觉得应该跟邵淳说一声，就马上给邵淳打电话：邵总，香港报纸发表了一个消息，说你“胆大妄为”。你要注意了。

邵淳在电话里不方便多说，只嘱咐张勇一句话：想法看住徐增平，我拿出去的钱，一分都不能出问题啊！要再出问题，就麻烦了。

当晚，张勇把报纸剪下来，用传真发给邵淳。

1999 年 12 月香港报纸报道《邵淳被斥胆大妄为》复印件

中国很多事情都是境外媒体先报道出来的，好像境外媒体比境内媒体消息灵通，或者是境内媒体得到消息也不便刊登吧，只能境外先登，然后再转到国内来。新闻“出口转内销”，也是中国的一大特色，早年新华社主办的《参考消息》就是新闻“出口转内销”的典范。

三

1999年6月，在上级调查组到华夏证券公司调查期间，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陈××对邵淳说：“我们准备给你派一个助手。”

邵淳说：“这个得有程序吧？我可以向董事会汇报。”

陈××说：“不用，又不是任职，就给你派个助手，不用向董事会汇报。”

邵淳心里清楚，华夏证券是股份公司，你派个高管到公司来，按说应该向董事会汇报，可是证监会副主席说不用，他也顶不住。于是这个证监会派来的助手，就在没有履行任何程序的情况下到华夏证券公司来上任了。这个人叫赵大建，原是国泰证券公司副总裁。

表面上说是赵大建到华夏证券公司“协助”邵淳工作，实际上是上级在给华夏证券公司“掺沙子”。

早在1999年初，邵淳就得到消息，证监会有关领导想把邵淳换掉。华夏证券公司有个女员工，和证监会的人比较熟。有一天，她慌慌张张地对邵淳说：邵总，我有重要的事情向你汇报！

原来，头天晚上她和证监会的几个人一起吃饭，其中有证监会主席的秘书。席间说起证券界的情况，有人说到邵淳。据证监会某领导说，邵淳不买他们的账（其实是邵淳不拍他们的马屁），要把他换掉。

邵淳听了女员工的话，哈哈笑道：“哎呀，我干的也不是什么好差事，快点来换！我正累得要命，烦死了，不想干了！”

过了几个月，证监会就派来了准备接替他的人－－赵大建。后来华夏证券公司的倒闭，就是从这个时候埋下的隐患。

1999年11月，上级调查组对邵淳的调查基本结束，没有查出邵淳什么问题，倒是对邵淳的优秀品质有了更多的了解。比如公司分房子，邵淳第一步先分业务骨干（当时各证券公司互相挖人，把业务骨干放在第一位是为了拴心留人），第二步再分中层领导，第三步才分公司副总，邵淳把自己放在最后。副总的房子是1.2万元/平方米，邵淳的房子是8000元/平方米，和业务骨干一样。房子的位置和建筑质量都不如副总。再比如发奖金，邵淳给下级定奖金标准，他自己只拿全公司的平均奖。他当时的工资不是年薪，是月薪，税前8000元，税后5600元。

曾经有湖南一个分支机构的总经理，很神秘地提着一个密码箱走进邵淳办公室，把门反锁上，打开密码箱，里面全是现金，说是要给总公司领导发奖金。邵淳大怒：都是总公司领导给下级发奖金，哪有下级给领导发奖金的？这不是胡闹么？拿回去！

邵淳认为：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啊！邵淳派人一查，查出这个人很多问题，马上把他开掉了。这是华夏证券公司第一个被开除的分支机构总经理。

还有福建的一个总经理，送给邵淳两条烟，邵淳转送给了他的司机。第二天，司机把烟退回来了。邵淳很奇怪，以前他经常把别人送的烟转送给司机，从没退回来过。这次是怎么了？

司机说：邵总，你自己看吧！邵淳打开一看，烟盒里面装的是钱！邵淳对司机说：你给他寄回去。一定要通过邮局，要留收据。司机就把两条烟寄回去了。

除此之外，邵淳还严格遵守国家规定，他的家人和家族都不做股票。他有一个观点：该赚的钱赚，不该赚的钱坚决不赚，一个共产党员，赚那种昧良心的钱，失党性，丢人格。

我问邵淳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与多年受党的教育有关，与常年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有关。比如文天祥的《正气歌》，他年轻的时候可以全文背下来：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有人感叹：像邵淳这样的好干部真不多啊！

调查组这次来，也查出来一些问题：总公司有个基金部，他们居然有个1500万元的小金库（之前总公司发出的“110号文件”，主要是查下面，没有查总部）；另外还查出一个副总经理有经济问题。

上级调查组对邵淳的调查做出初步结论：举报信中所反映的个人经济问题并不存在，但作为董事长、总裁，“负有投资决策失误的责任”。

这个结论对于邵淳来说，无疑是一种道德上的解脱。不犯“谋取个人私利”的错误，就是好干部。“决策失误”不属于品质问题，“失误”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涉及决策者的知识结构、对未来形势的判断能力，涉及国家政策的调整，乃至某些不可抗力，如亚洲金融危机，等等。调查组按照程序，将调查结论与邵淳见面。邵淳提出意见，并签了字。

当时调查组提出，邵淳要尽快让出一个职务，不能董事长和总经理一肩挑。邵淳也表示同意。如果邵淳的事情到此为止，他还有“重出江湖”的希望。

就在调查组准备宣布调查结果的时候，公司总经理助理罗××从背后捅了邵淳一刀，让邵淳的问题突然“升级”了。

四

1999年11月30日，邵淳得到消息，新的联合调查组进驻华夏证券公司之后就要对他进行“双规”。晚上回到家里，他想，“瓦良格”项目从没和夫人说过，马上就要被“双规”了，得让她知道怎么回事。

邵淳的夫人叫纪根云，他们是大学同学。邵淳来华夏证券公司任职之前，她是华夏证券公司的总经理，后来因为工作太累，身体吃不消，调到别的单位去了。

据纪根云介绍，平时邵淳下班以后，吃过晚饭就钻进书房看书看材料了。那天吃过晚饭，纪根云坐在厅里看电视，邵淳没进书房，在她旁边走来走去，像是有什么事情。纪根云就问他：有什么事么？

邵淳说：还真有个事儿。

纪根云问：什么事儿？

邵淳平静地说：过几天要来个调查组，我可能被“双规”。

纪根云有些吃惊：啊？你怎么了？

邵淳说：我买了个航空母舰。

纪根云更为吃惊：什么？怎么回事？

邵淳把过程简单说了一下，纪根云急了：这么大的事情，你都敢干！这又是政治，又是经济，又是军事，又是外交，该你干么？

邵淳说：是不该我干，但是这事碰到我头上了，我不干，它可能就没有了！ 你说我干不干？

纪根云说：那你为什么事先不跟我说？出了事才跟我说！

邵淳说：事先跟你说，这个事还干得成么？你肯定反对啊！

纪根云问：你个人有没有问题这里头？

邵淳说：你想啊！

纪根云想了想，说：也是，你不可能为了钱，这点我倒相信。这么着吧！反正要“双规”了，明天我赶紧给你买药去！

邵淳身体不好，有多种疾病，糖尿病、高血压、失眠等等，第二天，纪根云去药店买了很多药，为了减少体积，把包装盒都拆掉了，还给他准备了毛巾、牙刷、换洗的衣服，装了满满一包。

纪根云对邵淳说：我相信你没什么事，“双规”你，也得把你放出来。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你这么对待我，这么大的事，你在家里不说，我还有什么位置！

邵淳只能向夫人道歉，然后提着满满当当的大包上班去了。

12月3日，联合调查组进驻华夏证券公司。这个调查组要比前一个调查组的规格高，人员也比前一个多。中央金融工委组织部部长邓××、中央金融纪工委副书记车××等人找邵淳谈话，宣布：即日起，邵淳停职接受组织调查。

邵淳说：你们来，我能理解，调查组升格了，据说中央很重视，你们就严格检查吧！我一定积极配合。但是我有两个要求，不知能不能说？

邓××说：你说吧！

邵淳说：第一，华夏证券公司是个好公司，你们调查的时候，一定注意工作方法，别弄得动静挺大，让外界以为公司怎么着了，别把公司查垮了；第二，“瓦良格”项目后期的操作，希望你们调查组接手，因为这个船很重要，我认为是很重要的战略资源。你们来了，我们所有人被调查，我肯定不能继续操作了，现在这个船还在乌克兰，我们原来和乌克兰谈了一个方案，现在不能兑现了，需要你们接过去，把它拖回来。

邓××说：这个我们不管。

邵淳说：那你们不管谁管？我还继续管么？

邓××说：你当然不能管！

邵淳问：你为什么不能接呢？

邓××说：我们没这个任务，这是领导定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查你！

邵淳说：那你回去把我的意见报告给领导，这个船不能扔在那，这要出了问题，谁负责任哪？今天以前，这个船如果有问题，我负责。今天开始我不能管了，你们又不管，那出了问题怎么办？

邓××说：那不是我们的事情。

那天谈完话，调查组也没说要“双规”的事。邵淳很奇怪，就问：那我就回家了？

邓××说：回吧！

邵淳回到办公室，把装满药品和换洗衣服的提包又拎回家了。纪根云见丈夫没有被“双规”，很奇怪：哎哟！回来了！

邵淳笑道：人家没说“双规”。

后来邵淳听说，本来是要“双规”他的，在调查组临来之前才改变决定。在一次会上，前期参加调查邵淳的一个人反映说：根据我们这一年对邵淳的调查情况看，这个干部自律还是比较严的，没发现他有个人经济问题，如果进门就“双规”，理由不充分。现在这个船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还不清楚。

领导生气地说：你们查了一年，这么大个船，居然没查出来！

调查组成员说：这个船是华夏证券子公司的业务，不在我们调查的范围之内。我们的意见，先停他的职，发现问题，立即“双规”。

领导说：那也行。你们根据实际情况去办吧！

如果不是这位调查组成员提出不同意见，邵淳可能就真被“双规”了。

邵淳当时并不十分清楚上层对航母的态度，尽管工业和科研部门还在对航母项目进行预研，而在中央和军队，已经上升到“政治问题”的高度。据邵淳回忆，当时调查组副组长车××找他谈话时说：你一直是个业务干部，怎么参与政治问题了呢？

邵淳感到莫名其妙：我怎么参与政治了？航母和政治什么关系？是对国家不好还是怎么？和政治什么关系啊？

车××问邵淳：是不是海军副司令贺鹏飞叫你出的钱？

邵淳说：我们就吃过一顿饭，是我请他，因为我听说他上过“瓦良格”号，我就问他“瓦良格”上面的技术状况怎么样，这个船能不能用，还能不能接着续建。我就问这个。

这个时候，邵淳就不想把贺鹏飞扯进来了。

原来的“国家行为”，现在变成了“个人行为”，这样一个天大的事情，要由邵淳自己来扛，他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但事已至此，他只有硬着头皮来扛了。

证监会高层领导亲临华夏证券公司，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华夏证券的严重违规“最近又有新的发展”，邵淳停职接受调查，同时宣布公司处于临时整顿状态，由赵大建、程炳仁、林义相、冯征四人组成公司“临时领导小组”，赵大建任组长，全面负责华夏证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当时正处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时期，涉及金融的问题很敏感，据说国务院领导闻知此事，大怒：“一个证券公司，买什么航空母舰？他肯定个人有好处，10%这是国际惯例啊！”然后就派了一个“六部委联合调查组”进驻华夏证券公司。当时领导人还在一份报告上写下了振聋发聩的16字批示：胆大妄为，严肃查处，以正国法，以儆效尤。

邵淳本来属于北京市的市管干部，因为“案情重大”，中纪委、监察部的领导亲自挂帅当组长，可见上层对邵淳一案是非常重视的。

联合调查组用了半年时间，对华夏证券进行了彻查，发现“瓦良格”这个项目的账目很清楚，除了被徐增平挪用的经费和项目运作经费外，其他所有的钱都汇到乌克兰去了，邵淳并没有拿“好处费”，一分钱没有拿。

这个结果让调查组成员很意外，估计也让上级领导很意外。多亏了那位调查组成员有先见之明，没有对邵淳“双规”，不然真的不好收场了。

很多人不理解邵淳的所作所为到底是为了什么。在“一切向钱看”社会风气下，人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你不为了捞钱，你买这个东西干什么？你有病啊！

调查组副组长车××曾找邵淳谈话，问他：你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儿？

邵淳说：因为对国家有好处啊！

车××说：这事该你办么？

邵淳说：是不该我办，该国家办，可找到我头上了，怎么办呢？正好有这么个机会，他们让我帮帮忙，我也可以帮，就帮了。而且航空母舰这个东西，用贺鹏飞的话说，这次是中国唯一的机会。因为以前不会有人卖给我们，以后也不会有。他说：这是最后的机会，如果错过这个机会，我连自己都不会原谅。我是被贺鹏飞感动了。

其实，他不仅仅是被贺鹏飞所感动，他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怀。甲午海战博物馆的印象和“印尼排华事件”在他心底掀起的波澜，使他成了一个“海军迷”、“航母迷”。为写此书，我在网上查找邵淳的有关资料，在一个人的博客中看到这样一段话：

今年（2012年）4月参加一个会议，与邵淳当年一位老部下、现在打理华夏资产的熟人，谈起华夏购买航母的事。他说：“邵总那时候都成航母专家了，什么内部结构、动力系统、飞行系统、反潜系统，弹射起飞，门儿清。”

当时邵淳已不年轻，如果不是内心涌动着一种激情，仅凭别人的一席话就被感动，做出如此“胆大妄为”的事来，其行为依据是不充分的。

在邵淳被停职以后，华夏证券公司派出“四人临时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程炳仁负责“瓦良格”项目。说是程炳仁负责，其实他也没有能力继续推动项目往前走，只是找张勇等人了解一些有关“瓦良格”的情况而已。

联合调查组经过半年的内查外调，没有查出邵淳从“瓦良格”项目中获取任何私利，就撤出了，没有宣布任何调查结果，也没有向邵淳宣布任何处分决定。过了很久也没有人再来找他。

邵淳购买航母案，成了一个悬案。

联合调查组曾说，邵淳参与“瓦良格”项目，存在“违规操作”问题，对此，邵淳有不同看法。他说：“规”是为了某一种、某一类事情定的规矩，比如金融、交通都有行业法规，但是买航母是国家的事情，它要高于行业规章。衡量它对不对，就要看对国家有利还是有害。不能用行业规章去否定国家的利益。就像不能用行业法规去否定国家宪法一样。它们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

再比如古代“信陵君窃虎符救赵”的故事，谁是谁非？就看是站在什么角度上看问题了。

回头再说邵淳在“瓦良格”项目上的“违规”。不管怎么说，航母是个极特殊的情况，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故事。如果没有邵淳的“违规”，中国就没有“辽宁舰”了。

孰是孰非，让历史去评判吧！

五

和邵淳一起被停职的，还有吴宇。

1999年12月16日上午，吴宇正在去天津的路上，突然接到联合调查组古树林处长打来的电话。

古树林问：“小吴，你在哪里？”

吴宇说：“在去天津的高速公路上。”

古树林又问：“什么时候回来？”

吴宇说：“如果有急事，我现在就可以回去。”

古树林说：“有个会，想请你参加。下午两点吧！在总公司会议室。路上小心点。”

吴宇让司机掉头往回开。回到家，吃过饭，慢慢悠悠去了总公司。

联合调查组12月3日进驻华夏证券公司，已经过去两个星期了，关于“瓦良格”项目的调查一直没有进展。吴宇想，这次让他到总公司去，肯定还是“瓦良格”的事情。

下午两点，吴宇来到总公司的会议室，推门一看，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他就靠在会议室的沙发上准备休息一会儿，这时，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接着，就呼呼啦啦进来七八个人。吴宇连忙站了起来，为首的一位年长的领导见到吴宇，愣了一下。有人介绍说：这就是小吴。

古树林说：岁数不大呀！

吴宇当时31岁。

领导问：你是吴宇同志？

吴宇说：是我。

领导和他握握手，也没坐下，站在那里对吴宇说：你也都知道了吧？

吴宇说：我知道了。是不是“双规”？

领导说：你知道什么叫“双规”？

吴宇说：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接受组织调查。

领导说：别的就不说了，需要跟家里说一声么？

吴宇说：不用。到时可以打电话么？

领导说：可以打电话，不过要经组织批准。还要跟你强调一下，未经批准，不得与第三方交流。

这时旁边过来一个人，伸出手来对吴宇说：手机。

吴宇当时有两个手机，都交上去了。

领导对吴宇说：小吴，七八天，配合调查调查。

然后调查组的人就把吴宇带走了。上电梯的时候，正好吴宇的师傅刘素红走出电梯，刘素红一看那阵势，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她故意和吴宇开玩笑说：“好好交代啊！”

吴宇被带到渔阳饭店，住进一个套间，他住里间，看守人员住外间。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关灯，床脚的位置，一个墙角坐一个人。卫生间的门也被卸掉了，卧室和卫生间里都装有摄像头，据说这都是为了当事人的安全。

晚上，经过调查组的允许，吴宇给妻子严丽打了一个电话。事先他预感到调查组要找他作为调查邵淳的突破口，就跟妻子编了几句暗语，比如说“出个差”，就是被“隔离审查”，不能回家了。他在电话里对妻子说：“我要出个差。”

严丽一听就明白了，对他说：“多保重。”

吴宇知道自己没事，君子坦荡荡，晚上倒头就睡，呼噜打得山响，在外屋休息的警卫却睡不着了。

邵淳听说把吴宇“双规”了，很生气，马上带着秘书王中去找调查组交涉，他说：本来你们是来查我，“规”他不就是找突破口么？那你“规”我算了！我是决策人，他就是跑跑腿儿。

调查组没有理他。

吴宇一共被“双规”136天，最后也没有查出他有什么问题。调查组解释说，对他不是“双规”，是为了他的人身安全，进行“保护居住”。这段故事我将在后面具体介绍。

吴巍和张勇作为“瓦良格”项目的参与者，也被调查组找去谈话。

当时吴宇已经被“双规”，调查组找吴巍谈话的时候，吴巍说：吴宇被“双规”了，我是不是也得准备准备？

调查组说：你不是我们“双规”的对象，你不是党员。

等调查组说明找他的原因，吴巍说：这个案子，你们不了解情况。

调查组说：这个案子是上面领导批的。

吴巍说：领导批的不一定对，因为领导也不了解情况。我全力配合你们，希望你们尽快查清。

调查组说：我们也希望如此。

吴巍说：我认为，你们好像是说我给邵淳送钱了，好像是说我们没买航母，这是一个诈骗案。实际情况是，我们真买了航母，不是诈骗；我们还给国家弄来了80%的股份，你们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个股份的重要性。这80%的股份是我主谈的，也应算一份功劳吧？我不喜欢给人送钱，再说邵淳有的是钱，好几百亿资产的大公司老板，小钱恐怕也看不上。”

后来吴巍和调查组的人员一起查账，他对调查组负责查账的人说：你们必须加班。

一位来自国家审计署的工作人员大惑不解，问他：为什么？我们查这么多账，没有谁叫我们加班的。

吴巍说：航母是我们给国家买的，至于国家要不要，是另一回事。钱已经出去了，你早查一天，早结束一天，航母早拖回来一天，可以省很多钱，也可以让中央尽快拿主意。你明白了吧？

吴巍给调查组写了很多材料，调查组很满意，一位调查组的工作人员对他说：吴总写的材料，我们都能核实。

意思是说吴巍写的材料有根有据。

张勇也被调查组找去谈话，地点是在华夏证券公司专门为调查组提供的办公室里。调查组副组长车××亲自找他谈话，让他如实说出“瓦良格”项目的问题。并“启发式”地对他进行引导。

张勇有些不快地对车××说：我是香港人，我只是以民间的形式参与这个项目，你问我北京的那么多事，我怎么会了解？

车××对他毫无办法。

高增厦虽然已经退出了东方汇中公司，因为他曾经是“瓦良格”项目联合领导小组组长，调查组也找他了解情况。由于他的身份在那里，调查组对他比较客气，甚至还请他吃了一顿饭。

据高增厦介绍，中纪委副书记、总政治部副主任、军纪委书记周子玉原来和他是一个部队的，他们很熟，周子玉知道他参与了买航母的事情，还保护过他。

高增厦说：和调查组谈过话之后，我就不再管“瓦良格”的事了。

六

在香港报纸报道《华夏三要员突遭撤职》这一天，1999年12月9日，香港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张勇签字汇给徐增平的香港创律公司3,108,000元港币（40万美元），用以收购徐增平4%的澳门创律公司股权。

这次收购股权是怎么回事呢？

12月初的一天，徐增平来找张勇，要借40万美元。由于徐增平的信誉太差，张勇实在是不敢再借给他了，而刘兴元则打电话对张勇说：老徐有困难，你借给他吧！

张勇担心从他手里借出去的钱，将来要不回来不好交代，便想出一个主意：继续从徐增平手里收购股份。尽管“瓦良格”是个希望渺茫的项目，如果拖不回来，澳门创律的股权将一文不值，但是拿着股权毕竟比什么都没有强，一旦“瓦良格”回来了，股权就是钱。

张勇对刘兴元说：老徐以前借了很多钱都没有还，要不然就让他出让澳门创律的股份吧！

刘兴元说：也好。我负责跟他签个协议，你就不用管了。

过了两天，徐增平拿着一份协议来找张勇取钱。协议全文如下：

                    股权转让协议

  甲方：徐增平先生（CHENG ZHEN SHU）
  乙方：刘兴元先生
  丙方：汇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根据汇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12月6日董事会协议（原文如此），经三方协商同意，将甲方所持有“瓦良格”号船20%股份，其中4%转让给乙方，作价贰佰肆拾万美元，乙方同意受让，贰佰万美元乙方受甲方委托已支付大德公司，此款已收妥。余下肆拾万美元另行结算。
  三方一致同意以上转股事宜。本协议一共六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徐增平先生（签字）
  乙方：刘兴元先生（签字）汇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章）
  丙方：汇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戴岳签字）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七日

(参见附录一:《本书正文中涉及的有关文件》之八《1999 年 12月 7 日徐增平转让 4%股权协议复印件》)

这份协议问题很多：一是行文不规范，除了文不从字不顺，关于股权的表述也不准确，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将甲方持有的澳门创律公司20%股份其中的4%转让给乙方”；二是格式不规范，根据签名来看，乙方和丙方是一家，不知为什么要分开；三是借贷关系不清楚，汇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用240万美元购买徐增平持有4%股权，怎么让华夏证券全资子公司、张勇主持的香港达程有限公司出40万美元呢？即便是邵淳委托汇中公司操作“瓦良格”项目，那也应该由出钱的香港达程公司来签协议，不应由汇中公司来签协议啊！协议说，乙方（刘兴元）受甲方（徐增平）委托，已将200万美元支付大德公司，我认为不可信，因为当时汇中公司根本没有钱，否则东方汇中公司也不可能随后就用“瓦良格”做抵押去融资了－－这是后话。再说200万美元不是个小数目，让捉襟见肘的汇中公司拿出200万美元去替华夏证券公司买股份，可能么？

后来经邵淳证实，这份协议根本不具有法律效益。但是当时刘兴元和戴岳是汇中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既然刘兴元和戴岳都同意了，张勇也不好再说什么，就于12月9日把钱汇到了徐增平的账户上。为了证明这笔钱的去向，张勇一直保留着有关单据。

从以往刘兴元对徐增平的态度，张勇感觉，他们二人的关系不一般。钱不是刘兴元的，他没有任何压力，拿着华夏证券的钱做“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

只是这个4%股份最后并没有落实，从张勇这里出去的40万美元也“泥牛入海”了。不过在“瓦良格”项目中，这都是小钱，可以忽略不计。但在这笔钱的操作过程中，徐增平真是煞费苦心，不妨看作是徐增平和刘兴元表演的“双簧”。

后来我在采访戴岳时，曾向他提起这4%股份的事，他说是刘兴元搞的，最后那个协议也没有拿到东方汇中公司归档，自然也就没有移交给国家了。那40万美金不知最后落入了谁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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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阴差阳错

第十一章 阴差阳错

一

“瓦良格”项目真是一波三折，先是徐增平挪用购买航母的专款，后是泰信达公司出现分裂，再后是邵淳被上级撤职审查，华夏证券公司派出了“四人临时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程炳仁负责“瓦良格”项目，其任务不是进行项目运作，而是追索投资。

吴宇已经被双规，邵淳要想再从隆泰源公司往外调钱是不可能了，从华夏证券总公司调钱更不可能，而下一步还要花很多钱。

关键的问题是，邵淳的停职，使“瓦良格”项目失去监督和指导。东方汇中公司的刘兴元和戴岳就成了这个项目的独立领导人。

当初邵淳请东方汇中公司参与“瓦良格”项目，主要是想借助他们的背景资源把这个项目做成，甚至要把澳门创律公司的股份转给他们，而当时的东方汇中公司董事长高增厦则想利用华夏证券的资本资源为本公司融资，推动其它自营项目的运行。这本来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合作，如果中间不出现徐增平告状、高增厦被迫离职、邵淳被查等“意外事件”，也许就不会出现后面发生的“惊天大案”了。

东方汇中公司总经理戴岳曾三次去乌克兰，两次去土耳其，他非常清楚，仅凭公司能力，要把这条船拖回来的难度有多大，以邵淳的处境和东方汇中的能力，这条船可能永远都拖不回来。

1999年12月3日，联合调查组在进驻华夏证券公司的同时，也进驻了东方汇中公司，主要调查华夏证券公司投入项目的资金使用问题，要求东方汇中公司积极配合。两周后，调查组撤离。其间，高增厦、戴岳等人都汇报了项目运作的情况，并请示下一步项目如何运作。调查组对此没有表态，只说项目是企业自己搞的，后果自己承担。至于是否交给国家，如何交给国家，国家要不要接管等问题，调查组未予说明。也就是说，调查组关心的是华夏证券公司投入该项目的钱怎么收回来，其他事概不受理。

戴岳等人后来得知，当时国家对如何利用“瓦良格”并无定论。

失去了华夏证券公司在资金上的支持，东方汇中公司几个已经开发的项目资金上出现了困难，本公司的自营业务需要钱，“瓦良格”项目也需要钱，仅滞港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钱从哪里来？东方汇中公司承担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必须采取措施自救啊！刘兴元和戴岳商议决定，利用各种资源，进行社会融资。在为公司的有关项目融资的同时，还要为“瓦良格”寻找出路。“瓦良格”项目本来就是以赌船的名义去乌克兰投标的，现在国家不要它，只能继续以赌船的名义去改装航母，去联系合作方了。

据东方汇中公司原办公室主任王毅民介绍，当时他和一家名为“拉拉手”的广告公司一起，为赌船做博彩广告宣传页，目的是为了寻找合作伙伴。那段时间，东方汇中公司接触过的商家很多，有台湾的博彩公司，有菲律宾的华侨，还有柬埔寨政府。与柬埔寨政府的谈判是由刘兴元出面的。刘兴元曾想把“瓦良格”改装成娱乐船，就停在柬埔寨附近的海面上，搞一个“海上娱乐城”。

张勇听刘兴元说，找他们洽谈的台湾机构有：台湾新中华公司、台湾远东国际投资公司以及台湾某博彩公司，尤其是这家博彩公司的背景很复杂，后台老板与国民党政要关系密切。

张勇对刘兴元说：这个事让台湾人参与不合适吧？

刘兴元说：管他呢！谁给钱多就卖给谁。

张勇心想，这不是个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弄得不好，要出乱子。

接着，刘兴元又半开玩笑地说，老张，咱们要能拿到两亿美金，不管从哪拿，大家一分，一走了事。张勇当时听了笑笑，没往心里去。

后来笔者在采访王毅民时，和他说起此事，王毅民说：刘兴元是个“大嘴”，喜欢胡说八道！他还说，将来每人弄个直升机，到船上玩去！

就在刘兴元胡说八道不久，一件与台湾公司有关的事情真的来了。

2000年3月5日，张勇刚刚处理完澳门创律公司拖欠物业费和租金的事情，到深圳办事，突然接到戴岳的电话，让他在深圳接待台湾新中华公司的两位客人。

戴岳说：你好好接待，有些情况问清楚。他们对“瓦良格”有点兴趣。

张勇接到这个电话，心里开始嘀咕：戴岳他们真要把“瓦良格”卖给台湾公司啊！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这可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弄不好要出乱子。不管怎样，先见见这两个台湾商人再说。

张勇在深圳的上海宾馆给他们安排住处。刚开好房，客人就到了。初次见面，张勇对二人的第一印象不是很好。二人的年纪都在50岁左右，油头粉面，手上戴着很大的金戒指，项上套着很粗的金链子；每人提了一个皮包，沉甸甸的，不知是文件还是钞票；西装很新，像是专为这次见面刚买的。能展示的东西都挂在外头了。

张勇认为，真正办事的人不是这样的。张勇在商场上打拼几十年，也算是见过各种世面的人，打过交道的大小老板不计其数，大老板如李嘉诚、何鸿燊、霍英东等，小老板就不用说了。在商场上混，穿戴自然要体面，但也不是这样“武装”自己啊！

二人住下以后，拿出公司的营业执照给张勇看。那是台湾的企业执照，上面有国民党的党旗和萧万长的签字。他们解释说，萧万长秘书长分管国民党的“党产”。

我在写此书时，专门上网查过，萧万长自1997年至2000年是国民党“行政院长”，并非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或者是他们口误，或者是萧万长以前当过秘书长，他们叫习惯了。

简单寒暄过后，张勇就请他们在饭店餐厅吃饭，边吃边聊。张勇发现，这两位台湾商人像是饿了好几天，吃相很难看，谈吐也缺少斯文，有些不成体统。张勇想和他们谈谈关于“瓦良格”的事，他们也谈不出个所以然。张勇感觉二人来路不正，属于那种专门出来混吃混喝的“混混儿”。

第二天（3月6日）早晨吃早餐的时候，台湾商人对张勇说：张先生，我们今天去香港办点事，晚上回来，这个房间别退，房卡我们带着。

这种要求有点过分，给张勇的感觉是：如果真是国民党中央企业的代表，这也太丢脸啦！两间客房才几个钱啊！就这个样子还想买航母？张勇想拒绝他们的要求，犹豫了一下，同意了，说：“房卡你们拿着吧！”他想看看二人还会怎么表演。

当天晚上，他们又回到上海宾馆住了一夜。张勇已经没有与他们继续交流的愿望了。

第三天（3月7日）早上，张勇对他们说：我也挺忙的，就不陪你们了，有关事情我们研究一下再联系。

就这样，他收回房卡，把房间退掉了。

张勇把接待二人的情况向戴岳做了通报。张勇问戴岳：他们是何方神圣？简直是乱弹琴！不像是正经干实事的商人。

戴岳说：你回香港到弥敦道调查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公司。他们要在，你拜访一下他们；要不在，说明是空的。你辛苦一点儿吧！

张勇按照对方提供的公司地址，到香港弥敦道××号一看。那是一个商业中心，二十几层高。按照名片上的户号一查，就一间房，一个员工说：我们在这十几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这家公司。张勇马上给戴岳打电话：戴总，这个公司是虚的，可能是个皮包公司。

戴岳愕然：怎么这样子？我知道了！

二

2000年3月7日下午，邵淳从外面回到办公室，秘书王中告诉他，有一个叫王××的人留言，有重要的事情要见面谈。

邵淳问：他没说什么事么？

王中回答：说是跟那个船有关的，非常重要。请你到他那里去，他有些东西给你看。

王中把王××留下的名片递给邵淳。名片上的单位是一家航空工业公司的子公司，王××的职务是总经理助理。邵淳想：这个人不认识啊！航空公司和船有什么关系呢？

他给王××打了电话：我是邵淳。

王××说：邵总，我早就听说你的大名了。我有个急事，非常重要。电话里不方便说。

二人约定第二天（3月8日）到王××所在的公司见面。

华夏证券公司距离王××的公司不远，邵淳带着王中去见王××。简单寒暄过后，进入正题。

“我知道你在做‘瓦良格’项目，也知道你现在正在被调查。东方汇中的人想把‘瓦良格’卖给台湾人。”

邵淳听了大吃一惊：有这种事？

“他们和台湾公司谈了好几遍了，意向都定了，就要签协议了。”

“他们要把航母卖给台湾公司？”

“他们是向台湾公司借款，两亿美金，对方提出来要抵押物，他们同意用航母做抵押。”

邵淳知道，东方汇中公司接手“瓦良格”项目以后，公司自营业务受到一些影响，邵淳在位时，曾经借款4000万人民币帮助他们解决难题；邵淳被停职以后，他们的一些投资项目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可再困难也不能找台湾公司借钱，用航母做抵押啊！如果借款到期不能归还，抵押物就是人家的了！

王××接着说：现在船主证在东方汇中手里，就等乌克兰方面的评估报告了。据说，评估报告3月18日出来，他们已经订了3月17日的机票，要到乌克兰去签协议。

邵淳见他说得头头是道，就忍不住问：你有什么证据？

王××说：这有东西啊！顺手拿出一个文件夹，递给邵淳。你看吧！他们已与两家台湾机构洽谈，拟以“瓦良格”号抵押给台湾。一家已谈成，以船的40%权益抵押8亿新台币；另一家将船的权益抵押2亿美元，即将签订协议。台湾方面很积极，第一家已开出银行本票，待船舶评估报告一拿到手，即可成交。这是他们往来的邮件和传真，还有台湾公司的登记注册资料。

邵淳看了这些资料，不由得吓了一跳。其中一家是国民党总部下属的公司－－远东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正是张勇调查过的那家公司），公司资料上面有国民党的党旗、党徽。

把“瓦良格”卖到国民党手里，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最让邵淳吃惊的是那张2亿美元的银行本票。邵淳认为，交易基本谈成了，对方才能开出银行本票。开本票的前提，必须把钱存在银行里。这就是说，这件事不是刚刚接触了几天，而是有段时间了。另外，银行本票是有期限的，且无条件见票即付，不管什么人拿到，银行都得支付给你。

还有一个在什么地方兑现的问题。本票的兑现区域，应该是在该银行的交换区域内。银行要跟对方签代理行协议，只有这种关系，才纳入交换范围。这张台湾银行的本票，大陆肯定无法兑现，这就意味着这张本票只能在大陆之外成交。到了乌克兰，拿到评估报告，办了相关手续，随时可以兑现。

邵淳看过材料，问王××：你给我看这些材料，目的是什么？

王××说：我认为形势严重，建议你马上报告上级，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邵淳问：你怎么不报？

王××说：瓦良格的事，谁愿意沾啊！再说现在上面不是正查你嘛！所以我们觉得，由你来报最合适。你是当事人，你的报告会引起上级的重视。

“我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这些事啊！人家要问我，这情况哪来的？这不是开玩笑么？这么大事，我又说不出消息来源。”

“没关系，你可以说，消息是我给你提供的。”

“你怎么能提供呢？”

“那就不用你管了。你就说是我提供的，让他们找我核实。我们全力配合。”

邵淳想，这么大的事，如果不赶紧采取措施，还有10天，戴岳他们就去乌克兰了。

从王××那里回来，邵淳一直在想：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呢？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茶饭不思。晚上，他决定向调查组报告。他给调查组的古树林处长打电话，在电话里把台湾人与航母的事情简单说了一下，最后强调，“这是大事，我第一个向你汇报。”

古树林说：我不在北京，我在成都呢！我给你联系车书记吧！

过了一会儿，古树林回话：明天上午9点，你到车书记办公室向车书记汇报。

3月9日上午，邵淳带着秘书王中一起去见调查组副组长车××，建议组织进行核实。车××听了邵淳的简要汇报，感到很稀奇：有这个事儿？

邵淳说：有。我原来说，你们调查组把船接过去，你不接，现在要出问题了，大问题啊！

车××问：王××是什么人？

邵淳说：我也不知道。前天他来找我，我不在，我昨天去见的他。你们赶紧采取措施。

车××说：我们当前的任务仍然是继续与东方汇中公司落实债券债务关系。

邵淳说：落实债券债务的结果是股权的变更，过去这样考虑是没有问题的，但现在他们要把船抵押给台湾，如果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还把股权交给东方汇中公司，是否妥当？一旦抵押协议生效，最后台湾把“瓦良格”拿走，这个责任谁来承担？

车××说：目前谁也没有说这个船不能给台湾，他们如果真能抵押出两亿美元，华夏公司的钱不就收回来了么？

邵淳一听，差点没晕倒，心里说：就这个水平，也配来查我？

邵淳耐着性子说：车书记，这不是钱的事，这可关系到两岸的军力对比啊！关系到两岸的军心、民心啊！你想过没有？再说了，就算他们拿了两亿美金，不可能给我们，他们在境外成交，两个人到哪儿一藏，隐居了，你上哪儿找去？

车××听邵淳这么一说，神情才开始庄重起来。

邵淳说：车书记，你赶紧和王××联系，你来核实我跟你说的情况，尽快核实，尽快采取措施，务必不能让那两个人出国。涉案资产的资料，你们为什么不收啊！要把所有的文件都收走。

车××说：行了，我知道了。

一连过了两天，邵淳从王××那里得知没有什么人和他联系，越发坐不住了。

邵淳对秘书说：王中，咱得把向车××口头汇报的事情一条条写下来，我怎么说，他怎么说，整个过程，不能遗漏。

邵淳整理这个材料的目的是要留下一个历史文件，以免将来发生什么事情，空口无凭。

材料整理出来以后，邵淳就派人给车××送去一份，一是送他备案，二是想催促他一下。

又过了一天（3月12日），还是没有消息，王××坐不住了，邵淳也坐不住了。他向公司领导小组负责人赵大建、程炳仁做了汇报，他们也认为应当对刘兴元和戴岳采取措施，现在已不宜把股权落实给东方汇中公司，但是要等一等调查组的意见，按调查组的意见办。

这时，古树林处长已返京，邵淳问他见了车书记没有，有没有新的精神？古树林说，见了，车书记的意见，仍然是落实债券债务。

这时，邵淳感到事情难办了。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坚持自己的意见，对自己不会有好处，但为了阻止事态恶化，为了对国家负责，还是应当坚持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把个人得失放在一边。他于3月13日和3月15日，两次书面报告了王××通报的情况和新动态，并再次提出了防范控制措施的建议。同时，按照调查组的意见，他和程炳仁一起，再次约见东方汇中公司总经理戴岳，强调指出：在“瓦良格”项目上，要从大局出发，维护国家利益，妥善处理该船。

戴岳说：现在国家不要这个船，企业很困难，在船的运作上，只是单纯的商业运作，希望调查组明确表态，国家不再干预该项目的运作。

戴岳的态度，让邵淳感到事态非常严重，“瓦良格”项目再也不能让东方汇中公司继续运作下去了。可是，怎么办呢？

3月16日，邵淳约了国家安全部的一个朋友和总政的一个朋友见面，并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个事到现在这个程度，怎么处置？

两位朋友都表达了相似的意见：如果按照正常程序上报材料，运转时间不够，必须采取特殊措施。

总政的朋友说：你把这个情况写下来，把严重性、紧迫性说清楚，再把给调查组的报告附在后面，直接报最高层。

邵淳有些犹豫，说：我报了，他们都不一定看得见。

国家安全部的朋友说：你报告里要写清楚，这是大事，特别紧急，哪个环节都不要压。

邵淳说：这玩艺儿是真的是假的啊？我心里有点拿不准，本来上级就在调查我，我再来个“欺君之罪”，这个事可就闹大了！

总政的朋友问：你现在能确认是假的么？

邵淳说：我不能确认。

国家安全部的朋友说：只要你不能确认是假的，只要你有你的消息来源，只要你向上级汇报的情况与你的消息来源一致，你必须报！你心里就是有问号也得报！万一你判断失误，不上报，这个事可不得了！

邵淳又思考了一会儿，心一横，颇有些悲壮地说：好，就按你们的意见办！他的这一举动，后来被人称为“冒死上谏”。

国家安全部的朋友说：你给我们一份，我们找渠道往上报，肯定会报得快！

邵淳和王中马上行动，很快材料写出来了，一式四份。3月16日，邵淳分别送给那两位朋友各一份，送给调查组一份，送给华夏证券公司一份。

邵淳对公司临时负责人赵大建和程炳仁说：你们按照程序上报吧！情况非常严重，要出大事，我报给你们，你们不及时上报，后果你们负责。

赵大建说：这个事情是你搞的，我们都没经手。

邵淳说：你要是不报，掉脑袋的是你！反正我报了，就没我的责任了。本来也没我什么责任。

程炳仁说：得，咱主不了这事儿，赶紧报，赶紧报！

程炳仁是北京市金融工委的干部，1998年10月，邵淳第一次被调查期间调到华夏证券工作，是赵大建牵头的“四人临时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位置排在赵大建之后。

程炳仁马上给北京市金融工委写了一个报告，大意是：邵淳同志反映的情况，我司不好处理，请示上级酌处。邵淳情况反映附后。

程炳仁亲自把材料送上去了。

报告送出以后，邵淳心中惴惴不安，不知他的“冒死上谏”到底会带来什么后果。尽管他知道自己心怀坦荡，毫无私利，是经得起组织调查的，身子正不怕影子斜嘛！可这购买航母的项目，几个亿的资金砸进去了，能不能收回来不知道，那个远在万里之外的航母，国家要不要也不知道。如果船回不来，钱就回不来；如果钱回不来，国家的损失可就大了！这事总要有人出来负责的。谁负责？当然是决策者啦！那是三四个亿的人民币啊！即便定性为“决策失误”，邵淳也难辞其咎。他已做好了应付最坏局面的准备。

等待高层消息的那十几个小时，是邵淳人生中最难熬的时光。焦躁，漫长……

终于，邵淳等来了好消息。他的报告受到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

邵淳事后了解到，四份材料，国家安全部的动作最快，当天晚上就报到高层那里去了。随后，另外几份也都报上去了。

中央领导接到报告后，作出三条批示，大意是：一、要不惜代价，把“瓦良格”拉回来，不能落到台湾人手中。二、请刘积斌同志负责，由国防科工委牵头，会同有关部门，接手“瓦良格”的后续操作。三、今后此类国家重大采购，宜由国家指定的职能部门办理。

3月18日，国务院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此事。王××被叫到会场接受质询。

那一年的3月20日，台湾将进行大选，根据民调显示，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当选的概率很高，中央非常关注台湾选情。就在这个敏感的时期，突然冒出来一个与“瓦良格”号航母有关的“台湾公司事件”，引起中央高度重视，这也导致了正处于困境的“瓦良格”项目出现重大转机。

三

“台湾公司事件”是“瓦良格”项目的重要转折点。为了保证我对这个事件的表述尽量客观、公正，我不但要听邵淳怎么说，张勇怎么说，还要听听其他当事人怎么说。可惜，刘兴元因为涉嫌经济诈骗一亿多人民币，被抓起来了，无法采访他；王××则行踪诡秘，神龙见首不见尾，也无法采访。所幸我在高增厦的帮助下，采访到了另一位重要当事人戴岳。并在戴岳的帮助下，采访到了“台湾公司事件”的具体经办人、原东方汇中公司办公室主任王毅民。“戴岳版”和“王毅民版”的故事，还真与“邵淳版”有所不同。

综合戴岳和王毅民介绍的情况，下面说说这个件事的另一个版本。

1999年7月初（这时“瓦良格”项目尚未完全交给东方汇中），经王毅民的朋友牵线，戴岳认识了香港新中华（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的老板。新中华公司愿意向中国大陆企业借贷资金，只是利息比较高，尤其是一次性贴息更高。当时东方汇中公司启动的吉林和龙脱硫净化装置和重庆西南制药一厂二期迁建工程项目缺乏资金。对方研究了这两个项目的资料，认为很好，双方约定在深圳谈判。

谈判期间，东方汇中公司按照惯例，要求新中华公司提供资信证明。对方以公司更名改组为由，暂时搁置了这个项目。一直拖到2000年2月初，项目重新启动，此时新中华（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已更名为远东国际投资有限公司。2月12日，双方签订了《申请贷款确认书》等一系列文件。2月15日，远东公司用传真发来了台中市花旗银行8亿新台币的银行本票复印件。

戴岳一看，是新台币不是港币，就起了疑心，问：你们不是香港公司么？怎么又变成台湾的了？对方回答：我们的公司总部在台湾。

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台湾咱没关系，没法查，他既然是香港的公司，可以让张勇去查。”戴岳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

3月7日，张勇给戴岳打电话通报情况：经到远东公司办公地点调查，香港弥敦道××号没有这家公司，很可能是皮包公司。戴岳得知这个消息，就把这家公司放弃了，有关文件很随便地扔在桌子上。根本没有什么订票出国签协议的事情。

据戴岳介绍，他和前文提到的给邵淳提供材料的王××很熟，王××经常到他办公室来。他怀疑王××的那些文件是从他那里拿走的。

恰恰是在3月7日下午，王××去华夏证券公司找邵淳，邵淳不在，两人电话约定3月8日在王××的公司见面。

这两个版本中有两个问题对不上，一个是邵淳看到的是两家台湾公司的材料，其中一家有2亿美元银行本票，戴岳说的是一家台湾公司，是8亿新台币（折合人民币2亿元）银行本票；一个是王××说戴岳他们已经订好了3月17日的机票，戴岳则说他们已经放弃台湾公司，根本没有订机票的事。

关于银行本票问题，我在王毅民那里查到了远东国际公司出具的台中市花旗银行8亿新台币银行本票的复印件，王毅民说，他没有听说有第二家台湾公司。而邵淳所说的是2亿美元的银行本票及其他材料，他已经作为附件上报中央，我无法核实，但邵淳言之凿凿：是2亿美元，不是8亿新台币。这就奇怪了，那2亿美元本票是怎么回事呢？

台湾台中市花旗银行出具的8亿新台币银行本票（王毅民提供）

关于订机票问题，戴岳说，一个3月7日就被中止的项目，还订3月17日的机票干什么。再说了，我在1999年12月就被限制出境了，护照还扣在机场公安局入境办公室，我明知不能出境还会去订机票？戴岳这话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而邵淳当时只是听王××那么一说，并没看见机票的复印件。

另外，我在东方汇中公司保存的远东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借贷合同书》里，没有看到关于用“瓦良格”号航母做借贷抵押的抵押协议，只看到了《申请借贷确认书》中写道：企业或公司因西南制药一厂二期迁建项目需要资金，用公司投资项目作为抵押借款，申请金额为贰仟伍佰万美元……

高增厦则比较认同“戴岳版”、“王毅民版”的说法。他认为，这件事有他把控，不会让把航母卖给台湾的事情发生。

现在看来，要想把2亿美元的银行本票和3月17日的机票问题搞清楚，必须找王××。尽管从目前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并无东方汇中公司欲将“瓦良格”号航母做抵押，向台湾公司融资的证据，但是从当时王××交给邵淳的资料来看，却是有这种倾向的。于是国家高层领导根据邵淳上报的材料，责成国务院处理此事。3月18日的国务院会议决定：国家接手“瓦良格”项目。

四

国务院的这个决定，让邵淳一直悬着的心落下来了。他坚信，只要国家接手，这个船就有拖回来的希望了。

4月1日，邵淳得到消息，公安机关将于4月2日抓捕戴岳、刘兴元、刘继等人。他于当日晚紧急约见高增厦和王广平，向他们通报了国家要抓捕戴岳等人的信息，并要求他们一定要保密。邵淳之所以要向高增厦和王广平通报此事，因为他们是“瓦良格”项目联合领导小组成员，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应该让他们知道。

第一个被抓的是刘继律师。

4月2日凌晨2点左右，刘继正在睡觉，忽然传来敲门声。这么晚了，什么人？门外回答：“北京市公安局的。”

打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七八个人。一个领头的说：是刘继律师吧？有件事，需要你配合一下。

刘继被带到一个宾馆，被监视居住了10天。在此期间，刘继被询问了一些问题：到乌克兰是怎么回事？“瓦良格”项目是怎么参与的？其中做了什么事情？等等。

刘继反复向办案人员“交代”经过，最后办案人员把在乌克兰交船时交付的全套文件拿来让他确认，因为这些文件当时都是过他手的。据刘继回忆，办案人员对他挺客气，应他要求，每天让他喝点小酒，但是不准他离开房间。

第二批被抓的是戴岳、王毅民、刘兴元。

4月2日是个周日，戴岳和王毅民本来应该休息，因为公司有事，他们准备去公司加班。早晨8点多钟，戴岳开了一辆“大宇”牌汽车，王毅民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汽车刚从他们居住的解放军后勤学院大院出来，就有两辆挂有“京O”号牌的轿车呼啸而上，一前一后把“大宇”加在中间。

戴岳说：怎么回事？下去看看。

他们刚下车，就被几个黑衣大汉围住了。

“别动，我们是警察！”接着手就上来了，非常专业地从他们腋下到脚腕迅速搜了一遍。王毅民后来得知，事先有人告诉他们，这两个人都当过兵，身上可能带着家伙。

警察搜完身，接着把他们二人分别带上前后两辆“京O”汽车，一个警察开着戴岳的“大宇”，三辆车沿着复兴路向东，朝着长安街的方向飞驰而去。王毅民坐的那辆车的后座上，堆了好几件棉大衣，估计警察这一夜都是在车上睡的。想想警察这个职业也挺辛苦。一定是因为戴岳和王毅民住在部队大院里，警察不便到部队大院里抓人，只能在外守株待兔。否则他俩就会像刘继那样，半夜就被带走了。

王毅民坐的那辆车上有三名警察，前座两名，后座一名。王毅民问身边的警察：到什么地方去啊？

那警察黑着脸说：别说话！

王毅民闹了个没趣，便不再说话。随他们去吧！

汽车最后在北京火车站附近一个小胡同的一座破旧的三层小楼前停下。王毅民从车上下来，看见戴岳，就走过去对他说：怎么回事啊，老戴？

还没等戴岳回答，立刻有一名警察对王毅民说：不准说话。分开！警察大约是怕他们“串供”。

他们被两拨警察分别带走了。王毅民被带到二楼的一间办公室，两名警察都对他挺客气，给他倒了一杯茶，然后开始问话。

闲聊中，王毅民了解到，那个负责询问他的警察原来曾在北京军区服役。警察问王毅民：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个船卖给台湾？

王毅民说：怎么可能？你想啊，你也是当兵的出身，咱当兵的这点觉悟和常识还是有的，怎么可能把船卖给台湾？”

下午，警察又把王毅民和戴岳拉到刘继所在的那家招待所。

其间，警察从戴岳处要来东方汇中公司的钥匙，让王毅民到公司去拿与“瓦良格”项目有关的文件。在去公司的路上，王毅民问警察：你们凭什么把我们弄起来不让回家？

警察说：这是上面交代的。

到了公司，王毅民将有关文件交给警察，警察看了说：人家挺正规的嘛！

看完材料，警察对王毅民的态度完全变了，用抱歉的口吻说：哥们儿，这是御案。请理解。

王毅民自嘲道：不是有人说么？没有坐过监狱的男人，不能算是真正的男人。我也正好体验一下生活。

警察接着说：不过御案也有错的。

此后警察再没有为难他们。王毅民在那里闲着无事，完整地看完了一部电视连续剧《李卫当官》。他在接受笔者采访时笑道：平时哪有时间看电视剧啊！

4月12日，戴岳和王毅民被放了出来。后来得知，刘兴元也被关在那里。也是同一天被释放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戴岳才知道他们被抓，是因为邵淳给中央高层写了一封举报信。为此戴岳一直对邵淳耿耿于怀。戴岳认为：这个事情是假的，本来咱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是哥们儿，如果互相通个气，马上就会把事情搞清楚，何必搞得这么神神秘秘，惊天动地？

戴岳甚至认为，这是邵淳为了拿回澳门创律公司的股权及“瓦良格”航母的所有权而与王××共同设的一个“局”。这是戴岳接受笔者采访时说的。

我将戴岳的这个说法向邵淳求证，邵淳非常认真地说：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小事情，是关系到国家利益的大事情。不要说是朋友，哥们儿，就是夫妻，也不能私下通气啊！

对此，我倒是可以理解邵淳。当时邵淳正处于停职调查期间，并且被调查组认定他“参与政治”，如果“瓦良格”再与台湾扯上关系，那真的成为“政治事件”了。邵淳当初热心支持贺鹏飞要把“瓦良格”买回来，是为了国家，为了海军，如今有人要把“瓦良格”抵押给台湾公司，有悖他的初衷，这是决不能允许的！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邵淳才有了“冒死上谏”的行动。

至于说邵淳与王××设“局”一事，邵淳说：在此之前，我根本不认识王××。

戴岳在接受采访时曾对笔者说：老邵弄的这个事儿让我挺生气的。

不过时过多年以后，戴岳心中的郁闷，也渐渐释然了。

戴岳的家人曾对他说：要没有这事儿，航母真砸在东方汇中手里了。

戴岳也这么想：不管怎样，能把航母交到国家手里，最后搞成了“辽宁舰”，这个结果挺好的。阴差阳错，办成了一件好事！

“台湾公司事件”，真的是一场乌龙？

这里面有太多的疑问。在没有把真相搞清楚之前，我只能把不同的说法都写出来，立此存照。

五

2000年3月7日，张勇接待完台湾商人之后，就去武汉了。他并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张勇的家在武汉，一直没有迁港，一有时间他就会飞回武汉与家人团聚。

2000年3月25日，张勇接到吴巍的电话：张总，你在哪里？

张勇说：我在武汉。

吴巍说：我来看看你，有点急事。

当天下午，吴巍来到武汉，见到张勇就开门见山地说：邵总让我跟你联络一下，明天到深圳开个紧急会议。他已经直接飞到深圳了。

张勇问：什么事那么急啊？

吴巍说：是关于台湾商人要买航母的事。

张勇说：那也不用你专门跑来武汉一趟啊！你告诉我去深圳开会就行了……

吴巍说：邵总不了解你对台湾公司这件事的态度，担心你不去深圳。

张勇说：我的态度很明确，当初我就对刘兴元说过，台湾人参与航母的事情不合适。

第二天（3月26日）上午，张勇和吴巍从武汉飞到深圳，在深圳景轩酒店与邵淳见面。此时邵淳等人的一切行动，都在调查组的监控之下。邵淳知道，张勇不知道。邵淳也不能和他说。

邵淳告诉张勇：我想了解一下你和台湾公司接触的情况，另外就是讨论移交‘瓦良格’项目的事情。国家已经决定将“瓦良格”项目交给中船重工集团公司，下一步，我们要积极配合中船重工的工作。

邵淳主持召开了澳门创律公司紧急董事会，说是董事会会议，其实只有邵淳、张勇、吴巍三位董事参加。自从1998年10月10日在北京钓鱼台大酒店召开澳门创律公司董事会之后，公司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泰信达公司的李×已被开除，香港创律公司方面的徐增平、庄立祥等五位董事，也因所持澳门创律公司的股权减少而出局。

会上，邵淳详细询问了张勇接待台湾商人的情况，几乎每一个细节都问到了。

张勇说：他们不像是正常的商人，更像是混吃混喝的。

邵淳说：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现在有关部门已经截获了台湾公司涉足“瓦良格”号航母的情报，对方把2亿美元的支票都开出来了。我看到复印件了。

张勇说：邵总，能给我看看么？

邵淳说：这种东西不能带在身上。

邵淳没说情报来源，张勇也不便多问。

邵淳这次在深圳待了好几天，正式开会不到两天，其他时间用邵淳的话说，就是让张勇和吴巍他们好好休息一下，他说：你们前期太忙，太紧张了。

邵淳也想利用这个安静的环境清理一下思想。

自从1998年10月被调查，到1999年12月被停职，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邵淳除了应付调查组的询问，还要关心“瓦良格”项目的进展情况。

一开始，他自己有“航母情结”，加上被贺鹏飞的一番话所感动，就毅然决然地参加了这个项目，绝没想到这个事情这么复杂，问题这么多：不是国家行为，不是组织行为，只是军方的几个高级将领策划的一个项目而已。他也没想到徐增平会利用这个平台为个人谋取私利，把正事给耽误了。华夏证券公司支付了超出原标的一倍的资金，也没能把“瓦良格”拖回来，至今航母还停靠在黑海造船厂的码头上，给他带来一系列的麻烦。

此时他的心情非常复杂，他对“瓦良格”这个项目爱恨交加。他不否认，“瓦良格”是个好项目，不管徐增平出于什么目的，是徐增平启动了这个项目。

邵淳认为，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佛”，有一个“魔”。有的时候，“佛”占主导地位，就会有正义感，有爱国心，干好事；但是如果一大堆钱来了，可能那个沉睡的“魔”就苏醒了，占了主导地位，总想我怎么弄一点钱装自己兜里。徐增平、李×等人，实际上都有这个过程。他不怪他们，要怪只能怪自己太感情用事，太想为国家做贡献。接着他又想，既然你想要做贡献，那么，由此而来的那些磨难，就只能算是做贡献的代价了。这样一想，他心情就好了许多，对下一步该怎么走，头绪也清楚了。

他还记得，1998年9月，徐增平和庄立祥第二次来找他，要求再借6000万人民币的时候，徐增平曾对他说：邵总，知道你不缺钱，就不说钱的事了。我可以通过关系给你办一个单程签证。将来有什么情况，随时就可以走。被他当场回绝：我出不了什么事情。特别是这个船，本身是好事，有什么必要？

当时因为事情多，邵淳对徐增平的这番话也没细琢磨，现在回想起来，徐增平是想给他提供一条后路。邵淳心中有“佛”，自然也就不会想到“魔”的后路。

2000年3月27日，邵淳召集张勇、吴巍在深圳景轩酒店2710室召开的特别会议结束，邵淳让秘书王中整理了一份《特别会议纪要》，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张勇先生和吴巍先生表态，不计较个人得失，继续以国家利益为重，服从权益人华夏公司的安排，配合华夏公司尽快理顺法律关系，保全资产，将船安全拖回。

最后，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在“瓦良格”号航母项目运作上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并同一切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做斗争，使航母项目恢复到初始运作的目的上来，并严格保密，避免出现不利影响。

邵淳组织召开的这次深圳特别董事会，为日后的“瓦良格”项目移交和澳门创律公司的资产分割打下了良好基础。张勇和吴巍的态度，也为日后国家顺利接收“瓦良格”号航母起到了积极作用。

六

由于“台湾公司”的介入，“瓦良格”项目一下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国家领导人的过问，使这个一直由民间操作的商业项目，终于变成了国家行为。从1998年3月徐增平拍得“瓦良格”购买权时算起，到2000年3月，这个像蜗牛一样缓慢行进的项目，这时开始驶入了“快车道”。

不过张勇一直认为，所谓“台湾公司”介入“瓦良格”项目之说，比较勉强。

2015年5月17日下午，我在北京采访邵淳时，张勇陪同采访。邵淳说起王××给他提供情报的事，张勇马上插话说：“邵总，王××这个人我认识，他请我吃过两次饭。”

据张勇回忆，大约在1999年七八月间，王××给张勇打电话，自报家门，说他是王××，要请张勇吃饭。张勇问他有什么事，他说见面就知道了。

王××约张勇在东郊民巷的首都饭店吃饭。一共在那里吃过两次饭，第一次主要是认识一下，没有谈实质性问题；第二次王××就提出了想参加“瓦良格”项目的要求，希望张勇给他介绍点事做做。张勇婉言推辞道：我只是帮助华夏证券公司干点具体事，其他事情做不了主。

我在胡乱猜想：会不会因为王××想参与这件事，给邵淳设了一个局，借机把事情搞大，把别人挤出去？

我在采访戴岳时，曾说起王××找过张勇的事，戴岳说：王××要插足，直接跟我说不就得了！

我不知道王××为什么舍近求远，不找熟悉的戴岳，却找不熟悉的张勇。

后来我专门与张勇讨论“台湾公司”介入“瓦良格”项目的可能性，张勇认为，两亿美元不是个小数字，在没签协议的情况下，可以说“八字还没有一撇”，就把银行本票开出来了，这是违反常规的，一般来说不大可能。

听他的意思，如果有这张银行本票，也是伪造的。

我问张勇：“到乌克兰找评估公司是你去签的协议，刘兴元和戴岳都没去，他们怎么知道评估报告3月18日出来？”

张勇说：“王××和杨秋实是亲戚关系。帮助联系评估公司的萨沙是杨秋实介绍的。也可能王××通过杨秋实去问萨沙，萨沙去问的评估公司。”

张勇一直认为，东方汇中公司与“台湾公司”接触的行为不妥，但台湾方面出来的是几个混吃混喝的小人物，连公司都是皮包性质，不可能把事情搞得这样大，两亿美元的买卖，不是一个小小的“皮包公司”可以操作的。

后来我对张勇说：也许是邵淳被王××“忽悠”了，邵淳又把国家领导人给“忽悠”了。

张勇对我的这个见解表示认同。

但不管怎么说，由于台湾商人的介入，对整个“瓦良格”项目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如果没有王××的这个“情报”，就没有邵淳的“冒死上谏”，就不会引起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已经“山穷水尽”的“瓦良格”项目就不会出现“柳暗花明”的转机。

对此，邵淳、高增厦、吴宇、张勇、戴岳等人都基本认同。在国家利益面前，最大公约数起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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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移交国家

第十二章 移交国家

一

就在“瓦良格”项目由“民间商业行为”变成“国家行为”的时候，德国评估公司对“瓦良格”所做的评估报告也出来了，3月下旬，乌克兰马什公司的萨沙将评估报告寄到香港达程有限公司，张勇按照协议，把余下的30多万美元评估费汇往乌克兰。

评估报告是按照国际惯例编写的，厚厚的一大本，装订很精致。根据评估公司的严格评估，“瓦良格”当时的价值是2.8亿美金。

邵淳得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对张勇说：你为公司立功了！

华夏证券公司为“瓦良格”支付的经费，一共3.6亿多人民币，约合4400万美元（包括被徐增平挪用的1800万美元）。也就是说，船还没拖回来，身价就已经升值约两亿多美元。虽然将其拖回来还要花钱，但是回来以后，可能还会升值。

2000年4月2日，张勇在深圳接到北京华夏证券公司负责人程炳仁的通知，要求他立即办理“瓦良格”号航母的船籍证。

船籍证是轮船在公海上航行必须携带的证件，由国际权威海事机构办理。去年10月下旬，张勇、戴岳和刘继从乌克兰回国以后，张勇即按照戴岳的吩咐，开始着手办理船籍证事宜。

按照国际惯例，船籍证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国家进行注册，比如，香港某海运公司的船只，可以在巴拿马注册，也可以在希腊注册。张勇选择了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这是一个由几个小岛组成的北美洲国家，地处加勒比海，国土面积只有389平方公里，首都设在金斯敦。

由于该国的船务业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一般国际上的特殊船只都在该国注册船籍证。为了使“瓦良格”能平安顺利归航，张勇在该国注册船籍证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1999年11月12日，“瓦良格”船籍证注册完毕，船主为香港汇中发展有限公司。现在要由中船重工集团公司以澳门创律公司的名义进行运作，就必须把船籍证的船主变更为澳门创律公司。此事只能由具有香港身份的张勇办理。

张勇在深圳的事情还没结束，暂时无法离开，而北京又催得很急，为了加快办证时间，张勇让公司人员把“瓦良格”有关文件送到深圳，又把香港“S.V.G云洋海事”的陈主任请到深圳，双方在深圳办理船籍证的相关手续。

2000年4月5日，张勇又接到程炳仁通知：根据上级指示精神，要将全部有关“瓦良格”项目的文件和印章送交北京。

张勇立即从深圳赶回香港，整理与“瓦良格”项目有关的文件，然后带着文件和澳门创律公司的印章赶往北京。为此，华夏证券公司相关人员程炳仁、夏志良、邵淳、郝君还专门签署了一份《关于“瓦良格”文件调用和印章的调用》文件。夏志良和郝君当时是联合调查组成员。

2000年4月8日，北京市举行了一个“瓦良格”项目文件交接仪式，国防科工委主任刘积斌、中船重工集团公司总经理黄平涛、中船重工集团公司总工胡基政以及华夏证券的有关人员参加。程炳仁代表华夏证券公司将澳门创律公司所有与“瓦良格”相关的文件，包括购买合同、公司印章等，全部移交给中船重工集团公司，黄平涛代表中船重工集团公司签收。

张勇没有参加正式的文件交接仪式，不过心里还是非常欣慰：“瓦良格”的全部资料都是从我手里交出去的，等于把“瓦良格”交给国家了。自己忙了这么长时间，虽然个人没有获得什么经济效益，但是帮助国家把这个海军曾经想买却没有买成的航母买回来了，这也算是为国家做了一点贡献吧！

交出“瓦良格”文件之后，张勇得到来自香港“S.V.G云洋海事”的消息：船籍证办好了。张勇拿到船籍证后，亲自把它交给中船重工集团公司总工兼军工局局长胡基政。胡基政告诉他，在香港打电话要注意别被人窃听，发传真不能明发，通话必须先约定时间。

程炳仁也向张勇交代说：你不要叫别人参与这个事，你和国防科工委保持“单线联系”。以后我们也不问了，没有什么事，就不用来华夏汇报了。该跟我汇报的，你来北京我给你安排酒店住下来，管吃管住。

张勇说：我已经把有关‘瓦良格’的文件资料都交出去了，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什么事情找我了。

其实，有关“瓦良格”的事情还很多，不像张勇想象的那么简单。

2000年5月14日晚，张勇接到通知，让他尽快赶到澳门某某大律师楼去，有重要文件要办。15日一大早，他就从香港乘坐飞翼艇赶到澳门，见到从北京来的一个叫罗××的人，对方自称是华夏证券公司总裁助理。罗××告诉张勇，马上以“以澳门创律公司的名义给胡基政和牟安成两位先生做一份法律大授权书”。

张勇此前只是听说过罗××，在吴宇被“双规”以后，华夏证券公司曾通知他，由罗××出任香港达程投资公司董事长，但他们从来没见过面。张勇给胡基政打电话核实此事，得到确认后，他便在澳门的律师楼办理了一份《授权书》：

签署人声明如下：

现透过本公证文件，代表公司委托胡基政先生及牟安成先生作为公司代理人，……全权代表公司负责办理与“瓦良格”号船有关的全部事宜。

授权人：罗××、张勇（签名）

公证员：赵鲁（签名）

为何大授权书要张勇去办，并要他签字？因为他一直是澳门创律公司80%大股东华夏证券公司的代表，律师文件说他“有资格和足够的权力代表公司做出此行为”。

张勇办完这件事，感到很兴奋，甚至有些自豪：把“瓦良格”交给国家的授权书是我办的！是我代表澳门创律公司授的权！

二

华夏证券公司把“瓦良格”项目交给国家以后，一晃就过去了两年。这两年间，又发生了很多故事，这些故事我将在本书的“下部”详细介绍。

2002年2月20日，“瓦良格”拖带船队进入中国领海。中船重工集团公司军工局副局长牟安成给邵淳打电话，预计“瓦良格”在月底之前到达大连港，邀请邵淳到大连去看“瓦良格”。邵淳非常高兴，带着夫人和秘书从北京开车去大连。

2月28日，“瓦良格”到达大连港外锚区，由于天气的原因，不能进港。邵淳每天让司机开车到海边去看海，海上大雾弥漫，什么也看不见。历经磨难的“瓦良格”，终于拖回来了，却迟迟不肯撩开神秘的面纱。

3月3日早晨，天终于晴了，邵淳一大早就赶到大连港码头。中船重工集团公司派了一个摄影师，来给“瓦良格”拍录像，大连造船厂给摄影师派了一条拖船，邵淳就跟着这条拖船，来到大连港外的三山岛锚地。远远地看到“瓦良格”的身影，邵淳的心里便开始翻腾。从1998年7月初次接触“瓦良格”项目至今，魂牵梦萦将近四年，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它的真面目。自从他被徐增平拉上了“瓦良格”这艘战船，他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开始是操心、牵挂，与徐增平周旋，直至最后获得航母的80%股权；接着是被停职、被审查、被边缘化。现在“瓦良格”终于回来了，终于可以为他的“侠肝义胆”之举正名了，这怎能让邵淳不激动呢？

拖船在急速前进，距离航母渐渐地近了，航母的体积也在邵淳的眼中渐渐地变大，最后整个挡住了邵淳的视野。

巨大的“瓦良格”就像一座山似的耸立在邵淳面前。拖船围着锈迹斑斑的航母转了好几圈儿。看着这个远道而来的庞然大物，邵淳心中感慨万千。他在“瓦良格”身上寄托了太多的情感，也因此受尽了磨难。现在，邵淳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虽然暂时还不知道它将来能干什么用，但它毕竟回来了，有了这个大家伙，起码华夏证券公司为之投入的资金就不会“打水漂”了。就是卖废钢铁也不至于亏本儿啊！更何况它还有四台主机，那四台主机就值8000万美元呢！

这时，他心中油然升起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豪气：我邵淳这一辈子，能与这么一个大家伙产生交集，也是一种独特的不可多得的人生经历啊！

一条船拉来很多人，是海关、边防、防疫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费力地从航母的尾部用软梯往上爬。有人问邵淳：要不要上船去看看？

邵淳说：那么老高，我可爬不上去。

于是错过了一次上船看看的机会。

中午，历经坎坷的“瓦良格”号航母终于靠上大连港码头，邵淳本来想登船看看，但是大连港的海关、边防、检疫等部门的工作人员要登船检验，负责管理该船的大连造船厂副厂长唐士源忙得焦头烂额，暂时谢绝其他人参观，他只好退避三舍，准备以后再找机会，但是后来就一直没有再去了。

邵淳在大连港：我们买的航母回来啦！（邵淳提供）

在大连等待“瓦良格”归来的一周时间里，邵淳了解到，大连造船厂和大连市为迎接“瓦良格”的到来，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意识到，这条船，交给“国家队”操作是最好的结局，如果是公司操作，别说开不回来，就是开回来了，连个停靠的地方都没有。徐增平原来说要停靠在澳门港，那就更不可能了，澳门港的水深只有6米，而“瓦良格”的吃水是10米，除非专门给它另挖一条航道。这些都不是一个小公司可以做到的啊！

“瓦良格”虽然拖回来了，并且已经交给了国家，按说不会再有邵淳什么事了，但是在国家准备收购“瓦良格”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波折。

原来，邵淳被撤职以后，华夏证券公司在赵大建的领导下，不断出现经营失误，公司形势每况愈下，已经接近破产的边缘。2001年5月，周济普接替赵大建出任华夏证券公司董事长。不久，“瓦良格”被“国家队”拖回来了，周济普在清理隆泰源公司的账目时，趁机把一大批与“瓦良格”项目无关的票据都装了进去。

为“瓦良格”项目算账，一共搞了两次，第一次是2002年，“瓦良格”刚刚拖回来不久。北京市“瓦良格”项目处置领导小组想了解一下该项目的支出情况；第二次是2004年初，国家准备收购“瓦良格”的时候。

2002年春，北京市“瓦良格”项目处置领导小组收到华夏证券公司送来的账目，没有人说得清楚那些账目是怎么回事，怎么办？有人提出，请邵淳和吴宇“出山”。“解铃还需系铃人”嘛！

华夏证券公司（隆泰源公司）在“瓦良格”项目上的投资虽然数额巨大，但是比较简单，很容易梳理清楚。邵淳带领吴宇，把几笔大的款项一拢，就把账目理清了。

但是在2004年春，国家准备收购“瓦良格”的时候，华夏证券公司迟迟拿不出“瓦良格”的账目。国家负责牵头此事的国防科工委对周济普的工作很不满意，建议北京市把周济普换掉。不久，黎晓宏出任华夏证券公司董事长。

后来“瓦良格”项目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一家评估公司最后出的评估报告是3.6亿人民币。华夏证券公司出了多少钱，就给华夏证券公司补多少钱。

华夏证券公司新任董事长黎晓宏对邵淳说：老邵，上面只能给3.6个亿。

邵淳一听就急了：那不行！凭什么呀？

黎晓宏说：凭××事务所的评估报告啊！

邵淳问：这个事务所是谁聘的？

黎晓宏说：上面指定，咱们掏钱聘的。

邵淳说：既然是华夏证券公司聘的就好办了，建议你把他辞了，不用他了。我们另找一家，找谁都行。

华夏证券公司另找了北京另一家评估公司。第一次见面，是邵淳去和他们谈的，主要目的是想让他们了解“瓦良格”是一条什么样的船。

邵淳说：这个船，德国一家船务公司有一个评估报告，是2.8亿美元，这个评估是客观的。这个船有3万多吨废钢铁，有2700吨钛合金。我3万吨钢铁不算钱，技术含量不算钱，就算2700吨钛合金值多少钱。如果用钛合金做眼镜框，8克是2000元，10克是3000元，2700吨是多少钱？我把废钢铁当拆船费和做眼镜的加工费，2700吨钛合金起码十几个亿。

邵淳的一番话，使在场的人都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邵淳接着说：这些钛合金是从哪里来的呢？船上有8台锅炉，4台主机，还有两个声纳罩，都是钛合金的，加起来就是2700吨。买船的清单上有这些东西，是没有被拆掉的。这种钛合金装备，是美国和法国的航母上都没有的。船上还有一些金、银、铜等金属，就不算了。你们说，这条船值多少钱吧！

邵淳说这些的目的，不是让人家按着他的算法对航母进行评估，人家也不会这么做，他只是想告诉他们，别小看了这条船。

据吴宇介绍，当时的评估方法有三种：一是造一个航母需要多少钱，二是废钢铁值多少钱，三是投资成本是多少，这其中包括：本金＋利息成本＋融资成本＋适当利润（通常是5%）。

评估公司依据第三种方法进行评估，最后的评估结果是8.78亿元人民币。国家采纳了这个评估意见。

三

在“瓦良格”项目中坚守到最后一刻的澳门创律公司管理人员，只有张勇一人。交完文件、办完船籍证、授权书，他的使命就基本结束了，与“瓦良格”项目渐行渐远。倒是早就被澳门创律公司董事会踢出管理层的徐增平，因为他还持有澳门创律公司16%股权。总想在“瓦良格”上多要一些钱，因此一直在利益分割问题上纠缠不清。

实际上，华夏证券公司分给徐增平的股份比例不是16%，而是20%，为什么呢？1999年12月9日，徐增平和刘兴元趁邵淳1999年12月3日被停职之际，以出售4%股份名义从张勇那里拿走的40万美金（折合港币310多万元）。刘兴元对张勇说，由他和徐增平签订股权协议，后来他把这份协议书隐匿起来。因此华夏证券公司方面并不知道这件事，由东方汇中公司上交的文件中也没有这份协议书。只有张勇那里有一份复印件，在他记的“流水账”中有一笔“付徐增平转让股权费用”的开支。

采访邵淳时，我给邵淳看张勇提供给我的账单，他问我：“‘付徐增平转让股权费用’的这笔钱是怎么回事？”我把我了解的情况告诉他，他说，“这310万是说不清了，是用华夏的钱买的股份，不知买到谁头上去了。按说，张勇不应该接受刘兴元的指令，他应该接受华夏的指令。当时我被停职了，还有别人。应该是程炳仁管。”

后来我把邵淳的这番话转告张勇，希望听听他的看法。张勇说：“刘兴元当时是（北京）东方汇中公司和香港汇中发展公司的董事长，我当然要听他的指令。根据联合领导小组关于‘双签制’的规定，他和我有在银行的签字权。别人也不知道这里面的情况。”

不管怎么说，华夏证券公司的这310万港币是“打水漂”了。邵淳说：“也许是让刘兴元和徐增平两人私分了。”

不久，张勇居然找到了刘兴元和徐增平签名的协议复印件。他已记不清这个复印件当年是怎么到他手中的了。

由于华夏证券公司没有这4%股权的合同（甚至没有人知道这个事），就得从国家收购“瓦良格”号航母拨付给澳门创律公司的8.78亿中按20%股权支付给徐增平。

胡基政、邵淳和吴宇都对我说过，“瓦良格”号航母移交国家以后，国家拨付华夏证券公司8.78亿元人民币，按照徐增平的持股比例，扣除他1999年4月30日借用的1000万港币、1999年5月17日以新加坡船务公司拖船费名义骗走的116万美元，以及1999年12月9日以转让股份名义骗走的310万元港币等费用，最后核定分给他1.2亿元人民币。徐增平嫌少，向国家索要32亿元人民币。

邵淳回忆说：当时听到这个数字，我吃了一惊。这个人太贪得无厌了！你到底是爱国还是爱钱啊？你要钱总得有个依据吧？即使这个船全部是他拿的钱，他也没理由要这么多！”

我问邵淳：“他要的这32亿是指整个船吧？”

邵淳说：“他不认80%和20%的股份，不是说32亿给我们80%那个意思，他自己向国家要32亿！”

这种要求显然有些过分。真是没有底线了！

《瓦良格迷局》一书中，有一节《周济谱三见徐增平》，写的就是这一段。该书是这样介绍的－－

在国家准备收购“瓦良格”时，时任华夏证券公司董事长的周济谱约见徐增平谈股权。第一次见面，徐增平说：“创律的股权没有4个亿不卖。我说的是4亿美元！”

第二次见面，徐增平说：“还是4个亿。上次我说的是4亿美元，今次我说的是4亿人民币。这个价你们再不要压我了。”

第三次见面，周济谱对徐增平说：“告诉你一个消息――你的股权不用转让，我们兄弟之间也不用讨价还价。政府已经放弃了收购澳门创律股权的做法，转而直接收购‘瓦良格’。”这也就是说，国家给多少钱，澳门创律公司按股权比例分割就是了。

按《瓦良格迷局》一书中的说法，徐增平第一次是要4亿美元，第二次改为4亿人民币，这个变化可是够大的。但是在邵淳和胡基政的口中，徐增平是要32亿人民币，那等于还是4亿美元。

我在采访吴宇时，我问他《瓦良格迷局》书中的描述是否属实，他说：那本书里写的东西大部分是胡扯。最后处置“瓦良格”的事情是在黎晓宏出任华夏证券公司董事长的时候办的。黎晓宏和我一起召开了三次澳门创律公司的董事会。

据吴宇回忆，从2004年初开始，他作为香港达程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澳门创律旅游娱乐有限公司80%股权的持有人，曾经多次飞到广州，当面与徐增平沟通过。这时徐增平已撤出香港豪华办公室，在广州南湖酒店租了两间普通办公室，很简陋。

吴宇对徐增平说：公司股份要卖，希望你配合。

徐增平说：不行，要卖就卖你们的。

吴宇说：老徐咱说清楚，我们要卖了，你可就没人管了。

徐增平说：不可能，我的股份，你卖不了。

吴宇说：那你可真不懂法了，咱们走着瞧吧！

之后，吴宇主持召开了三次澳门创律公司董事会。第一次是在澳门大律师赵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政府秘书长董宏和华夏证券公司董事长黎晓宏参加。开会之前，赵鲁律师分别通知了澳门创律公司20%的持有人徐增平和庄立祥，但是他们都没有到场。吴宇在律师的见证下，宣读了董事会《关于确认“瓦良格”号航母资产价值的决议》。现场有录音、录像，吴宇作为80%的大股东，一举手，就通过了。律师宣布程序合法，第一次董事会结束。

30个工作日之后，第二次公司董事会仍然在澳门大律师赵鲁的律师事务所召开，华夏证券公司董事长黎晓宏参加，徐增平和庄立祥仍然没有到场，所有程序与上次一样，吴宇在律师的见证下，宣读了董事会《关于出让澳门创律公司股权的决议》。吴宇一举手，表决通过。

又30个工作日之后，准备召开第三次公司董事会，议题是授权吴宇与某公司签订“瓦良格”号航母的转让合同，徐增平和庄立祥接到通知，表示要参加，原定开会地点还是澳门大律师赵鲁的律师事务所。有关部门担心会议期间突发难以控制的局面，经赵鲁律师认可，临时将开会地点改为北京亚洲大酒店二楼会议室。

双方参加会议的一共有6人：吴宇、黎晓宏、徐增平、庄立祥和双方的律师。

会议决议早已经上级审过，黎晓宏对吴宇的要求是：一个字都不许念错，也不要发挥。不管徐增平有什么反应，都不要理他。

会议开始，吴宇闷头念稿，徐增平几次想打断他，全无效果。徐增平气得直拍桌子，然后又站起来喊：吴宇，你不能这么念啊！我们付出了多少心血，你怎么能这样干呢！

吴宇毫不理会，一口气把稿子念完了。然后他一举手，就通过了。徐增平和庄立祥没有举手，他们只有20%的股份，举手不举手可以忽略不计。

接着，律师按照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见证词。然后进入签字程序，吴宇先在文件上签了字，徐增平和庄立祥拒绝签字。由于80%的大股东已经签了，20%的小股东签不签无所谓。

徐增平看见大势已去，再喊再叫也无济于事，便拂袖而去。

两天以后，2004年4月19日，华夏证券公司将“瓦良格”号航母的产权移交给国家。

华夏证券公司处理完这笔“瓦良格”资产，便破产倒闭了。有人把华夏证券公司的倒闭归罪与邵淳，说他不搞“瓦良格”公司就不会倒闭。也有人替邵淳打抱不平，说华夏证券公司是被赵大建和周济谱搞垮的，邵淳搞“瓦良格”，用的不是总公司的钱，最后还给总公司赚了四五亿元，邵淳何罪之有？

另外还有人说，如果邵淳不搞“瓦良格”，就不会被撤职；他不被撤职，就不会有赵大建和周济谱的“乘虚而入”，公司也就不会毁在他们手里了。

不过，如果邵淳真的四平八稳地当华夏证券公司的老总，中国就不会有“辽宁舰”了。牺牲一个证券公司，获得一艘航母，哪头轻？哪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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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不幸功臣

第十三章 不幸功臣

一

香港报纸把徐增平说成是“中国成功收购航母的‘不幸功臣’”，实在是夸大了徐增平的“不幸”，其实，徐增平在“瓦良格”项目上得到的，远比他失去的多。这些年来，徐增平得到的金钱起码有几个亿人民币（参见本书附录二：《纠正媒体在“瓦良格”报道中的错误》之六《关于徐增平因为买“瓦良格”倾家荡产问题》）；得到的荣誉也不算少，连续两届全国政协委员，只是含金量不够高。外面那层薄薄的包金，稍见风雨就会脱落。

和徐增平的“不幸”比起来，邵淳、吴宇、吴巍、张勇等人才是真正“不幸功臣”。

先说邵淳。

常言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话用在邵淳的身上，也是合适的。

邵淳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和邵淳没有深交，仅凭几次采访很难对一个人进行全面的评价。要想真正了解一个人，需要大量的旁证。《瓦良格迷局》这本书对邵淳贬多褒少，可以作为参考。为什么呢？往往贬一个人的时候，更能从另一个方面看到这个人的真实面貌。

《瓦良格迷局》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2013年9月9日，我为了写“辽宁舰”，到中船重工原总工兼军工局局长胡基政家中采访。胡基政是中国政府部门与“瓦良格”号航母关系最密切的人员之一（这一点我将在本书下部重点介绍）。我看到他书房的桌上有一本《瓦良格迷局》，很感兴趣，就说：回头我也去买一本。

他说：我看完了，你拿走吧！

我拿起来翻了翻，问道：写得怎么样？

胡基政笑笑，没有置评。我想他可能一时不知该怎么说。稍停片刻，他说：写“瓦良格”的内容很少，大部分内容是写华夏证券内部的是是非非。我就看看跟“瓦良格”有关的内容，好像作者不是太了解情况。

随后，胡基政用手点着《瓦良格迷局》说：这本书里说了很多事，都是胡扯！

《瓦良格迷局》有很大的篇幅是写邵淳的，我就该书内容的真实性向邵淳求证时，邵淳告诉我，该书作者并未采访过他，正式出版之前也没给他看过书稿。很难想象，这样的书是怎么炮制出来的。起码说明，那些与邵淳有关“逼真”的描写是“不靠谱”的。

《瓦良格迷局》一书中有一节写《邵淳登舰事件》，大概意思是说：2004年的春天，邵淳因为心系大连港湾里的“瓦良格”号航母，一日突发兴致，与几个人一道直奔大连港，迅速靠近锈迹斑斑的“瓦良格”。但是航母停靠的码头有船厂多名守卫警戒，禁止对外人开放，只可远观不可近看。邵淳心底忽然涌起一种冲动，要到舰上亲眼看看。在船厂守卫的严格询问下，邵淳急中生智，说一行数人是华夏证券航母处理小组成员，需要登舰核实几处情况。守卫要求他们办理复杂的登记手续，就特许他们登上了“瓦良格”号。几天之后，某上级领导给周济谱打电话说，已经查实，邵淳带人登上了“瓦良格”号航母，打的旗号是华夏证券航母处理小组。领导批示，一个还在被审查的人竟敢如此嚣张，责成邵淳做出深刻检查，以观后效……

我问邵淳是否属实，邵淳的评语是：“胡说八道！”

邵淳自2002年2月下旬应中船重工集团公司军工局副局长牟安成之邀到大连迎接“瓦良格”号航母归来，并于3月3日乘船到海上观看“瓦良格”，之后再未与“瓦良格”有过近距离接触。也不知周济普是怎么编出《邵淳登舰事件》来的。

不过《瓦良格迷局》也不是一无是处，其后记中有一句话我很欣赏：“邵淳犯了一个伟大的错误。”

后记解释道：“说错误，是因为违规经营，以致失去控制；说伟大，是因为邵淳、徐增平就此歪打正着地把自己写进了历史。”

《瓦良格迷局》中的邵淳，不是被褒奖的对象。

从《瓦良格迷局》所写的邵淳来看，邵淳属于“业务能力强、个人野心大、独断专行、大胆妄为”这样一类人。也许这类人注定要干大事，这类人注定要受磨难，这类人注定要遭遇“不幸”。

2013年邵淳参加某论坛（选自网络）

1999年12月，“联合调查组”进驻华夏证券公司以后，内查外调6个月，也没有查出邵淳有贪污、受贿等经济问题，对于“违规进行大规模实业投资”无法作出结论，调查组就撤走了，没有给邵淳作任何处理意见，邵淳就被“挂”了起来。没有人给他恢复工作，没有人给他恢复组织生活，甚至没有人给他恢复工资待遇，他每月只有不到3000元的工资。

邵淳在被“晾”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就催问上级纪委，希望尽快下个结论。纪委回话：别着急，等等再说。这一等就是几年。

在此期间，不断有各种信息传到他的耳朵里：“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曾以邵淳“违规操作，为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为名，提出给予邵淳“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建议。但是，中纪委有关部门对这个决定提出了不同意见：现在这个船在乌克兰，暂时回不来，不等于以后回不来啊！如果现在把处分决定发出去了，说邵淳“为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明天船回来了怎么办哪？所以这个“双开”的文件就没发。

2008年，北京市纪委领导找邵淳谈话，想要解决他的问题，但是由于邵淳过于“较真”，他的事情又被挂了起来。

张勇给我提供了一份邵淳写于2000年4月16日的材料，在材料结尾这样写道：

“苟为利害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只要对国家有利，我愿个人付出一些代价。在“瓦良格”号项目的全过程中，我这一态度贯彻了始终。是非功过，我相信组织和历史会给我做出公正的评价。

由此可见邵淳在“瓦良格”项目上的心迹和胸怀。

我在网上看到有网友留言：“向邵大侠致敬！”

如此看来，称邵淳为中国“航母大侠”一点也不过分。

邵淳近照（2017年6月 李忠效摄影）

就在本书定稿之时，2018年1月12日，北京市纪委约见邵淳，正式通知他，关于“瓦良格”项目一事，已经结案。鉴于他为国家做了很大贡献，组织决定，将按照公司董事长的级别，补发这19年来欠发的工资和奖金，将由相关部门给他颁发一个对中国航母做出突出贡献的证书。

这一次，邵淳没有像2008年那次谈话那样“较真”，毕竟，他已经74岁了，能在有生之年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也罢。

二

和邵淳一起在“瓦良格”项目上受审查的吴宇，甚至比邵淳还“惨”。

调查组把被“双规”的吴宇安置在北京渔阳大酒店的一个套间里，开始时他住里间，警卫人员住外间，12个人三班倒。我之所以将“看守人员”称为“警卫人员”，是吴宇自己认为，他在这里实际上是“保护性居住”。办案人员只在一开始来向他问过有关情况，后来就没影儿了。

吴宇被“双规”的头一个星期，调查组的人每天找他谈话，了解情况。翻来覆去就那几个问题：买航母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动用了“保证金”？你个人从中得了多少好处？邵淳从中得了多少好处？等等。

吴宇告诉他们，买航母的钱主要这么几个来路：一笔是隆泰源公司经营房地产和股票的盈利，一笔是中石化公司的借款，一笔是从丰台区农信社借的国债，通过“回购”运作变现。与总公司的“保证金”没有一点关系。这些钱唯一和总公司有关系的就是总公司为隆泰源公司融资做了担保。

大部分办案人员的态度都非常和蔼，只有一个姓徐的处长，态度很恶劣，好像在故意挑他发火。

徐处长说，证券公司投资“瓦良格”项目是违规操作，致使国有资产流失。

吴宇说：隆泰源是实业投资公司，投资买航母，是正常的业务范围，我怎么违规了？也没有人规定实业投资不能买航母啊！我是华夏证券公司的人，可我同时还兼着海南隆泰源实业投资公司的法人，这个项目的投资主体是海南隆泰源实业投资公司，不是华夏证券公司，我违什么规啊？你最好搞清楚情况再来办案！

徐处长说：你这态度，你在这待着吧！

吴宇年轻气盛，接着顶了一句：我待一年也不怕！

徐处长带着人走了，从此他再没有出现过。吴宇一共被“保护居住”了136天，后130天就没有办案人员来找过他。除了要求他不能回家，不能上班，不能自己到处乱走以外，其他的，就跟住疗养院一样，该吃就吃，想喝就喝，看书、下棋、游泳、卡拉ok，随便。136天，他一共看了几十本书。

调查组在吴宇身上没有查出实质性的东西，最后只得还他自由。

2000年4月30日上午，调查组的古树林处长带了几个人来到渔阳饭店，古树林见到吴宇，对他说：你胖了！

吴宇说：休养了136天，能不胖么？

古树林说：你写个东西。

吴宇问：写什么东西？

古树林说：你对这个事儿的认识。

吴宇问：这跟调查这个事儿有什么关系么？

古树林说：你写吧，你写完我告诉你个好事儿！

其实不用他说，吴宇已经知道这个“好事儿”是什么了。“双规”后期，吴宇基本属于半自由状态，可以随便打电话，随便见人，他已对事态有了大概的了解。那时“联合调查组”已经悄悄撤出华夏证券公司，连邵淳都没人找了，还关着他干什么？让他写个东西，无非是让他承认错误，怕他将来“翻案”。

吴宇对古树林说：怎么写？我没写过这东西，有没有别人写的让我参考一下？

古树林说：我说，你写。

一旁早有人给吴宇准备好了纸和笔，吴宇坐下来开始写。

古树林口述道：检查。通过这段时间组织的教育，加上自己的学习，认识到，在“瓦”号这个项目上有以下几点错误：一、程序错误。“瓦”号项目没有经过董事会讨论和批准。二、党性不强。发现问题没有向组织汇报。三、……

吴宇一听，也没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也别较真儿了，就按照古树林的意思写了一份所谓的“检查”，签上自己名字，交差。

古树林收起这份“检查”，对吴宇说：哎，告诉你，组织审查了，尚未发现你个人有经济问题，审查结束。跟公司也说了，5月8日上班。待会儿单位的车就来，你有什么要带走的东西，收拾一下。中午一起吃个饭吧！

吴宇说：饭就不吃了。可以随便打电话吧？

古树林说：可以，可以。从现在开始，一切活动不受限制。

旁边过来一个人，就是当初没收他手机的那个人，递给他一个手机，对他说：这是你手机。那个手机找不到了。

吴宇的两个手机，一个新的，一个旧的。还回来的是旧手机，新手机“失踪”。

古树林说：你们公司一会儿来车，再见！

吴宇认为，古树林在办案期间，态度比较温和，也比较客观，彼此没有成见，后来吴宇还请他吃过一次饭。

5月8日，吴宇回到公司上班。这时他发现华夏证券公司已经物是人非。

当时公司是赵大建“执政”，邵淳仍然“靠边站”。赵大建见了吴宇，幸灾乐祸地说：我在国泰证券公司的时候，徐增平曾经找过我，被我拒绝了，我认为这事不应该干。买它干什么？有什么用？幸亏我没干，要不然被“双规”的就是我了。一坑国家，二害部队，三对不起公司。

吴宇一看这个领导就这种水平，心里拔凉拔凉的，自己已然成了公司的罪人，这个班还怎么上？他提出辞职，公司不批，他也不去公司上班，在社会上“漂”了两年，帮助朋友搞了一个“中华慈善公益信托”。

另外他还收购了一家上市公司，进行包装后重新上市，他从中大赚了一把。

这期间，吴宇个人干得红红火火，华夏证券公司却在赵大建的手中日渐凋敝，每况愈下。

2001年5月，中经信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济谱调到华夏证券公司任董事长，华夏证券公司在周济谱的手中不但形势没有好转，反而更糟。

2002年3月，“瓦良格”历经磨难靠上大连港的码头，周济谱觉得机会来了，于是上报了一个天文数字的账单。别人不了解情况，北京市“瓦良格”处置领导小组只好把邵淳和吴宇请了回去。这项工作哩哩啦啦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航母拖回来以后，国家当时还没有要收购的意思，航母一直停靠在大连港的码头上。只有中船重工集团公司在那里忙碌，力图将其恢复续建起来。

吴宇个人的命运，也随着航母的命运在起伏。他因受“航母事件”的牵连而离队，又因“瓦良格”号的归航而归队。祸兮福兮皆因航母。

全国13亿人口，能把个人命运与航母命运拴在一起的人只有那么几个，吴宇以此为荣。

邵淳在看过本书初稿后，认为写吴宇的笔墨少了些。邵淳说，吴宇在“瓦良格”项目上的贡献还是很大的，买航母，首先要解决资金问题，澳门创律公司投在“瓦良格”项目上的钱（包括被徐增平挪用的钱），除了徐增平前期投入的200多万美元，其余的钱都是隆泰源公司出的，当然也不都是隆泰源公司的自有资金，有一部分是吴宇融资来的。邵淳希望我多写写吴宇，但是写报告文学需要故事，需要细节，往往贡献大的人缺少故事，作家也不能“妙笔生花”胡写一气。

希望读者能记住邵淳对吴宇的评价：吴宇在“瓦良格”项目上的贡献很大。

三

应当承认，吴巍也是“中国成功收购航母的‘不幸功臣’”之一。

邵淳和吴宇在谈到吴巍时，特别强调了两点：第一，“瓦良格”这个项目是从他的泰信达公司引过来的，他在前期做了很多工作；第二，吴巍在后期虽然不参与“瓦良格”项目具体操作了，但很配合华夏证券公司的工作，协助吴宇同徐增平进行股份谈判，为华夏证券公司获得了澳门创律公司80%的股权，可谓劳苦功高。邵淳本来只寄希望于获得60%的股权，吴巍超额完成任务，为后来国家收购“瓦良格”创造了重要条件。

他是“瓦良格”项目这个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在“瓦良格”的项目上，也体现了他的爱国情怀。

在邵淳被批“胆大妄为”之后，吴巍也曾受到牵连，妻子被吓得经常做噩梦，他本人被“边控”4年，不能出国谈生意，也不能去探望在澳大利亚定居的妻子和孩子。

这4年间，他放弃了很多东西，一心闭门读书。他研读很多数学和物理方面的书籍，目前他已将公司业务交给别人去做，自己塌下心来搞科学研究。

四

毋庸置疑，张勇也是“中国成功收购航母的‘不幸功臣’”之一。如果说邵淳是指挥员，那么张勇就是战斗员；邵淳是抓宏观，张勇是抓微观；邵淳是决定层，张勇是执行层。

在执行层面上，吴宇属于重要人物，因他受身份限制，忽隐忽现，“神龙见首不见尾”，而张勇是唯一从头到尾参与“瓦良格”项目“民间阶段”的负责人，也是唯一在境外操作“瓦良格”项目的负责人。他先后任职于七家为“瓦良格”项目工作的公司，分别是：

北京泰信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海南隆泰源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香港达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香港达程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北京）东方汇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股东）；

香港汇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澳门创律旅游（娱乐）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上述公司是分阶段与“瓦良格”项目同行的，而张勇则是在不同阶段都与之同行的参与者，直到把这个项目交给国家。为此，他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张勇所任职的达程公司于1998年下半年停止了一切业务，全力投入“瓦良格”项目。在“瓦良格”项目移交国家后，又为其做了许多工作。

2000年底，曾经为“瓦良格”项目做出重要贡献的香港达程公司宣布关闭，员工解散。

1938年出生的张勇，2000年结束“瓦良格”项目后，他已经62岁。在香港，他既没有退休金，也没有社保、医保等福利。如今他已经80岁，生活、看病的实际困难很多，由于邵淳的问题还没有结案，邵淳当初承诺给他的股份也无法兑现。

张勇曾问邵淳：你原来的承诺还算不算数？

邵淳说：算数。但是得我的问题解决以后，你的问题才会有人解决。

但是，据我所知，前景并不乐观，因为华夏证券公司不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张勇近照（2017年 李忠效摄影）

邵淳对张勇的人品评价很高，他说：张总要和老徐一样，早就发大财了！

张勇自己也说：从我手里过的钱上亿元，都是我签字，在那捞钱很容易。要是有私心，随便捞。那时就没想这个事儿！到最后还有4万多没有报销的票据。过了很长时间，我找到戴岳，对他说：“这是未尽的事宜啊！”戴岳在他的公司给我报了。

五

东方汇中公司团队中的高增厦、王广平、戴岳、王毅民、刘继等人，在“瓦良格”项目上也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贡献，同时也都做出了牺牲，特别是戴岳、王毅民和刘继。

戴岳是这个项目中争议比较大的人物之一。但邵淳认为，戴岳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先说贡献，再说争议。

戴岳于1999年3月16日正式参与“瓦良格”项目，到2000年3月16日被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抓捕，时间整整一年。

他曾经三次赴乌克兰黑海造船厂，和张勇一起厘清了前期徐增平遗留的问题，结清了滞纳金、靠港费等808万美元欠款，于1999年10月24日和张勇一起与黑海造船厂签订正式购买“瓦良格”合同，获得了船主证、造船证等十多份法律文件。这是没有争议的贡献。

再说争议，就是那个“台湾公司事件”。

戴岳自参与“瓦良格”项目后，该项目的两次大的转折，都与他有关，一次是正式签约，获得船主证和造船证，一次是把项目正式交给国家（他是被动的）。故此，邵淳认为戴岳对“瓦良格”项目贡献很大。

2017年6月21日，作者采访戴岳时合影（曹林摄影）

在邵淳写给中央领导的报告中，本来没有提王毅民，但是在公安局抓捕戴岳时，因为王毅民和戴岳在一个车上，就被一起抓走了。虽然办案人员对他很客气，但他和戴岳一样，被关了10天。让他本人和家人都受到不小的惊吓。

和王毅民相比，刘继还要“不幸”一些。

2000年4月12日，刘继被放出来以后，23日，他准备去美国探亲，他的老婆孩子都在纽约。在首都机场，刘继被拦下来，并被没收了护照。这时他才知道。他属于被限制出境人员。那一段时间，他很苦闷，不知何时才会被解禁，何时才能与家人团聚。“被限制出境”，就像有一个无形的“紧箍咒”罩在头上，让人很不舒服。

到了七八月份，刘继听说，“瓦良格”已经离开了乌克兰黑海造船厂，过不了海峡，正在黑海上漂泊，前景不明。刘继心里有些紧张：如果船回不来，国有资产遭受损失，像我这种从海外回来的人，说不定会被当作替罪羊处理。怎么办？情急之下，他给国务院领导写了一封信，简单陈述了自己在这个项目中的所作所为。他说：我在东方汇中公司，只是帮助起草和审阅法律文件，项目合不合法，资金怎么使用，都与律师无关。我唯一的工作是在法律上帮助国家挽救了这条船，完成了交付。

领导人批示：请××、××阅。理应实事求是处理。

×××批示：一、指定专人谈话；二、国家利益为重；三、给予安慰。

2000年9月3日，公安部二局一名刘姓处长给刘继打电话，约他到公安部去一趟。那位处长一见面，就非常客气地对他说：你写给领导的信，领导已经批示。你很有水平啊！影响你回家了，影响你业务了。刘处长反复向他道歉，并告诉他，可以到首都机场公安分局取回护照。

刘继律师近照

虽然问题终于解决了，刘继却余惊未消，回到家里，一口气喝了一瓶“二锅头”，给自己压惊。

不可否认，在“瓦良格”项目上，很多人是很冤的。

我们老家有一句老百姓常说的大实话：从古至今，哪个庙里没有冤死的鬼啊！

今日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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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合力共振

第十四章 合力共振

一

1970年，刘华清在海军司令部担任造船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期间，曾经带人研究过外国航母，主持完成了题为《关于建造航母问题的初步意见》，那也仅仅是个“初步意见”，1971年因为发生“林彪事件”，后来便不了了之。

1982年，刘华清出任海军司令员后，曾经专门组织人搞过航母预研工作。在他到中央军委工作后，更是不遗余力地推进航母的预研和引进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

如今回过头来看看中国航母发展的短暂历史，真正付诸实施，是从海军前副司令员贺鹏飞开始的。

从我对“瓦良格”项目的调查结果来看，贺鹏飞无疑是这个项目的“幕后推手”之一。

贺鹏飞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搞航母呢？本书第一章《错失良机》中曾经提到，刘华清在海军司令员任上，提出“海军战略”理论，主持研究制定了海军20世纪末到21世纪中叶装备发展中长期发展规划。他认为，实现“海军战略”的顶层设计和核心力量，就是航母编队！没有航母作战群，“近海防御”的“海军战略”就难以实现，海洋大国的地位和权益就难以确保，中国在太平洋就难有发言权！

刘华清决定向总部首长做一次汇报，他说：要让军委总部首长全面了解我们的真实想法。不然等上级规划好了，再放“马后炮”就难办了！

1987年3月31日，汇报会在海军机关办公大楼第一会议室进行。不知为什么，总部首长一个也没来，只有时任总参装备部部长的贺鹏飞代表总部首长，率总参装备部、作战部等相关部门领导，来到海军听取装备规划问题的汇报。

1995年5月，时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的黄平涛要去乌克兰，检查从乌克兰引进燃气轮机等项目的合同执行情况。出发的前一天，突然接到通知，到京西宾馆接受任务，时任副总长的曹刚川和海军副司令员贺鹏飞向他传达了刘华清副主席的指示：增加一项任务，到黑海造船厂考察“瓦良格”号航母，看看有没有购买的价值。

但是黄平涛一行回国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刘华清一直没有听他们的汇报。这一年的10月25日，刘华清到中船工业集团参观该公司“八五”期间预研成国展览，刘华清对陪同参观的黄平涛说：“今后不要再提造航母的事了。”

这显然与高层决策有关。贺鹏飞却不甘心。1992年出任海军副司令员以后，正好是乌克兰准备卖“瓦良格”的时候，他又分管装备建设工作，多次到乌克兰考察“瓦良格”号航母。尽管上层有明确态度，在贺鹏飞看来，政府不考虑，海军分管装备副司令未必不考虑。他一直在寻找机会。

1996年5月8日，贺鹏飞利用到大连参加两艘舰船交接仪式的机会，向中国船舶总公司副总经里黄平涛和军工部主任胡基政建议，把乌克兰当废铁处理的“瓦良格”买回来。当得知曹刚川此前已经表态：船总是国企，你们买等于是国家买，便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找个香港大老板先买下来。这才有了徐增平去乌克兰购买航母和徐增平请贺鹏飞出面作证让邵淳出钱的故事。

但是贺鹏飞是什么时候、怎么对徐增平交代购买航母一事的，因为贺鹏飞已于2001年3月28日去世，现在只能由徐增平独自讲述了。

2011年以来多次出现在媒体上的徐增平照片（选自网络）

据香港2015年5月1日《南华早报》刊登的《中国成功收购航母的“不幸功臣”──徐增平》一文介绍：

徐增平说，1996年4月至1998年2月间，两人（徐增平和贺鹏飞）会面约十多次，其中最令他难忘的一次是在1996年7月10日。当时，徐增平应贺鹏飞的邀请，和这名海军副司令员一起在山东省青岛市的北海舰队基地，检阅和送别即将出发前往朝鲜的一支舰队。过往甚少有平民获邀出席此类活动，尤其那次是北海舰队首次访问朝鲜。

仪式之后，贺鹏飞邀请徐增平下榻海军的北海宾馆三天，希望趁此机会游说他接受任务。最后一天，贺徐两人乘坐海军专机回到北京。回京后当天晚上，两人继续商谈航母交易的计划，一谈就是四小时。就是在那个时候，徐增平表示会积极考虑亲自前往乌克兰就交易事宜进行谈判。

1997年3月，徐增平终于正式答应接受任务。1997年底，徐增平准备动身前往乌克兰执行任务前夕，贺鹏飞也特地前往广州为他送行。

根据笔者掌握的情况看，这段文字问题较多，文中所说的1996年4月贺鹏飞就与徐增平商谈购买“瓦良格”事宜，时间、起因和时代背景都有问题。

比如，前后时间对不上。

2011年9月30日《济南时报》刊登《徐增平：买回“瓦良格”的山东人》一文说：

1997年10月下旬，身为香港创律集团董事会主席的徐增平看到一则路透社的消息：《乌克兰拟出售一艘未竣工的航母》……

四年前说的是1997年10月，徐增平看到路透社的一则消息使他动了购买“瓦良格”的心思，四年后又说是1996年4月受了贺鹏飞的委托去买“瓦良格”的。

再如，逻辑关系不对。

贺鹏飞对黄平涛和胡基政说“能不能找一个香港大老板”，是1996年5月8日的事情。文中说贺鹏飞在1996年4月就找徐增平，也有疑问。至于是否像报道中说的徐增平和贺鹏飞“两人会面约十多次”，目前无证可考。

不过，贺鹏飞参与了“找个香港大老板先买下来”的策划，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而且在当时，他是顶着压力、冒着风险的。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特别是海军内部，是不准许谈航母话题的，更不要说策划买航母了。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贺鹏飞，不会有人敢去碰那根“红线”。

1996年，海军司令员是我在潜艇上当水兵时的老艇长张连忠。2007年我为他写“高级将领传”时，他跟我说起过海军当年准备购买“瓦良格”的情况。1995年海军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建造航母的报告，就是他签发的，后来没有被批准。我在写这部《“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时，又专门找他核实：是否知道贺鹏飞委托徐增平购买航母的事情，他非常肯定地回答：当时不知道，是2014年春天第一次见到徐增平的时候，才听徐增平说起此事。

1996年12月，张连忠因为超过服役年限，退出领导岗位，海军副司令员石云生继任司令员。这个时候，关于航母问题的“风声”已经开始紧了。海军一名宣传干部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呼唤航母”的文章，结果受到海军机关的“通报批评”。

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199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时任海军航空兵政治部教育科科长的陈永平写了《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海军航空兵》一文，被国内《现代军事》、《军事史林》、《新世纪》等七家报刊发表。文章结尾写道：“面向21世纪，中国海军航空兵的突破点在哪里？捅破一层薄薄的窗户纸，中国海军必须拥有自己的航空母舰”，“拥有航空母舰，是中国海军航空兵的世纪之梦，也是中华民族的世纪之梦”。

文章在7月29日《中国海洋报》发表时，题目被改为《中国海军航空兵大写真》，遭到当时海军政委杨怀庆的严厉批评。

8月8日，海军机关大交班，杨怀庆在会上严肃地说：“新闻宣传工作要吸取发生问题的教训，比如航母问题，‘神威－95’演习时江主席有明确指示，海军党委全会上我们也已说过不允许再提建造航母，社会上有人讲那是另一回事，现在我们有的人竟然写了稿子拿到报上去刊登，说明我们没有很好地抓落实。”

海军政治部宣传部起草了《关于〈中国海军航空兵大写真〉一文违反规定的处理意见》，海军有关领导批示：“告海航，此事要公开教育，严肃处理，今后不能再发生类似事情。”

8月14日，海军政治部下发了《关于近期新闻出版工作违纪情况的通报》，原文这样写道：“海航政治部宣传处教育科科长陈永平同志在7月29日《中国海洋报》上发表《中国海军航空兵大写真》的文章，呼吁‘中国海军必须拥有自己的航空母舰’，‘拥有航空母舰，是中国海军航空兵的世纪之梦，也是中华民族的世纪之梦’，违反了上级关于对敏感问题的宣传要十分慎重的规定，可以说也是违反了新闻宣传的纪律。”

陈永平被要求写检查，跟他谈话的领导对他说：“根据你的检查深刻与否，再决定给不给你处分。”

这就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呼唤航母”尚且如此，真要私下买航母，会是什么情形呢？

贺鹏飞作为贺龙元帅的儿子，可能比普通家庭出身的将军多一些胆魄，可航母毕竟属于敏感问题。因此，说贺鹏飞大张旗鼓地委托徐增平去买航母，邀请他到青岛为海军出访编队送行、在北海宾馆里谈三天、一起乘海军专机到北京、当晚又谈了4个小时，这些材料的可信度值得商榷。如果说他有过这种设想，又有人想去做，在需要他出面帮助促成此事的时候他愿意出面，这是可能的，他也确实在邵淳向徐增平要“红头文件”，徐增平拿不出来时，他亲自出面向邵淳介绍情况，使邵淳最后下了出资的决心。

据说，贺鹏飞说过这样的话：“瓦良格”上的四台主机，一台就值2000万美金。

那么四台主机就是8000万美金。恐怕这是最让徐增平动心的。如果能把“瓦良格”拖回来，光卖主机就可以赚大钱。

2001年3月28日，贺鹏飞因病去世。2002年3月，贺鹏飞参与策划购买的“瓦良格”被拖到大连港。之后该船又在那里停靠了两年。这两年时间就很能说明问题。一艘报废的航母能不能恢复起来，当时没人知道；中国要不要建造航母，也没人知道。在2004年8月之前，国家高层一直争论不休。并不像外界猜测的那样，中国买“瓦良格”就是为了造航母。

不过，贺鹏飞委托徐增平把航母买回来，确有其事，但不是徐增平所说的那样。

二

我在2015年10月采访邵淳时，他问我：“国家行为，民间操作，这个事是谁定的？”

我说：“没有人定。”

邵淳说：“这个东西肯定不是徐增平发明出来的。”

我告诉他，因为贺鹏飞已经去世，无法找他核实徐增平所言的真伪，至于说“国家行为，民间操作”的说法是谁发明的，就不知道了。

从我调查掌握的情况来看，徐增平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项目，所以他敢于肆无忌惮地贪污和挪用公款，而邵淳却被蒙在鼓里。

徐增平的所作所为，贺鹏飞一概不知，邵淳没有向他通报情况，徐增平也和他中断了联系。按照徐增平的说法，1997年3月“之后他们继续定期会面，直到1998年底为止”。

我相信徐增平说的“1998年底为止”这个时间节点是真实的，因为到1998年10月，徐增平就把2.3亿人民币拿到手了，并拿着这些钱中的一大部分去买了豪宅，还了债。贺鹏飞在“瓦良格”项目上，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贺鹏飞促成邵淳参与“瓦良格”项目以后，国家高层围绕航母问题的分歧越来越大，搞不搞航母已经上升为“政治问题”，贺鹏飞作为高级干部，自然不便再去为购买航母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也就与“瓦良格”项目渐行渐远了。徐增平也乐不得贺鹏飞不来过问此事，因为他可以欺骗邵淳，却不敢欺骗贺鹏飞。

我认为，当初贺鹏飞也不会想到“瓦良格”项目会这么复杂，更不会想到能成为一个“政治事件”。多亏他不知道，如果知道，他也不会策划让香港老板出面去买航母。当然，如果换一个香港老板，也许“瓦良格”的归航就不会有这么多波折和磨难了。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一开始贺鹏飞也不确定把“瓦良格”弄回来能不能续建航母。虽然后来“瓦良格”变成了“辽宁舰”，但那已经是贺鹏飞去世十多年以后的事了。2001年贺鹏飞病故时，“瓦良格”还在黑海上被拖船拖着转圈儿。不知道贺鹏飞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是否还曾想到过它？

不管怎么说，贺鹏飞应该算是“瓦良格”项目的“总策划”，不管这个项目后来出现多少曲折，起因却是与贺鹏飞紧密相关，起码贺鹏飞对这件事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当初如果不是贺鹏飞提出让香港老板去把“瓦良格”买回来的思路，徐增平未必有那个胆略和气魄，仅仅看到一篇路透社的消息，就去乌克兰买航母？简直是天方夜谭；如果不是贺鹏飞出面说服邵淳，邵淳也不会冒着牺牲个人政治前途的风险去干这件事。

没有贺鹏飞、没有邵淳、没有吴宇、没有吴巍、没有张勇、没有高增厦、没有戴岳等人，纵然有100个徐增平也无济于事。

据说，1999年11月，赵大建“告发”邵淳参与买“瓦良格”号航母之后，中纪委曾致函解放军纪委询问此事，解放军纪委派人找贺鹏飞了解情况，贺鹏飞亲笔写了一份“情况说明”，是他当时的秘书刘相春用电脑打印后上报解放军纪委的。关于这份“情况说明”的内容，刘相春不愿对外披露。吴宇不知在哪听说的，这个“情况说明”一共说明了三点情况，因为他也不能确定是否属实，我就不在这里引用了。据高增厦说，解放军纪委在给中纪委复函的时候，是有意保护了贺鹏飞的。当时的解放军纪委书记是总政副主任周子玉，高增厦和周子玉原在空军一个部队工作过，彼此很熟。我想高增厦的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

但愿再过几年，刘相春能够提供给我，在本书再版时补充进去。我希望在这部非正式的“中国航母历史”书籍中，把贺鹏飞这位“航母功臣”多写几笔。

三

在“瓦良格”项目的运作过程中，邵淳和高增厦担任并列组长的联合领导小组，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联合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在6个月的时间里，“瓦良格”项目取得了重大进展。主要成绩有如下几项：

一、委派华夏证券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达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勇，负责向徐增平催要“瓦良格”项目文件和澳门创律公司的印章。

二、委派东方汇中公司总经理戴岳和张勇一起到乌克兰黑海造船厂，弄清徐增平在“瓦良格”项目上到底还欠对方多少钱。并到土耳其联系过海峡事宜。

三、委派张勇在澳门律师楼召开澳门创律公司董事会，改组公司领导班子，将徐增平降职为普通经理；随后又在澳门律师楼召开股东大会，撤销徐增平一切职务。

四、委派张勇付清澳门创律公司在“瓦良格”项目上的所有欠款（包括滞纳金、靠港费等）。

五、委派戴岳、张勇代表澳门创律公司与黑海造船厂签订正式购船合同，获得船主证、造船证等十多份法律文件，将“瓦良格”的所属权转为华夏证券公司控股80%的澳门创律公司。

六、委派张勇到乌克兰联系国际船务评估公司，对“瓦良格”的价格进行评估。2000年3月18日出炉的评估报告显示，“瓦良格”的价值为2.8亿美元。

七、将“瓦良格”号航母转给国家。

邵淳认为，东方汇中公司和香港达程公司在联合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从1999年5月正式开始工作，到1999年10月24日签订正式协议，获得船主证、造船证等法律文件，这6个月的工作效率，远远超过徐增平之前一年多（1998年3月至1999年4月）的效率。

邵淳强调，由华夏证券公司和东方汇中公司成立的“瓦良格”项目联合领导小组存续的时间不长，发挥的作用却是巨大的。

四

我写此书，既是写报告文学，也是写“瓦良格”的历史。作为历史，邵淳建议我将与“瓦良格”项目有关的王××也写上一笔。

邵淳说，自“台湾公司”事件之后，他和王××一直保持联系。中船重工集团公司接手“瓦良格”项目之后，王××曾参与其中做了一些工作。邵淳认为，王××的出现，使困难重重的“瓦良格”项目出现了重大转折，应记一功。尽管后来“瓦良格”归航的过程也很坎坷，但因为有了“国家队”的参与，“瓦良格”毕竟有了善终。

作为历史，陆昆来和李×也应该记录下来，如果没有他们，“瓦良格”项目也不会传到邵淳的手里。

陆昆来在泰信达公司只负责在“瓦良格”项目上与徐增平保持联络。后来因为他参与了李×和吴巍的争斗，站在李×一边，企图把吴巍挤走，与吴巍的关系也很紧张。在泰信达公司脱离“瓦良格”项目之后，李×被吴巍赶出泰信达公司，他也离开了，不知所终。

在吴宇担任董事长的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没有获得澳门创律公司49%股份之前，邵淳要求李×予以配合，待落实了80%股份之后，李×就彻底离开了“瓦良格”项目，到别处“云游”去了。他私存到个人名下的公款，以及他那套花700多万买的房子，都被华夏证券公司收了回来。

顺便说一句，在我写作此书期间，2015年9月28日，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民族证券前董事长赵大建“失联”，20亿款项不知去向》。

消息称：据了解，2014年9月至12月期间，民族证券分七笔累计将20.5亿元自有资金投向单一。并在2014年9月至2015年3月的月度《证券公司综合监管报表》及2014年年度报告中，将上述投资计入银行存款，导致报送月度报表和年度报告有误。此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相关规定。

另有消息称：2015年9月27日，方正证券发布重大事项公告称，民族证券自2015年9月22日起无法联系到赵大建。

笔者不关心赵大建“失联”不“失联”，只想就他在“瓦良格”项目问题上的表现说一句“公道话”，由于他的“告密”，使得国务院总理都知道了“瓦良格”的情况，也为日后总理批示不惜代价要把“瓦良格”拉回来做了铺垫。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也算是“有功”。

还有一个在本书中出场不多的人物罗××，他本是邵淳的助理，后来在邵淳失势的时候“反戈一击”，投靠了赵大建，并把“瓦良格”项目的秘密交给了赵大建，赵大建用“瓦良格”项目做“炮弹”，把邵淳轰下了台。

据说，罗××后来离开了华夏证券公司，在香港因为强奸妓女被判刑。我到网上查到有关资料，确实如此。

不管怎么说，正是由于罗××的“背叛”，在把邵淳推向绝境的同时，也把“瓦良格”项目推到了国家上层领导的案头，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和赵大建一样，也算是“有功”。

世界上很多大的事件，并不是哪个人靠一己之力搞成的，而是依靠历史的合力。历史的合力是一种无法估量的力量，无法预测，无法掌握，和共振一样神秘莫测，既有偶然性，也由必然性。

邵淳在接受笔者采访时特别强调：参与“瓦良格”号航母这个项目的人很多，拖的时间也很长，这是个很长的链条，一环扣一环，中间没有哪个环节都不行。有的人有私心，想借此机会弄点钱，或者想借这个事整人，都可以理解。

是啊！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什么人没有呢？好事并不一定都是好人干成的。

五

下面需要澄清几个问题：

一、关于购买“瓦良格”是不是政府行为的问题。

“瓦良格”来中国的旅程一波三折，实际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军方操作阶段，自1992年3月至1995年10月；第二个阶段是民间操作阶段，自1998年4月至2000年3月；第三个阶段是国家操作阶段，自2000年4月至2002年3月。

第一个阶段可以略去不说。

第二阶段属于民间操作，是本书上部着重表现的内容。

从香港创律公司的徐增平到乌克兰去投标，再到东方汇中公司的刘兴元和戴岳准备把“瓦良格”抵押给台湾公司，都属于民间行为。尽管动用了国有企业华夏证券公司的钱，那也是企业行为，而非政府行为，否则领导人也不会闻知此事后震怒，郑重批示“胆大妄为，严肃查处，以正国法，以儆效尤”了。在邵淳被撤职查处以后，承办此事的东方汇中公司面临没有资金来源的情况，不得不“另辟蹊径”到处融资，甚至和台湾公司搭上了。

第三阶段就属于政府行为了。是本书下部着重表现的内容是政府行为的这个阶段。

从国家高层得知大陆公司要把航母抵押台湾公司，决定政府出面，不惜代价，把航母弄回来。

当初政府决定接手“瓦良格”，并不是要把它建成航母，只是不想让它落入“台湾公司”之手。2002年3月，中船重工公司历经磨难把“瓦良格”拖回来以后，又在大连港码头上停靠了两年多，直到2004年8月，中央政府才决定将其续建为航母试验练习舰。这个过程充分证明，“瓦良格”来中国，其中充满了偶然因素，并非是中国政府因为要把它建成航母才弄回来的。

二、关于华夏证券公司买“瓦良格”的钱，是不是动用了“股民保证金”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在书中通过人物对话已经阐明，为了澄清事实，这里再强调说明一下。

首先，华夏证券公司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证券公司，下属子公司中有一个投资公司，“瓦良格”项目的投资主体并不是华夏证券公司母公司，而是其子公司－－海南隆泰源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公司投资买航母，属于正常的投资业务，并不违规。

其次，隆泰源公司投到“瓦良格”项目上的钱，并不是母公司华夏证券公司出的，而是从自营的利润中出了一部分，又从其他企业融资了一部分，其中有中石化公司的一笔，有丰台农信社的一笔。从丰台农信社融到的不是现金，是国债，吴宇通过他和吴巍的资本运作能力，将其变现，用在了“瓦良格”项目上。

第三，邵淳作为华夏证券公司的老板，他知道什么钱可以动，什么钱不能动。后来华夏证券倒闭了，有人说是因为邵淳买航母才倒闭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是赵大建担任华夏证券主要领导人期间经营不善，导致公司损失30多亿人民币，把华夏证券拖入了无法自拔的泥潭。最后，还是在国家收购“瓦良格”后，用“瓦良格”获得的利润，支撑公司苟延残喘了一年多。华夏证券公司是毁在赵大建的手上，不是毁在邵淳的手上。如果说邵淳有什么责任的话，就是他因为参与“瓦良格”项目被撤职，不能继续为华夏证券公司掌舵，而让赵大建有了上位的机会。但是这个责任不能由邵淳来负，应由将邵淳撤职的人来负。

我对邵淳说过这样的话：你不参与买航母，可能中国到现在还不会有航母；你不参与买航母，你只是一个在中国证券届有点名气的公司老板而已，只能在《中国证券史》留下一个名字；你买了航母，你就是“航母功臣”、“民族英雄”，会在《中国证券史》和《中国航母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不管你吃了多少苦，人生有此“壮举”，值了！

三、关于网友对邵淳“胆大妄为”的评论问题。

我在网上看到不少网友对领导批示邵淳“胆大妄为”的评论，说什么的都有，很多评论是不负责任的。

当时正处于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国务院领导主抓国家经济大事，一个国企老板、证券公司经理，拿3.6亿人民币去买航母，这不是一般的“违规经营”，是拿着国家的钱去碰很多人敏感的神经，这不是“胆大妄为”是什么？

对历史事件，要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评价，不能简单地同后来发生的事去否定前面发生的事。

证券公司买航母，史无前例，绝无仅有。后来，“瓦良格”被派上了大用场。但是，并不能因为后来结果发生了变化，就把历史颠倒过来说。

纵观人类发展史，你会发现，一切革命都是从“违法”开始的。

守法还是违法，就看你站在哪个角度上说了。站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违反当时政府法令的叫违法，推翻当时政府的是革命。中国的航母问题比较特殊，没有法令，胜似法令，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其中有海军南海舰队副司令员、海军少将李树文和海军政治部研究室研究员、海军大校吴纯光，前者被正式免职，后者被“冷藏”，具体缘由就不在这里细说了。也许在多年以后再版此书时我会细说。

四、关于为什么国家没有对“瓦良格”项目发布权威信息的问题。

2017年6月，我和福州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康延平陆续在网上发布了一些有关“瓦良格”的信息，在此之前，见诸媒体的这方面信息，多出自徐增平一方，有人问我：为什么国家有关部门不出来做“权威发布”呢？中国早就开始实行发言人制度了啊！

关于这个问题，我来做一点解释。

第一，“航母工程”曾是绝密工程，中央要求“只干不说”

2002年3月3日，历经磨难的“瓦良格”号航母靠上大连港码头，当时并不知道这条船将要干什么用。2004年8月，国家终于确定要将“瓦良格”续建为航母。当时对于“航母工程”，中央要求“只干不说”，因此凡是与航母相关的信息，曾被定为“绝密”。在这种情况下，“体制内”的人员，都对“瓦良格”三缄其口。

第二，“瓦良格”项目背景复杂，能说清此事的人不多

尽管“体制内”的人员严格保密，但是随着“航母工程”的开工，该工程引起外界的关注，徐增平趁机进行炒作，目的是为了向国家要钱，向不明真相的人借钱。由于最早的“知情人”贺鹏飞和姬胜德一个去世，一个被捕，很少有人能说得清楚此事的原委，最后就形成了现在这个局面。

第三，事件涉及部门太多，没有专门的部门负责应对

按说，航母归海军使用，有关航母历史的问题应该由海军管。可海军对“瓦良格”的情况并不了解，也没人负责介绍，就连“辽宁舰”的宣传片都受到徐增平的误导，把“瓦良格”离开黑海造船厂的时间搞错了。当初国家负责将“瓦良格”从乌克兰拖回来的牵头单位是国防科工委，当时的主任刘积斌因病去世，后来的两位主任调到外省任职，2008年，国防科工委降格为国防科工局，划归工业和信息化部管理，当年参加“瓦良格”项目的人也大都退休，因此就没有熟悉情况的人来处理此事了。

如果不是海军派我采写“辽宁舰”报告文学，无意中了解到“瓦良格”来中国的隐秘内情，我也不会来管这件事。我是凭着一个海军作家的责任感、使命感，花费几年时间进行调查研究，才基本弄清这段历史真伪的。不然等到那些当事人一个个离去，也许真的就没有人能把这段历史说清楚了。

六

最后再来说说徐增平。

实际上，徐增平就是一个商人。在商言商无可非议，没必要把自己打扮得花里胡哨，媒体也没必要跟着起哄，把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桂冠戴在他的头上。他如果真的爱国，就应该早点把航母弄回来，而不是把买航母的钱挪用去还债、买豪宅了；他如果真要把航母献给国家，就不会到处找关系向国家要更多的钱了。从徐增平的表现来看，在国家与豪宅之间，他更爱豪宅。据邵淳说，徐增平不承认把钱买豪宅了，那么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把钱汇到乌克兰，汇到哪里去了？巨款“失踪”的时间恰巧又与买豪宅的时间重叠，这又怎么解释？

徐增平花2.2亿元港币购买“港版凡尔赛宫”之举，用现在的流行说法，就是典型的“土豪”做派，只不过那时还没流行“土豪”这个词而已。

徐增平到处散布说他为购买航母花了1.2亿美元，负债累累，倾家荡产，被迫出让股权，被迫出售豪宅，国家不给他钱。因此满腹牢骚，似乎充满委屈。如果事实真如他说的那样，那么，如果有人愿意帮他找回公道，他应该配合支持才是，而他却刻意回避，这就有点让人看不懂他的心思了。

原中央军委办公厅法律局大校律师王新建多年前在广州军区法院工作，他有一个当时的同事，现在是徐增平的法律顾问。有一次王新建对老同事说：关于“瓦良格”的事情，社会上说法很多，徐增平说国家亏了他，别人还给他“抹黑”，咱们能不能搞一个专家论证会，把各方的代表都请来，把律师和公证员都请来，好好论证一下？西方国家经常这样做，这种方式我们也可以借鉴。假话说得再好，总会有漏洞的。大家手里都有证据，谁说谎当场就会被戳穿。论证会之前，可以开个闭门小会，把程序、规则确定下来，然后再开正式的论证会。你看怎么样？

徐增平的法律顾问说：我以前跟他（徐增平）说过，他说不想惹事，让他们说去吧！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说，有损你的声誉嘛！他说，损啥损？这个事中央领导都知道，是我买的！我说，你得正名啊！他说，你放心，那些诋毁我的人，让他去跳吧！最后都得进监狱！

由此看来，徐增平是个很有自信的人。只是不知道他的这种自信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徐增平打着购买航母的旗号，骗了很多人的钱。当人家上门要债的时候，他就拿“瓦良格”做挡箭牌：你的钱我买航母了，国家不给我钱，我有什么办法？

一个香港黑社会老大借给徐增平5000万港币，到期不还，黑社会老大把徐增平告上法庭。一位香港律师受聘为徐增平打官司。事后他对别人说：从未见过这样的人，欠了债还那么凶！黑社会老大也不怕。他（徐增平）公开说：你要钱，没有！我买航空母舰，钱已经用了。要钱你向国家要。要不就等国家给我钱了，我一分不少还给你。你要等得下，就再借1500万，不然我破产了，你×毛都拿不到！律师哈哈笑道：欠钱还理直气壮，一点都不脸红。那黑社会老大真又借给他500万！

徐增平一直对外宣称国家收购“瓦良格”号航母没有给他钱，等于是说国家“抢”了他的航母，这是抹黑、诋毁国家啊！

本书在《移交国家》一章中曾经写到，国家早在2004年收购“瓦良格”号航母时，一共支付了8.78亿元人民币，华夏证券公司扣除徐增平的欠款和利息，按照持股比例，分给徐增平和庄立祥1.2亿元人民币，徐增平嫌少，迟迟没有取走，这笔钱一直趴在北京一个“影子公司”的账户上。

没有人说得清楚徐增平在“瓦良格”项目上具体花了多少钱，赚了多少钱，不过我们可以推算出一个大概的数字。他花的钱，有数的是那个200万美元的订金，再加上其它零散的开销，也就几百万美元吧！赚的钱，光是从华夏证券这方面，起码就有3亿元人民币。应该说，在“瓦良格”这个项目上，他是一个大赢家，不但大赚了一把有形资产，还大赚了一把无形资产。无形资产为他带来的经济效益更无法估量了。

从国家收购“瓦良格”到现在，10多年过去了，徐增平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到处找人拉关系，想和国家要更多的钱，最后搞得大家都烦他了。熟悉情况的总参某部原局长顾国强3年前曾给徐增平发短信说：

徐老板：您好！
  你还不明白国家为什么不给你结算吗？到处找关系十几年了，劳命又伤财，有用吗？2004年下半年的文件已判定性，谁都翻不了的！要想说得国家了解实情，只有一个团队团结一致，把全过程讲清才能还历史本来面目，不要再托什么“关系”了，白费力！十几年了所有人都找了，还找有用吗？应该醒醒！
  我上述说话很不好听，但是一位真诚朋友的大实话！
  不当之处望谅解！多多保重身体！

          老友顾国强

网上关于徐增平的消息很多，除了他的声音，别的声音很少。一些媒体不明真相，纷纷把美丽的桂冠戴到徐增平的头上，有些赞歌唱得完全背离事实。

看看那些肉麻的标题吧！

《“我只有一件事高调，爱国！”——访香港创律集团董事局主席徐增平》

《军迷盛赞“红色资本家”徐增平》

《“瓦良格”的再生父母徐增平》

《徐增平表示购买前苏联航空母舰服务国家》

《他因爱国，送祖国一艘航母――辽宁号“来华”过程揭秘》

……

不知是徐增平在美化自己，还是媒体在把自己的美好愿望强加到了徐增平的头上。当大家看过本书对“瓦良格”来中国的真相披露，一定会有新的发现。

我在网上看到一篇评论《瓦良格迷局》的文章，有一段话我很欣赏：“市场就是一个江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既不能全力向前，也不能全身而退。赢得了金钱，赢不了名声；赢得了名声，赢不了人心；赢得了人心，赢不了自己。”

这段话本来是用来评论周济谱的，我倒是觉得，用来评论徐增平也比较恰当。

以我对“瓦良格”项目的调查了解，在民间操作阶段，除了贺鹏飞等策划人员，徐增平、邵淳的贡献最大。

徐增平的贡献有两点：一是参加投标并中标；二是把邵淳骗了进来。

邵淳的贡献有三点：一是给徐增平钱；二是把徐增平从“瓦良格”项目踢出去；三是在“台湾公司”出现后，及时上报中央。这三点，都是关系到“瓦良格”项目命运的转折。尽管“台湾公司事件”很可能是一场“乌龙”，但是结果却是大家愿意接受的。如果没有国家接手“瓦良格”项目，单是一个企业或者几个企业在那里折腾，不知还要出多少问题。

徐增平、李×、邵淳、吴巍、吴宇、张勇、戴岳等人，本来他们可以联手演绎一段航母佳话，按照时下流行的说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那该多好！可惜，徐增平、李×等人商人气息太重，忘记了初心，忘记了使命，毁掉了自己的一世英名。

吴宇对徐增平在“瓦良格”项目上的表现，归纳为三句话：起头有他、私心太重、漫天要价。

“起头有他”，不需多说。

“私心太重”，是说他在项目运作过程中，私自挪用买航母的专款，一会儿买房，一会儿还债，很多配套工作不能落实，延误了“瓦良格”归航的日期，也给邵淳等人带来了麻烦。

“漫天要价”，是指在航母被拖到大连以后，在国家准备收购的时候，他要敲国家的“竹杠”，居然开价4亿美元，阻碍航母正常移交国家。

吴宇对徐增平的评价，无疑是准确的。

在“瓦良格”项目上，让徐增平、吴巍、邵淳、吴宇、张勇、戴岳等人误打误撞，最后搞出了一场“航母革命”。特别是邵淳，作为“体制内”的官员，被上级认定属于“违规、违法”，并将其停职接受调查，仅从这一点来说，他要比徐增平和张勇所承受的压力更大。他是这场“航母革命”的主力，如果论功行赏，他的功劳也最大。当然，这是“航母革命”成功之后的说法。这就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如果最后没有取得成功，那么，在国民党编写的历史上，共产党永远是“共匪”。

站在历史的角度，回首审视“瓦良格”项目，高级领导也有局限性，且不说中国要不要搞航母这个大问题，只说对邵淳“胆大妄为”问题的认识，国务院领导就稍微有些主观武断，他说：一个证券公司，买什么航空母舰？肯定个人有好处，10%这是国际惯例啊！

调查结果证明，邵淳还真没有按“国际惯例”从中谋得个人好处。不但没有得到好处，还把自己的政治前途搭进去，断送掉了。

如此看来，邵淳这个人还真有点与众不同。就凭这一点，他应该被写进《中国证券史》和《中国航母史》。

（上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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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说明

关于《“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一书连载情况的说明

各位读者：春节好！

2020年新年伊始，我的长篇报告文学《“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在“听雪斋书馆”公众号上连载，受到众多读者朋友的赞誉。他们认为，多年来关于中国航母“辽宁舰”的历史，众说纷纭，十分混乱，此书厘清了这段历史，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值得点赞。很多人询问到哪里可以买到此书，在此，需要和大家说明一下关于此书的一些情况，并向关心我的朋友表示谢意。

一、此书尚未正式出版

自2017年开始，本书的部分章节先后在《北京文学》、《解放军文艺》、《人物传记》等刊物上发表，社会反响较好。2017年发表在《北京文学》第十期上的《一个中国公民的航母梦》，曾被《中华文学选刊》转载，并被收入中国作家协会编选的《2017年中国报告文学选》。但是，此书的出版在多家出版社遇到“阻力”，书稿内容编辑们都说好，但是总编辑们都提出，要我出具一份权威部门的审稿证明，而此书的内容复杂，涉及的范围广，没有一个单位的某个人比我更了解情况，特别是海军机关，他们只了解“辽宁舰”，不了解“瓦良格”。所以，我无法提供这个审稿证明，出版社只好放弃。这期间，媒体仍在继续炒作“徐增平为买航母倾家荡产，把航母免费送给国家，没有拿到国家一分钱”的故事。后来，邵淳的一位非常仗义的朋友挺身而出，认为不能继续由着这帮人胡说八道，毅然出资十余万人民币，赞助出版了该书，而且是彩色印刷，免费赠送国家机关、部队机关的领导和媒体朋友，目的是不让更多人上当受骗。

从已经看到此书的有关领导反馈的情况来看，已经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很多人给予该书很高的赞誉，认为是为中国航母历史正本清源的力作。目前已有出版社表示愿意正式出版该书。故此，书稿“上部”连载结束之后，将跳过“下部”，连载附录和后记部分，给正式出版时留有部分“新鲜感”的空间。

二、感谢朋友对我的关心

看过《“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一书的朋友，以及看了“听雪斋书馆”公众号连载此书的朋友，很多人提醒我：此书披露的内容，除了揭穿了某些人的谎言，也断了人家的财路，他本人或者他的朋友，可能会迁怒于你，出门要格外小心。我的态度是：我从50年前当兵那天起，就做好了战死沙场的准备。如今，对于一个海军老兵来说，来自任何方面的危险，我都会坦然面对。在决定写这本书之前，我就有这个思想准备，不然我就不会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来做这件事了。2020年，我已经65岁，对于任何事，真的是无所谓了。在此，我要向关心我爱护我的朋友表示感谢，并公开交代一句：我没有忧郁症，没有绝症，我身体健康，精神乐观向上，有人说我的寿命会很长。如果我有什么飞来横祸，那一定是你们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你们不会无动于衷的。那我还畏惧什么？

三、正本清源是我的责任和使命

有朋友指出，我在《“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一书中，语言比较情绪化，有些措辞比较激烈，我承认，确实如此。早在2013年初，接受海军首长交给我写“辽宁舰”报告文学任务的时候，我58岁，还有点“愤青”余热，时过多年，我的性情变得温和多了，如果我重新来写这段历史，会是另外一种语气和手法。但是既然已经成书，我也不想再去改了。因为我语气再温和，也不会改变揭露事实真相的本质，该得罪的人还是会得罪，我又何必去费那个事呢？我写此书的目的，就是“不能让某些人把中国航母的历史搞乱了”。为航母历史正本清源，是我作为海军作家的责任和使命。我也可以不这样做，但那就不是我了。

李忠效

2020.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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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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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本书正文中涉及的有关文件

附录一：本书正文中涉及的有关文件

一、采访徐增平提纲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需要补充的材料

1、目前网上有不少关于你当初买“瓦良格”起因的说法。《南华早报》说：“这是徐增平首次向媒体承认，他是授命于海军前往乌克兰去执行这项‘不可能的任务’，并且亲自详细（介绍）他是如何布署航母购案的种种细节。”报道说，你是受了贺鹏飞和姬德胜的委托。这两个当事人，一个死了，一个被判刑。姬德胜不能出来说话，或者说没有资格出来说话，怎么证明你说的情况属实？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没有可以证明的东西，就不会有人相信。

2、你与贺鹏飞见面都是什么人联系的？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谈了什么？他是否明确委托你来办此事？我在海军前司令员张连忠处，看到一张你与贺鹏飞的合影，那次是第一次见面么？什么时间？你们一共见过几次面？据媒体说，贺鹏飞从1996年就开始与你交往，从1996年4月到1998年2月，两人会面约十几次。是这样么？你们都是谈“瓦良格”的事情？有个材料说，到1998年底，你们再没见面，为什么？。

3、有报道说，徐增平说：“姬胜德是这起交易背后的真正老板。贺鹏飞、姬胜德和多名军官因为爱国，为了中国的强军梦，他们为这起航母交易做了大量前期工作。”

你既然说是“授命于海军”，怎么姬胜德又成了“真正老板”？

4、你买“瓦良格”最初的动机是什么？你对《南华早报》记者说：“我必须不惜代价把它买回去给我们的海军。”这个有点演绎吧？据报道，你向国家要价32亿人民币，是这样么？

5、你和邵淳是什么时候见面的？华夏证券公司的钱是怎么弄到香港的？后来为什么邵淳把你从澳门创律公司踢出来了？

6、有个材料说，你找澳门一个很有路子的人办各种手续，花了很多钱。有人说，在澳门办公司很简单，根本不用花那么多钱，你那样说的目的是为了向国家多要钱。对此，你怎么看？

7、《南华早报》说，你曾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投资2.1亿港元买下有“港版凡尔赛宫”之称的深水湾37号山顶豪宅而享誉一时。有人说，你挪用华夏证券公司买航母的钱在香港买了豪华别墅，并在香港报纸上登报宣称你有钱。这也是后来他们把你踢开的原因。有这回事么？

8、有人说，“瓦良格”拖到大连以后，你在香港联络了一些小老板，说要带他们去大连看航母，并收了一些费用，结果到了大连只能隔着海湾看一眼，他们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回到香港以后，在香港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揭露此事。有这事么？

9、有报道说：你把20吨（也有说40吨的）“瓦良格”图纸运回来了。我采访中船重工集团和海军装备部门的人，他们都说没有看到你买的图纸。戴岳和张勇1999年8月到黑海造船厂，看到这些图纸还在仓库里；大连造船厂副厂长唐士源2000年5月到黑海造船厂，看到这些图纸还在仓库里。乌方曾提出400万美元卖给我们，当时因为中船重工的任务是把船拖回来，他们向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马凯汇报，马凯让他们找总装，总装因为没有中央的旨意，不敢动用军费，错失良机。那20吨图纸的事，总不会是记者编的吧？

10、很多媒体说：澳门创律公司的博彩许可证已于“瓦良格”号靠泊大连的当天被吊销。这个证是你办的么？有人说根本就没有这个博彩证，到底有没有？

11、有人说你是赌徒，在“瓦良格”这盘赌局上几乎输得精光，是国家救了你。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12、有人说，你被逐出澳门创律公司领导层以后，人家要收公司文件和公章，你刻了一枚小的公章交给张勇。此事是否属实？若确实如此，你当时是什么想法？

13、有媒体报道，1998年11月11日（第445期）新华社“内参”刊登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写的文章《徐增平表示购买前苏联航空母舰服务国家》，我觉得在那个时候，那种政治背景下，新华社发这种“内参”是“触雷”行为，不大可能。所以我托人去查了，查到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刘史忠当时写的消息，只有400字，题为《澳门创律旅游娱乐公司宣布将改装航母为超级海上娱乐城》，这个消息内容比较靠谱。

14、购买“瓦良格”的钱明明是华夏证券公司出的，共计3.6亿元（前期2.3亿元，后期1.3亿元），为什么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直不提华夏证券公司，也不提邵淳董事长的名字？

15、“瓦良格”离开黑海造船厂的时间是2000年6月14日，可你对媒体说的时间是1999年7月。是不是因为在1999年8月3日澳门创律公司高官层改组，你不再有公司话语权了，所以将“瓦良格”离开黑海造船厂的时间改到了你有话语权的时段？

16、《南华早报》说，在调研、洽谈和购买航母等环节上，你前前后后一共花了1.2亿美元。这个数字准确么？是你说的，还是他们乱写的？如果是你说的，能否开一个单子一项项说明？据我掌握的资料，华夏证券公司为“瓦良格”项目花了3.6亿元人民币（包括被你挪用的大约1.8亿人民币），折合美金4400万，你交订金200美元，中船重工后来花了3000万美元，共计7600万美元，不超过8000万美元。我算得对么？

17、国家收购“瓦良格”，一共支付8.78亿元，华夏证券公司按照你和庄立祥持有的澳门创律公司20%股权，扣除你之前的借款和利息，一共分给你们1.2亿元人民币。你嫌少，一直未去领取，至今还存在一个“影子公司”帐户上，是这样吧？

最后说明：我提的问题可能比较尖锐，但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在写中国航母的历史，我得向历史负责，不能伪造和掺假，我必须弄清那些不明白的问题。如有冒犯，我只能表示歉意。

2015年5月15日

　　注：这个采访提纲中的有些问题现在已经清楚，有些还不清楚，如果徐增平先生愿意接受采访，请予以说明，我将很高兴再作补充。

二、不合时宜、内容虚假的“内参”（选自网络）

境内外媒体广泛引用的1998年11月11日（第445期）新华社“内参”。全文如下：

徐增平表示购买前苏联航空母舰服务国家

新华社香港讯 香港创律集团有限公司向乌克兰购买的前苏联航空母舰“瓦良格”号，预计11月中旬从基辅启航驶往澳门。创律集团主席徐增平向记者表示，购买这艘航空母舰的目的是“以商业行为之名，行服务国家之实”，希望对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有所贡献。

“瓦良格”号是前苏联时期开始在基辅造船厂建造的，排水量76000吨，实际超过8万吨，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由于经济困难，无法继续向基辅造船厂提供资金，建造被迫中止。乌克兰政府最后决定在国际上公开招标拍卖这艘尚未完工的航空母舰。

据徐增平介绍，1997年上半年，他听中央领导曾经探讨过购买这艘航空母舰的问题，但最后决定放弃投标购买。徐增平了解到这个情况后，陷入了很长时间的思考。他认为中国因为种种考虑不买这艘航空母舰当然可以理解，但一定不能让它落到其他国家、尤其是对中国有敌意的国家手中。

徐增平说，目前世界上“中国威胁论”的论调仍然有相当的市场，美国等世界强国骨子里仍然希望“遏制中国”，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仍然有戒心。“在这种情形下，有创律出面购买航空母舰并用于商业用途，那些国家很难把这笔‘帐’记到中国头上，难以公开指责中国扩充军备；但与此同时，这艘航空母舰的存在，对台湾和一些不断制造麻烦的国家又始终是一种心理上的威慑。达到这种政治上的效果，应该说比较理想的。”

据徐增平介绍，创律在这艘航空母舰的国际招标中中标后，已经引起国际的注意。美国广播公司在晚间新闻中用5分多钟作了专题报道，进行各种猜测，报道始终无法指责中国，却认为潜在的军事意义很大。台湾中央社多次报道，台湾当局也多次对有关这艘航空母舰的问题发表谈话，可见他们心理上紧张。一个拥有台湾背景的商业结构曾经多次试图接触创律，表达出想用高价收购这艘航空母舰的强烈愿望。

徐增平认为，由创律出面、以商业用途为名购买这艘航空母舰，军事上的意义非常大。“从眼前看，中国当然不会马上装备航空母舰。但从长远看，中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以及今后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强国，无论是为了保卫边疆还是为了在国际事务中有足够的‘发言实力’，装备航空母舰是迟早的事情。那么，创律拥有‘瓦良格’号后，一旦中央认为时期成熟需要装备，就随时可以利用现成的母舰船身，或者加以改装和全面装备，或者用拆船等方式了解航空母舰的制造技术。这样的话，等于无形中为中国海军装备航空母舰做好了基础准备，也赢得了时间和技术。

据徐增平介绍，创律在购买这艘航空母舰时，已经购得它的全部30多万张设计图纸，这将可以为中国未来建造航空母舰争取时间。只要国家需要，创律可以随时提供这些图纸。

“当然还有一个意义是经济意义”。徐增平说，现在国家国力还有限，在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的方针下，军费也相当紧张，因此要让国家一下拿出上亿美元去购买“瓦良格”号，经济压力很大也不合算。现在除了投资8000万美元买到了实际造价已经超过10亿美元的“瓦良格”号，对国家的经济意义显然也是相当可观的。

据徐增平介绍，“瓦良格”号到达澳门后，将立即进行装修，改建成综合性的海上游乐设施，包括海上军事博物馆，酒店，餐厅，文化游乐和博彩等等，预计整个改装投资将超过2亿美元。这样安排，一方面是为了切实保持“商业用途之名”，另一方面是为了通过经营活动获得维持这艘航空母舰的基本费用。“一旦国家需要，我和创律将毫不犹豫向国家献出这艘航空母舰，为国家服务。这才是我的最终目的”。（记者吴明）

　　本书作者注：航母“从基辅启航驶往澳门”，这显然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基辅是乌克兰首都，不是造船厂啊！

三、1999年4月19日徐增平同意出让澳门创律公司80%股权的函

                    关于澳门创律公司股权及乌克兰购船事宜

香港达程投资有限公司
吴宇董事长阁下：
　　我司对解决上述事宜提议如下：
1、搁置过往全部有关方案。
2、我司现将澳门创律旅游娱乐有限公司80%转让予贵司。
3、转让价按公司总值6,000万美元计算，即80%股权转让价为4,800万美元。
4、转让价将按下述方式付双方指定账户：
⑴、其中已付2.3亿人民币按9计算，即作2,556万美元计；
⑵、直接付船厂及拖船启动必须费用共计1,300万美元（请注意：其中800万美元须于4月20日前直接电汇乌克兰船厂账户，余款则于4月30日前付各有关公司）；
⑶、余款944万美元将于3个月内付我司。
5、尽快办理有关法律手续。
6、另商补偿我司1,000万美元处理方案。
如贵司同意以上方案，我司担保并负全责将船只在4月30日前拖离乌克兰。

谨此

创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徐增平　总裁（手书签字）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九日

徐增平同意出让澳门创律公司80%股权的函复印件

四、1999年5月14日徐增平的借款保函

                    保　函

  本人徐增平对澳门创律旅游娱乐有限公司交付新加坡快捷船务有限公司1,156,938美元的款项后，保证“瓦良格”号启航决不受影响，否则本人愿意承担全部责任。
  特此保函
  创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徐增平　总裁（签名）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四日

徐增平签字的保函复印件

五、1999年5月26日张勇致徐增平催促函：《关于我们支付115.6万美金后仍无行动》

张勇致徐增平催促函复印件

六、1999年5月29日香港报纸关于徐增平购买豪宅的报道

                    去年2.5亿购入 余数1.8亿昨付清
                        创律完成购深水湾37号

  ［本报讯］去年底以二亿五千万售出深水湾道三十七号的独立大屋，乐声电子执行董事谭学林指出买家已于昨日在最后限期完成交易，据中资背景创律集团徐增平正式入主这座由港版凡尔赛宫之称独立大屋。
乐声电子发展深水湾道三十七号，于去年十二月推出市场招标求售，最终由创律集团主席徐增平于十二月初截标前成功购入，作价二亿五千万元，当中买家已于今年初之前分期支付七千万元，余数一亿八千万元需于昨日完成交易。
  据悉买家早前已四出处联络财务机构申请贷款，乐声电子执行董事谭学林昨日指出买家已如期完成交易，亦同时于昨日进行交楼程序。
  深水湾道三十七号为一幢三层楼高新建成的洋房，占地达二万二千平方尺，洋房面积为一万六千一百四十八平方尺，折合每平方尺为一万五千四百十二元。
  创律集团徐增平过往主要业务为百材贸易，近年积极作多元化发展，包括从事金融投资，酒店管理及房地产投资，于一九九七年更以数亿元购入一艘乌克兰航空母舰。

香港报纸关于徐增平购买豪宅的报道复印件

七、1999年10月24日中乌双方正式签署编号为77501“瓦良格”号航母买卖合同

1999年11月24日，中乌双方正式购买“瓦良格”号航母合同复印件

戴岳、张勇代表中方签字

八、1999年12月香港报纸报道：《邵淳被斥胆大妄为》

香港报纸报道《邵淳被斥胆大妄为》复印件注:港版书此处有调正 (2019.4.7 说明)

九、1999年12月7日徐增平转让4%股权协议复印件

徐增平、刘兴元、戴岳签订的转让股权协议

本书作者注：协议签了，40万美元拿走了，协议却“失踪”了。最后国家并未收回这4%的股权。

十、关于“瓦良格”项目的经费使用情况

（一）澳门创律公司方面：

1998年3月，徐增平支付乌克兰方面200万美元（订金）；

（二）华夏证券公司方面：

1998年8月11日，通过北京泰信达公司向香港创律公司深圳办事处的账号上汇出1000万元人民币，汇票号00299829；

1998年8月27日，通过北京泰信达公司向香港创律公司深圳办事处的账号上汇出1000万元人民币，汇票号00000800；

1998年9月18日，通过北京泰信达公司给澳门创律公司汇去3000万元人民币，汇票号01161132；

1998年9月28日，通过北京泰信达公司给澳门创律公司汇去3000万元人民币，汇票号01161314；

1998年10月29日，通过北京泰信达公司给澳门创律公司汇去2500万，汇票号00873712；

1998年10月29日，通过北京泰信达公司给澳门创律公司汇去3000万，汇票号00873713；

1998年10月29日，通过北京泰信达公司给澳门创律公司汇去5000万，汇票号00873714；

1998年10月29日，通过北京泰信达公司给澳门创律公司汇去4000万，汇票号00873715；

（注：华夏证券公司方面共计出资2.3亿人民币，经徐增平许可，北京泰信达公司预留500万元人民币作为活动经费，以上8次汇款，共计2.25亿元人民币。总额为2.3亿元人民币）

1999年4月29日，吴宇携带8500万人民币汇票到深圳，和张勇一起通过地下钱庄转到香港达程公司的经费是84,674,005元港币（扣除手续费）；

1999年4月30日，张勇代表华夏证券公司给乌克兰造船厂汇去800万美元；

同日，张勇代表华夏证券公司借给徐增平1000万港币（为徐增平个人借款）；

1999年5月17日，张勇代表华夏证券公司支付徐增平联系的新加坡船务公司1,156,938元美金（115万美元，零头忽略不计）。

1999年9月15日至21日，香港达程公司供收到吴宇汇来的港币94,604,811元（加上手续费，应为9500万人民币）。

1999年9月20日，张勇代表华夏证券公司给乌克兰造船厂汇去617.7万美元；

1999年9月21日，张勇代表华夏证券公司给乌克兰造船厂汇去85万美金元；

1999年9月23日，张勇代表华夏证券公司给乌克兰造船厂汇去60万美金元；

1999年10月11日，张勇代表华夏证券公司给乌克兰造船厂汇去41.6万美金；

1999年11月5日，张勇代表华夏证券公司给乌克兰造船厂汇去4.7万美金；

泰信达公司给徐增平汇款的汇票复印件之一

（张勇汇往乌克兰黑海造船厂的五笔资金共计809万美元，零头忽略不计。至此华夏证券公司通过香港达程公司支付乌克兰黑海造船厂的经费为1609万美元）

1999年12月9日，张勇按照刘兴元的要求，以收购徐增平澳门创律公司4%股份的名义，支付徐增平40万美元（约合港币310万元）；

说明：

一、华夏证券公司前期通过北京泰信达公司转给徐增平的2.3亿人民币，约2800万美元，他只付给乌克兰1000万美元。

二、张勇1999年4月30日汇给乌克兰造船厂的800万美元，为买船款。加上徐增平的200万美元定金，一共2000万美元。

三、张勇1999年9月至11月汇给乌克兰造船厂的五笔资金共计809万美元（约6500万人民币），属于滞纳金、靠港费等。

到此为止，华夏证券公司支付给乌克兰造船厂买船的费用是：由徐增平经手支付1000万美元，由张勇经手支付1609万美元。

华夏证券公司前期通过徐增平用于“瓦良格”项目的资金为2.3亿人民币，后期通过张勇用于“瓦良格”项目的资金后国家认定为3.6亿人民币。

华夏证券公司后期转到转给香港达程公司的总金额为1.75亿元人民币，用于“瓦良格”项目1.5亿，剩余2500万扣除开销部分，均被华夏证券公司收回。

（三）中船重工集团公司方面：

第一次从中国银行贷款1380万美元；

第二次从中国银行贷款600万美元。共计1980万美元。

加上公司自有资金开支，共计约30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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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纠正媒体在“瓦良格”报道中的错误

附录二：纠正媒体在“瓦良格”报道中的错误

一、关于“瓦良格”号航母是徐增平买回来的问题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香港和山东（徐增平家乡）的媒体发表了很多介绍徐增平购买航母“光辉事迹”的文章，无一例外，都说“瓦良格”号航母是徐增平买回来的，这里先晒一晒这些文章的标题：

2011年9月30日《济南时报》：《徐增平：买回“瓦良格”的山东人》

2014年9月19日《威海日报》：《“我只有一件事高调，爱国！”──访香港创律集团董事局主席徐增平》

2015年1月20日香港《南华早报》：《购“瓦良格”秘辛：漫漫归家路漫漫偿债路》

2015年5月1日香港《南华早报》：《中国成功收购航母的“不幸功臣”－－徐增平》

……

“瓦良格”号航母真是徐增平买回来的么？当然不是。他不过是参与过这个项目而已。下面我来简单介绍一下“瓦良格”来中国的过程和与此有关的主要人员：

购买航母阶段（1996年5月6日－2000年4月8日）

策划：海军副司令员贺鹏飞。他最早提出“请香港大老板把‘瓦良格’买回来”这个创意是在1996年5月8日，见证人为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黄平涛、军工局局长胡基政。因为“香港大老板”都不愿参与此事，总参二部部长姬胜德就帮助贺鹏飞找到了愿意干的徐增平。

出资：华夏证券公司子公司海南隆泰源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决策人：华夏证券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邵淳。资金运作人：海南隆泰源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宇、北京泰信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巍。华夏证券公司共计出资3.6亿元人民币（约4400万美元）。

三个阶段

购买“瓦良格”前期运作（1997年－1998年3月）：

澳门创律娱乐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增平。徐增平在贺鹏飞和姬胜德等人的支持下，到乌克兰参加“瓦良格”拍卖会，以2000万美元标的中标，并支付了200万美元订金。

购买“瓦良格”中期运作（1998年3月－1999年7月）：

北京泰信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徐增平合作筹集资金。主要参与者：吴巍、邵淳、吴宇。1999年2月，邵淳发现徐增平私自挪用购船款1800万美元，1999年4月，逼迫徐增平出让澳门创律公司80%股权。吴巍在参与“瓦良格”项目和代表华夏证券公司与徐增平进行股权谈判（帮助华夏证券公司获得澳门创律公司80%股权）过程中贡献突出。

购买“瓦良格”后期运作（1999年7月－2000年3月）：

华夏证券公司和北京东方汇中投资有限公司。主要参与者：邵淳、吴宇，东方汇中公司董事长高增厦、副董事长王广平、总经理戴岳、法律顾问刘继，香港达程有限公司（华夏证券公司子公司）总经理张勇。1999年8月，徐增平被驱逐出局。从此徐增平再没有染指“瓦良格”项目。1999年10月24日，戴岳和张勇代表中方与乌克兰黑海造船厂签订正式购买合同，获得船主证、造船证等10余份法律文件。“瓦良格”正式易主，产权归中国公司所有。随后，张勇和刘继还在办理船籍证、办理航母评估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拖带航母阶段（2000年4月8日－2002年3月3日）

决策：中央高层。

具体领导：国务院办公厅。具体参与者：秘书长王忠禹，副秘书长马凯、尤权。

牵头单位：国防工委

具体参与者：主任刘积斌，副主任张广钦，办公厅主任马鸿琳

实施单位：中船重工集团公司、交通部

主要参与者：

（中船重工方面）中船重工总经理黄平涛，总工兼军工局局长胡基政，副局长牟安成，大连造船厂副厂长唐士源，701所毛震亚，714所华寅生等20余人

（交通部方面）交通部副部长洪善祥，救捞局局长宋家慧，中远公司陈忠、陈文忠等近20人

从2000年3月中旬国家接手“瓦良格”项目，到2002年3月3日“瓦良格”靠上大连港码头，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国务院多次开会研究部署工作。国家高层批示100余次，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亲自主持召开会议17次，国家部委十几个单位参与此事。王忠禹说，国务院为一个项目开这么多会，以前从未有过。

徐增平通过媒体宣传“瓦良格”项目是他一人所为，完全是贪天功为己有。

二、关于“徐增平是与乌克兰当局签署合约的唯一一人”的问题

2015年5月1日《南华早报》发表的《中国成功收购航母的“不幸功臣”－－徐增平》一文说：“徐增平的贡献至今没有获得任何官方认可，国有媒体也从未厘清他与航母之间的关系。徐增平是与乌克兰当局签署合约的唯一一人，但目前尚未清楚他当时究竟如何将航母交给中国政府。”

这段话一共有四个句子，第一句是事实，第三句是错的，第二句和第四句是矛盾的。

先说第一句：“徐增平的贡献至今没有获得任何官方认可……”

这说明，不管徐增平在媒体上怎样编故事，“官方”对他在“瓦良格”项目上的贡献是了解的。“官方”不出来就他的言论进行批驳，已经属于对他宽宏大量了。他还想得到怎样的“认可”呢？

再说第三句：“徐增平是与乌克兰当局签署合约的唯一一人……”此言大谬！据笔者所知，围绕“瓦良格”项目，以澳门创律公司名义与乌克兰方面签订的各种协议有十几个，而这些协议大都是在徐增平被“踢”出澳门创律公司管理层之后，正式购买“瓦良格”合同是由戴岳和张勇签字的，拖航“瓦良格”合同是由胡基政和唐士源签字的。前期徐增平运作“瓦良格”项目阶段，澳门创律公司与乌克兰方面签署的只有“瓦良格”拍卖合同。据看过这个合同的唐士源等人说，在这个合同上签字的也不是徐增平本人，而是澳门创律公司的代表。就连拍卖合同都不是徐增平签字，说“徐增平是与乌克兰当局签署合约的唯一一人”，岂不是胡说八道？

最后说第二句和第四句。

第二句说“国有媒体也从未厘清他与航母之间的关系”，第四句却说“目前尚未清楚他当时究竟如何将航母交给中国政府”。既然你《南华早报》记者也有很多事情“尚未清楚”，你有什么资格指责国内媒体“未厘清”呢？再说啦，你既然采访了徐增平，为什么不问问他“究竟如何将航母交给中国政府”的？也许你问了，他自己无法回答。原因是，他在这个项目中早已“出局”，后来的航母归航与他无关，“交给中国政府”时，他拒绝在澳门创律公司董事会决议上签字。这种糗事他当然不会告诉媒体。

三、关于徐增平买回20吨“瓦良格”图纸的问题

徐增平买回20吨“瓦良格”图纸的故事，流传甚广，不但纸媒体和网络媒体引用，有一本名为《瓦良格迷局》的书中也在引用，更有甚者，北京电视台和山东电视台拍摄的介绍中国航母的节目中也照搬照抄。给人的感觉，这20吨图纸是确凿无误的了。

实际上，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1、签订“瓦良格”中标协议的第二天就搬运图纸决无可能

据采访徐增平的媒体报道，1998年3月19日（实为3月17日－－笔者注），徐增平在乌克兰竞拍“瓦良格”中标。第二天，1998年3月20日，徐增平就开始搬运图纸了，并且动用了8辆卡车。

据《济南时报》 2011年9月30日发表的《徐增平：买回“瓦良格”的山东人》一文说－－

1998年3月20日一早，徐增平就和助手以及黑海造船厂厂长一同乘飞机由基辅赶往黑海造船厂。徐增平和厂长两人在飞机上就航母设计图纸移交一事进行了探讨。

厂长告诉徐增平，那些资料起码有近20吨重，他们用了两个大资料库来放它……让徐增平难忘的是，当天等到所有的资料柜都装上车，由海关的人封固好车厢后，只见刚才还面无表情的警卫军官们，突然一声号令，立刻所有警卫人员都从楼里跑了出来，列队在卡车前。随着又一声口令，所有的人都严肃地向卡车敬礼，船厂厂长和海关商检人员也都不由自主地举起右手行礼。徐增平当时看到身旁的船厂厂长和总工程师等人的眼眶慢慢红了，流出了大颗大颗泪珠。这些图纸资料加上铁箱子总重量约有四五十吨，当天运走时整整装满了8辆大卡车。8辆卡车当晚直奔基辅机场，资料连夜运回国内……

这些图纸运回来后，经过仔细查对，发现30多万张设计图纸中，有部分关键部位的图纸缺失。后来徐增平经过多重渠道了解得知，原来在徐增平他们到船厂之前，乌克兰国防部和俄罗斯的情报人员已取走了那部分关键图纸。后来，徐增平再赴乌克兰，通过私人关系，终于说服了黑海造船厂厂长和总工程师，将船厂工艺室保存的另一套完整的图纸拿了回来……

徐增平的“精彩描述”，不知欺骗了多少人。

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这段文字，也信以为真。因为情节太曲折，画面太生动，简直就是影视场景啊！试想，8辆卡车浩浩荡荡开往机场，再有一架大飞机在那里等候，然后飞机乘着夜色轰隆隆起飞，场面一定非常壮观！

网上有个叫黎阳的人，写文章非常肯定地说：徐增平是出力的，在一线冲锋陷阵功不可没——尤其是拿到技术资料（乌方警卫流泪敬礼送资料装车的情节编不出来，不亲临现场见不到。徐能描述这一切证明他确实参与谈判有功）。

黎阳先生哪里想象得到，这些故事恰恰是徐增平编的！

徐增平说，运图纸的飞机是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的李武官帮他联系的。但是据我们了解，当时中国驻乌克兰的武官是徐元钦大校，根本就没有什么李武官！

据邵淳介绍，徐增平在乌克兰中标之后，乌克兰出具的协议文本里有一份设备清单，上面并没有提到图纸。徐增平对媒体说他花2000万美元中标，其中200万是用于购买图纸的，纯属是编故事。

还有人说：徐增平刚刚中标，购船款还没交齐，第二天人家就让你运走几十吨图纸，怎么可能？

事实证明，这种判断是正确的。徐增平实在是编故事的好手。

2、戴岳和张勇看见图纸还睡在仓库里

1999年8月下旬，北京东方汇中公司总经理戴岳和香港达程公司总经理张勇受邵淳的委托，到乌克兰黑海造船厂处理购买“瓦良格”的未尽事宜。

9月2日，双方签完有关协议，戴岳向乌方提出要看看航母图纸，乌方派人带他们去了图库。据张勇介绍，图库很大，图纸很多，都是施工图。也就是说，在徐增平声称1998年3月20日就运走的图纸，到1999年9月2日，还完好地保存在仓库里。是这些图纸跟着徐增平“梦游”了一番，又回到了原来的睡床上？

3、中船重工集团公司把图纸买回来了

2002年9月初，乌克兰华侨杨秋实给中船重工集团公司发来一条重要消息：黑海造船厂股权将进行变更，原来的领导班子也要进行调整。如果想要购买“瓦良格”的图纸，希望尽快下手，否则变数太大。

中船重工得到这个消息，经过慎重研究，认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将这批图纸买回来。虽然眼下国家高层并未改变不搞航母的决策，但是中船重工领导坚信，将来国家一定会搞航母的，预研工作不能停，要为将来造航母做好充分准备，否则等到国家要搞航母的时候，仓促上马，进度和质量都会受到限制。

中船重工领导远见卓识，实在令人钦佩！

2002年9月13日，中船重工集团公司军工局副局长牟安成率领唐士源、桂士宏、毛震亚、林志鸿、邹刚以及杨秋实，到黑海造船船厂参观图库，谈判购买图纸事宜，一直到9月21日。

唐士源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说：“存放图纸的仓库，一共四个房间，图纸堆得满满的，摆得整整齐齐。看仓库的是几个中年女人，没有指纹识别，更没有红外线。”

从唐士源拍摄的照片上可以看出，图纸仓库的设备很简陋，完全没有徐增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描述的那么现代化。我甚至怀疑徐增平是否进过这个仓库。他所说的那些现代化设备－－指纹识别，红外线－－大概是根据现代电影画面想象出来的。

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徐增平梦游一般运回来的8卡车、20吨图纸，时过4年之后，才被中船重工集团公司买回来。

以上事实证明，徐增平在“航母图纸”问题上，多次说谎。本来没有买回图纸，却编出一个购买20吨图纸的瞎话。这是多么可笑的事情！这不是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么？

有关中船重工集团公司把航母图纸买回来的详情，可参见附录四唐士源所写的《关于购买“瓦良格”号航母图纸的真相》一文。

四、关于徐增平被迫卖股权买“瓦良格”的问题

徐增平在媒体上说，他是为了买航母，才把股权转让给华夏证券公司的。还有人说，华夏证券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邵淳在徐增平经济最困难的时候，逼他出让80%股权，是“乘人之危”。据我所知，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1、徐增平故意把出让股权的顺序说反了

1998年8月至1998年10月，徐增平以出让澳门创律公司49%股份的方式，从华夏证券公司拿走2.3亿元人民币（约2800万美元），另有2000万人民币将在航母归来后付清。

但是徐增平并没有把这2.3亿元人民币全部用在“瓦良格”项目上，而将其中1.5亿元人民币（约1800万美元）挪用，拿去购买香港著名豪宅“港版凡尔赛宫”了（香港报纸有报道）。

在购船款无法追回的情况下，邵淳派吴宇和吴巍等人与徐增平谈判，要求他以澳门创律公司的股权冲抵欠款。

徐增平开始不同意，后在吴巍的威逼利诱之下，徐增平以再借华夏证券公司1000万港币为条件，答应吴巍，在原来49%股权的基础上，再出让31%股权。

至此，华夏证券公司占有澳门创律公司80%股权，徐增平占有20%股权（其中2%为庄立祥所有）。

随后，华夏证券公司又向乌克兰黑海造船厂支付了800万美元购船欠款，和809万美元滞纳金和靠港费。这笔滞纳金和靠港费，都是因为徐增平挪用了购船款，没能在协议规定的时间内把航母拖走而产生的额外费用。也就是说，完全由于徐增平的原因，“瓦良格”项目额外增加了809万美元的成本。

事实情况并非像徐增平对媒体说的那样，他是为了买航母，才不得已忍痛割让澳门创律公司的股份，去筹集购船款的。

顺序一颠倒，结论就错了。徐增平为什么这样做，其目的不言而喻。

2、为了保住国有资产，为了保证航母归航，邵淳逼迫徐增平出让股权

有人说，邵淳趁徐增平经济困难时，逼迫徐增平出让澳门创律公司的股份，是“乘人之危”。

华夏证券公司是国有企业，邵淳是国企老板。他当初支持“瓦良格”项目，是因为他听徐增平说这是“国家行为，民间操作”，而且海军副司令员贺鹏飞亲自出面，讲述这艘航母对于中国的重大意义。邵淳是被贺鹏飞的真诚所感动，才决定出资购买航母的。一开始，邵淳觉得，这是国家的项目，军队的项目，徐增平不敢胡来，所以也就没有对徐增平进行财务监督。当邵淳发现徐增平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真敢胡来的时候，他为了保住国有资产不受损失，让徐增平拿股权抵债，这怎么是“乘人之危”呢？这是一种智慧的举措！另外，只有当上大股东，邵淳才能把徐增平“踢”出去，继续推进“瓦良格”项目。如果徐增平不离开“瓦良格”项目团队，后果难料。有人说，徐增平总是不断编造谎言向华夏证券公司和东方汇中公司要钱，并为推进项目设置各种障碍，一度成为“瓦良格”项目的噩梦。

3、多亏了国有公司占有80%股份

2002年3月3日，“瓦良格”号航母经过两年的磨难，终于靠上大连港码头。

2004年8月，又等待两年之后，国家航母工程才正式立项。国家有关部门找到徐增平洽谈购买“瓦良格”事宜。徐增平开口就要32亿人民币，否则免谈。后来律师发现，澳门创律公司的大股东是华夏证券公司，而且持有高达80%的股权。依照有关法律，大股东具有绝对的决策权。在这种情况下，华夏证券公司做出决定，将“瓦良格”卖给国家。澳门创律公司董事会第一次、第二次开会，徐增平拒绝参加。第三次开会，徐增平参加了，但是拒绝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试想一下，如果不是邵淳和他的团队事先拿到了澳门创律公司80%的股权，徐增平就会以“奇货可居”为资本，给国家出难题。那他就变成国家航母工程的噩梦了。

在澳门创律公司股权问题上，徐增平欺骗了公众舆论，欺骗了善良的读者。这也是我们要正本清源，澄清中国航母历史的原因。

五、关于徐增平被迫卖豪宅买“瓦良格”的问题

徐增平的“粉丝”在自媒体上说：徐增平先生为了筹措购买“瓦良格”航母的资金，不惜低价卖掉自己在香港的豪宅……至今还债务缠身，他是以个人财产购买航母，不惜倾家荡产。

实际情况真是这样的么？

1、徐增平挪用购买航母款买豪宅

在徐增平对外公布的与买航母有关的事件中（包括之前的股份转让），总是故意颠倒时间顺序，把逻辑关系搞乱，混淆视听。关于“徐增平卖豪宅买航母”也是如此。

先来说说徐增平挪用购船款的时间和购买豪宅的时间。

1998年8月至10月，徐增平以出让澳门创律公司49%股份的方式从华夏证券公司获得购买航母专款2.3亿人民币（约2800万美元）。1999年2月，邵淳发现徐增平擅自挪用了1.5亿人民币（约1800万美元）。

徐增平是什么时间买豪宅“港版凡尔赛宫”的呢？据香港媒体1999年5月29日报道：乐声电子发展深水湾道三十七号，于去年（1998年）十二月推出市场招标求售，最终由创律集团主席徐增平于十二月初截标前成功购入，作价二亿五千万元，当中买家已于今年（1999年）初之前分期支付七千万元，余数一亿八千万元需于昨日完成交易。据悉买家早前已四处联络财务机构申请贷款，乐声电子执行董事谭学林昨日指出买家已如期完成交易，亦同时于昨日进行交楼程序。

由此可见，徐增平购买豪宅时间，正是从华夏证券公司获得购买航母款之后，在邵淳发现他挪用购买航母款之前。难道这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

2、徐增平的豪宅赚了4000万港币

另据香港媒体报道：资料显示，（深水湾道三十七号）物业原由荣利集团持有，（19）94年以2亿元转售予乐声电子，其后乐声电子花四年时间重建，连利息总投资额达3.3亿元。（19）99年，由从事石材生意的创律集团主席徐增平以2.2亿元买入，半年内以2.6亿元转售予国内商人成磊，至去年（2006年）3月才由霍建宁高价购入 。

尽管香港媒体两次报道的徐增平买入豪宅的价格有所不同，一说是2.5亿，一说是2.2亿，但是都低于卖出价2.6亿元。那么，为什么有人说“徐增平先生为了筹措购买瓦良格航母的资金，不惜低价卖掉自己在香港的豪宅……”呢？那是因为徐增平对外宣传，他的豪宅价值7亿元。如果按这个价格来说，2.6亿元当然是“低价”了。可是，以2.6亿元从徐增平手中买入的国内商人成磊，卖给最后的接盘者霍建宁也才3.5亿元啊！（有关信息读者可以到网上去查《亚洲5大豪宅，香港占4间》一文）

事实证明，徐增平又一次说了假话，他的“粉丝”也被他骗了。他的豪宅半年时间就赚了一大笔钱，如按2.2亿买入，赚4000万；如按2.5亿买入，赚了1000万。这也叫“不惜低价”？

3、徐增平卖豪宅的钱并未用于买航母

之前我们曾经介绍过，邵淳发现徐增平挪用购买航母款之后，就开始逼他用澳门创律公司的股权抵债。1999年4月29日，徐增平为了从华夏证券公司再借1000万港币，在吴巍的逼迫下，他“忍痛”出让了原属于他的澳门创律公司的31%股权（华夏证券公司总共持有80%股权），从此他变成了持有公司20%股权的小股东，也失去了公司的话语权和“瓦良格”项目的操作权。购买“瓦良格”的800万美元尾款，也是华夏证券公司支付的。后来华夏证券公司还支付了因徐增平挪用购船款导致产生的滞纳金和靠港费809万美元。徐增平没有再为“瓦良格”项目支付一分钱。

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徐增平是1999年5月28日才付清购买豪宅的余款，如果从那时算起，他半年后以2.6亿元卖给“国内商人成磊”，那么卖豪宅就是1999年年底的事了。而在这半年的时间里，邵淳派戴岳和张勇几次去乌克兰，付清尾款、滞纳金和靠港费，于1999年10月24日与乌方签订了正式购船合同，并获得了船主证等十多份法律文件，完成了“瓦良格”号航母的过户手续。

综上所述，徐增平对外宣称的“为了筹措购买瓦良格航母的资金，不惜低价卖掉自己在香港的豪宅……”纯属谎言。

六、关于徐增平因为买“瓦良格”倾家荡产问题

一个署名“曾服役海军一老兵”的徐增平“粉丝”于2017年7月12日在自媒体上说：徐增平为了购买“瓦良格”航母，“至今还债务缠身，他是以个人财产购买航母，不惜倾家荡产”。

“至今还债务缠身”，说的就是眼下的事情。至于说徐增平“他是以个人财产购买航母，不惜倾家荡产”，好像说的是“过去时”。从“海军一老兵”这段话的字面理解，应该是：徐增平由于之前“以个人资产购买航母”，“至今还债务缠身”。

为了进一步证明徐增平在“瓦良格”项目上不会“倾家荡产”，更不会因此“债务缠身”，我来给大家算一笔账。

1、徐增平从华夏证券公司“赚”了3亿元人民币

1997年8月11日，徐增平在澳门成立“澳门创律旅游（娱乐）有限公司”。这个公司是专为购买“瓦良格”号航母成立的。

1998年3月17日，徐增平以澳门创律公司名义参加“瓦良格”号航母竞拍，以2000万美元中标。这个时候的澳门创律公司的资产就是这条价值2000万美元的航母。

1998年9月，徐增平与邵淳商谈以出让股份方式进行合作，徐增平将公司资产提升为6000万美元，邵淳考虑到徐增平前期做了很多工作，就同意了，给他留出了很大的利润空间。双方商定，华夏证券占股49%，徐增平占股51%。按着股份比例，华夏证券公司应出资2900多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5亿元。1998年8月至1998年10月，华夏证券公司一共支出了2.3亿元人民币，另外2000万元人民币待“瓦良格”拖到中国口岸再付。

1999年2月，“瓦良格”项目国内主要负责人之一、北京泰信达公司董事长吴巍首先发现购船款1800万美元（约1.5亿人民币）被徐增平挪用，随即向邵淳报告了这一情况。邵淳决定让徐增平用股份冲抵。经邵淳团队的吴巍等人努力，于1999年4月29日从徐增平手中获得31%股权，使华夏证券公司持股达到80%，高出邵淳所希望的60%。

徐增平从华夏证券公司挪用的1.5亿人民币，是他在“瓦良格”项目上的第一笔“收益”。

第二笔：徐增平用挪用的华夏证券公司的钱去买豪宅“港版凡尔赛宫”，半年后一倒手，赚了4000万港币。

第三笔：1999年12月9日，徐增平趁邵淳被调查组停职调查之机，伙同东方汇中公司时任董事长刘兴元，以出让澳门创律公司4%股份为名，签订假协议，从华夏证券公司子公司香港达程公司骗走40万美元（折合港币310万元）。这笔费用没有计入徐增平的欠款，华夏证券公司也没有实际获得4%的股权。

第四笔：2004年，国家收购“瓦良格”，一共支付购船款8.78亿元人民币，澳门创律公司董事会按照持股比例，扣除徐增平的借款和利息，分给他1.2亿人民币。

这四笔加起来，一共3亿多人民币。

2、徐增平从其他途经获得的“资助”

据媒体报道，徐增平还以购买“瓦良格”遇到困难为名，从其他渠道获得数目不小的“资助”。

第一笔：徐增平从中央统战部台港澳侨联络局时任局长覃志刚处要到近1000万美元（具体时间不详）。

第二笔：1999年5月5日，徐增平从总参二部部长姬胜德那里要到180万美元。

还有几笔钱的借贷关系我们暂时没理清楚，就不在这里披露了。

3、徐增平曾以购买“瓦良格”负债为由向国家要钱

据中国国际新闻传媒报道，2008年4月13日，徐增平给胡锦涛主席写信谎称：因购买“瓦良格”号航母产生的债务、损失及利息等相关费用，已经高达5亿美元，相关资金涉及过百个债务人，借贷数额最多数亿，最小数百万，总债务超过20亿港元。要求国家“先支付25亿港元现金，让我还清20亿港元债务”，“剩下的成本、损失等各项费用，请责成国家有关部门专人与我协商安排，可采用给予政策、配额、批地或国家控制的金融机构给予长期低息贷款等各种灵活方式予以解决。”

2008年8月22日，徐增平致信中央统战部黄跃进副部长并转呈国务院有关领导：“请求在8月底前先借1.9亿元人民币，以迅速扑灭燃眉之火。”

2008年，徐增平可能“债务缠身”，但这些债务都不是因为购买航母造成的。

4、徐增平花3000多万买了“山水庭苑”

据《网易房产》2012年5月29日报道：当年买回“瓦良格”号的香港商人徐增平，眼下就是广州南湖山水庭苑的新业主，最近刚刚花3000多万买了“山水庭苑”700多平方米的复式，也是曾经的“国宾馆”南湖宾馆如今的掌门人。

说到“山水庭苑”，徐增平更是赞不绝口，称“这里有100个回家的理由”。

另据大公网2014年8月23日报道，徐增平在香港坪洲打造豪宅群。徐增平曾在1997年将坪洲土地抵押给香港航天控股公司，借款3.3亿港币，后因只拿到2.5亿港币，徐增平还将航天控股告上法庭。后来双方达成和解，徐增平还清了借款，遂将该地块进行房地产开发。

徐增平现在是否“倾家荡产”，是否还“债务缠身”，没有人说得清楚。

我只想在这里告诉大家：一、徐增平在“瓦良格”项目上没花多少钱（200万美元多一点）；二、徐增平在“瓦良格”项目上赚了很多钱（起码4亿人民币以上）；三、徐增平如果真的“债务缠身”，绝对与“瓦良格”无关。

邵淳和张勇告诉我，徐增平的公司是个无底洞。这个无底洞是怎么造成的，只有徐增平自己知道。

七、关于“瓦良格”过海峡受阻，徐增平“一夜白头”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徐增平的夫人刘克先在自媒体上披露的。刘克先女士在《夫人出山了！》一文中为丈夫呐喊：

买航母的历程漫长，记得当年航母在回归途中被暴风雨打断了绳缆在漩涡海浪中打转，我们的心沉到了极点，那段沉暗的日子我看着增平愁看着他醉，真是一夜愁白了头，几天内他满头的黑发几乎全白了……我坚信他是在为国家做一件天大的了不起的大好事……帮不到他只能在旁边心疼他，当船在海里打转几乎所有的朋友都远离而去，然而这可爱的大家伙是有灵性的，它听见了我们的呼唤，它看见了全国人民在向它招手，它最终被希腊海军救起被有情的海水托起安全地回来了！

不得不承认，徐增平的夫人刘克先这出“一夜白头”的“苦情戏”很感人。可惜，与事实不符。

1999年4月29日，徐增平成为澳门创律公司20%的小股东之后，就失去了“瓦良格”项目的话语权。徐增平为了与北京东方汇中公司董事长高增厦争夺该项目的操作权，给中央军委一位副主席写信告状，高增厦被迫辞去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但是邵淳挽留高增厦继续担任“瓦良格”项目联合领导小组组长，并没有让徐增平再染指“瓦良格”。

2000年4月8日，“国家队”正式接手“瓦良格”项目后，徐增平就更是与“瓦良格”渐行渐远。他曾对别人说，“瓦良格”在土耳其海峡受阻期间，他到处借钱，疏通关系。这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可怜那些善良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鬼话。

稍微有点头脑的人，一想就会明白：此时“瓦良格”在国家的手里，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亲自挂帅，由国防科工委牵头，中船重工集团公司和交通部救捞局具体操作，难道还需要用徐增平筹钱疏通关系？再说了，土耳其阻止“瓦良格”过海峡，根本不是钱的问题。徐增平“一夜白头”可能是因为别的事情，决不会是因为“瓦良格”。刘克先女士要么是被自己的丈夫骗了，要么是明知实情，却和丈夫一起出来骗人。

八、关于北京电视台《圆梦航母“辽宁舰”》的问题

2017年4月24日，北京电视台的“档案”栏目播出《圆梦航母“辽宁舰”》，问题很多，影响很坏。该节目没有采访参与“瓦良格”项目的任何人，仅凭香港商人徐增平在网上散布的虚假信息，就制作了一部电视片，在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下水之前匆忙播出。该片违背事实，漏洞百出。

下面让我来告诉大家，“档案”栏目制作的《圆梦航母“辽宁舰”》到底有哪些错误吧！

1、开片就错。

该片解说词说：一位商人，历经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从土耳其海峡，到台湾海峡，他用16年时间，把前苏联的航母运回了中国，他叫徐增平。他为中国人买来了一艘航母，它叫“辽宁舰”。

“瓦良格”号航母“从土耳其海峡，到台湾海峡”，这期间与徐增平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是“国家队”在操作。

“他用16年时间，把前苏联的航母运回了中国，他叫徐增平。”我不知道“16年”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徐增平从1996年底参与此事，到1999年4月29日被剥夺澳门创律公司的80%股权，期间不过两年半时间。如果说从1996年5月8日贺鹏飞产生“让香港大老板买回来”的创意，到2012年9月25日“辽宁舰”移交海军是16年的话，这其中有13年半与徐增平无关。怎么能说“他用了16年时间，把前苏联的航母运回了中国”？北京电视台的编导，工作态度太不严谨了吧？或是对自己的无知太自信了吧？

2、关于20吨图纸。

主持人绘声绘色，把徐增平的瞎话煞有介事地大肆渲染了一番。如果主持人知道那些事情是假的，不知会作何感想？“档案”拍的是纪录片，可不是故事片啊！我曾写过《徐增平真的买回20吨“瓦良格”图纸了么？》，再加上唐士源所写的《关于购买“瓦良格”号航母图纸的真相》一文，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下略。

我一直不理解，徐增平为什么要编造购买图纸这种很容易被戳穿的谎言？

3、关于“瓦良格”离开黑海造船厂的时间。

徐增平到处说“瓦良格”离开黑海造船船厂是1999年7月，就连“辽宁舰”上的宣传片都说是1999年7月，可见徐增平的谎话流毒之广。实际上“瓦良格”离开黑海造船厂是2000年6月14日。这时“瓦良格”是在国家手中，由国防科工委牵头指挥，中船重工集团公司具体实施。“瓦良格”不在徐增平手中，和徐增平没有一毛钱关系。

4、关于“瓦良格”返回黑海造船厂。

电视片还说，1999年8月，航母再次过海峡被阻，只好返回原海港。这完全是胡扯！实际情况是，“瓦良格”2000年6月14日离开黑海造船厂，6月17日被土耳其海事部门拦阻，然后一直被拖船拖着转圈儿，一共在黑海上漂泊了502天，根本没有回黑海造船厂。电视片说“瓦良格”回到船厂后，每天要交停泊费，一共超过1亿美元，是购买船款的5倍。这更是“无中生有”。“瓦良格”根本没有回船厂，哪里来的停泊费？徐增平的目的不过是想向国家多要钱。

5、全面抹杀“国家队”的功劳。

电视片对徐增平虚构的历史照本宣科，故意隐去航母过海峡的组织者和操作者，仿佛这一切都是徐增平一个人干的。实际上，从2000年3月中旬国家接手“瓦良格”项目，到2002年3月3日“瓦良格”靠上大连港码头，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瓦良格”项目一直属于“国家行为”，特别是在“瓦良格”不能过土耳其海峡的那些日子，国务院多次开会研究对策，国家高层批示100余次，国务院开会34次，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亲自主持召开的会议就达17次，国家部委十几个单位参与此事。王忠禹说，国务院为一个项目开这么多会，以前从未有过。电视片却说那段时间徐增平为了过海峡的事内外交困，云云，十分可笑。这个时候，“瓦良格”已经成为“国家队”的项目，国家都没搞定的事情，哪里轮得到他？

另外片中还有一些小的错误，如刘华清参观美国航母“小鹰号”，时间和刘华清的职务都不对。其他的就不一一列举了。

九、关于山东电视台《徐增平和中国第一艘航母的故事》的问题

2017年8月19日，山东电视台的“五湖四海山东人”栏目播出《徐增平和中国第一艘航母的故事》，该节目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法，将一个由“国家队”完成的项目，说成是徐增平个人行为，影响很坏。

此前一个多月，我得知山东电视台在拍一部宣传徐增平“光辉事迹”的片子，我和邵淳曾通过各种渠道与他们沟通过，指出了该片存在的事实虚假的问题，但是他们仍然一意孤行。他们的依据是，北京电视台“档案”栏目曾经播出过一部介绍徐增平事迹的片子《圆梦航母“辽宁舰”》。我告诉他们，北京台的那个片子问题很多。“瓦良格”工程后期是国家行为，不是徐增平个人行为，他只是参加了其中一段工作而已，你们要采访国家牵头单位国防科工委（现国防科工局），不能只听徐增平一个人胡说八道。也许是他们担心一采访国防科工局，这个片子就播不出来了。最后没有采纳我的建议，仍然播出了这个充满谬误、漏洞百出的片子，进一步把中国航母的历史搞乱了。

为了避免以讹传讹，厘清中国航母的历史，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现在我来告诉大家，山东台拍摄的《徐增平和中国第一艘航母的故事》到底有哪些错误。

1、关于“瓦良格”离开黑海造船厂的时间。

（参见《关于北京电视台〈圆梦航母“辽宁舰”〉的问题》一文“3”，下略）

2、关于“瓦良格”返回黑海造船厂。

（参见《关于北京电视台〈圆梦航母“辽宁舰”〉的问题》一文“4”，下略）

3、关于交通部专家宋家慧。

该片节目组采访过交通部救捞局原局长宋家慧，但在编辑该片过程中，采用移花接木、断章取义的手法，将宋家慧讲述的内容，嫁接到“徐增平给国家机关写信之后派来的专家”，把“瓦良格”过土耳其海峡的功劳记在徐增平的头上。其实那时徐增平已经“靠边站”，宋家慧是受国务院的指派到土耳其去的，与徐增平没有丝毫关系。

4、关于20吨图纸。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参见《关于北京电视台〈圆梦航母“辽宁舰”〉的问题》一文“2”，下略）可笑的是，徐增平在山东台的片子里，亲自出面继续说谎。把虚构的图纸故事讲得惟妙惟肖。我很佩服他能把谎言讲成“真理”的本事。

注：2017年，在我本文发表后，大连造船厂原副厂长唐士源给我发来他写的回忆文章《关于购买“瓦良格”号航母图纸的真相》。实际上，那些图纸是由中船重工集团公司军工局副局长牟安成在2002年9月带人去乌克兰买回来的。（参见本书“附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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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成“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的一些重要人物

附录三：成“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的一些重要人物

一、购买航母阶段（前期：1992年至1995年；后期：1996年5月至2000年3月）

1、早期策划主要领导人（均为时任职务）

刘华清（中央军委副主席），从1992年开始，多次指示有关人员到乌克兰考察“瓦良格”号航母，并指示海军于1995年4月14日召开以引进“瓦良格”为主题的航母预研工作研讨会。

张连忠（海军司令员），1995年5月，签署海军呈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引进“瓦良格”号航母的请示报告，力主建造航母。

2、后期策划主要当事人

贺鹏飞（海军副司令员），1993年至1995年，多次到乌克兰考察“瓦良格”，力主建造航母。在中央没有批复海军关于引进“瓦良格”请示报告的情况下，得知乌克兰将要以废铁价格处理“瓦良格”，于1996年5月8日提出“请香港大老板买回来”的新思路。

姬胜德（总参二部部长），帮助贺鹏飞寻找“香港大老板”。在香港大老板不愿参与此事的情况下，找了一个小老板（徐增平）。

3、投标主要当事人

庄立祥（总参二部干部），负责监督、协助投标工作。

徐增平（澳门创律公司董事长），代表中标方交付200万美元订金（有人说这笔订金是总参二部出的）。

4、筹款主要当事人

邵淳（华夏证券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参与“瓦良格”项目的决策者。

吴宇（海南隆泰源公司董事长），“瓦良格”项目的资金筹措者。

吴巍（北京泰信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瓦良格”项目前期运作合作方董事长。

1998年7月至1998年10月。华夏证券公司一共为“瓦良格”项目出资2.3亿元人民币（约2800万美元）。

5、变更股权主要当事人

邵淳，发现徐增平挪用购船款1800万美元后，毅然决定收购徐增平所持澳门创律公司的股权。

吴宇，参与股权谈判，并在第一回合的澳门谈判中给对手造成压力。

吴巍，最先发现徐增平挪用购船款，并向邵淳汇报。接着又参与了股权谈判事宜，是华夏证券公司获得80%股权的主谈者。1999年4月29日，受吴宇委托，代表华夏证券公司与徐增平在澳门大律师楼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华夏证券公司持有澳门创律公司80%股权，徐增平持有18%股权，庄立祥持有2%股权。

徐增平，在无法还钱，又想借钱的情况下，以再向华夏证券公司借款1000万港币为条件，同意在49%股份的基础上，再转让31%股份给华夏证券公司。

注：徐增平从此与“瓦良格”项目再无股权以外的关系，即再没有让他参与该项目的运作。

6、变更船主主要当事人

邵淳（“瓦良格”项目联合领导小组组长），在把徐增平从“瓦良格”项目“踢”出去之后，华夏证券公司与北京东方汇中公司合作，继续推进“瓦良格”项目。

高增厦（东方汇中公司董事长、联合领导小组并列组长），积极配合华夏证券公司推进“瓦良格”项目。

戴岳（东方汇中公司总经理），受联合领导小组委派，与张勇一起两次到乌克兰黑海造船厂了解澳门创律公司与黑海造船厂的债务情况，与对方谈判。

张勇（香港达程公司总经理），和戴岳一起到黑海造船厂与对方谈判。

1999年10月24日，戴岳和张勇代表澳门创律公司与黑海造船厂签订正式购船协议，获得了船主证等十多份法律文件。从此“瓦良格”的船主变更为华夏证券公司控股的澳门创律公司。

7、交给国家时主要当事人

2000年3月，“瓦良格”项目发生一个“意外事件”，邵淳给中央首长写信汇报情况，国家决定从华夏证券公司收回“瓦良格”项目的处置权，交给中船重工集团公司操作。

注：把“瓦良格”交给国家的不是徐增平，是邵淳。吴巍、张勇协助邵淳到深圳了解事件情况。戴岳为重要当事人。

二、拖带航母阶段（2000年3月至2002年3月）

1、策划指挥人员

王忠禹（国务院秘书长），多次主持召开由国务院8个部委领导参加的“瓦良格”项目专题会议，多次批示与“瓦良格”项目有关的文件。

马凯（国务院副秘书长），多次主持召开由国务院8个部委领导参加的“瓦良格”项目专题会议。

尤权（国务院副秘书长），多次主持召开由国务院8个部委领导参加的“瓦良格”项目专题会议。

刘积斌（国防科工委主任），领导中船重工集团公司“瓦良格”项目的有关工作。

黄平涛（中船重工集团公司总经理），直接领导中船重工集团公司与“瓦良格”项目有关的工作。

邵淳、吴巍、张勇、戴岳。

参与单位还有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财政部、海关总署等8个部委。

2、办理拖带航母人员（2000年4月3日至6月14日）

胡基政（中船重工集团公司总工兼军工部主任），直接领导“瓦良格”项目，并到乌克兰与乌方签订有关协议。

牟安成（中船重工集团公司军工部副主任），现场指挥“瓦良格”项目，几次到乌克兰和土耳其与对方洽谈有关事宜。

唐士源（大连造船厂副厂长），现场指挥“瓦良格”项目，在乌克兰工作时间长达两个月。

3、办理过海峡人员（2000年6月17日至2001年11月1日）

洪善祥（交通部副部长），多次到达土耳其，时间长达两个月。是到前线的国家机关职务最高的领导人。

马鸿琳（国防科工委办公厅主任），“瓦良格”过海峡任务领导小组组长，长时间在土耳其领导“瓦良格”项目工作人员开展工作。

宋家慧（交通部打捞局局长），多次到达土耳其，领导该系统多人开展工作。

胡基政、牟安成、唐士源，长时间在土耳其参与“瓦良格”过海峡工作。

在土耳其办理“瓦良格”过海峡事宜，人数最多时达40余人。

综上所述，“瓦良格”项目是一个由很多部门和人员参与的重大国家行动，中央常委都有批示，各级领导批示达100多次，国务院办公厅领导批示70余次，国务院开会30余次。国家为一个项目如此重视，前所未有。

项目前期有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多名海军高级将领策划，后期有“国家队”担纲，号称“辽宁舰第一功臣”的徐增平，只是在别人编好的电视剧第一集里面出演了参加投标和筹款两场戏，然后就屡屡犯错，甚至“搅局”，被“剧组”大股东赶走了。其他的戏份都是别人出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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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关于购买“瓦良格”号航母图纸的真相

附录四：关于购买“瓦良格”号航母图纸的真相

作者：唐士源

我是“瓦良格”项目的参与者

近年来，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的每一个动向，都会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与此同时，有关“辽宁舰”的前身、乌克兰报废航母“瓦良格”号来中国的故事也成了热门话题。因为我当年是大连造船厂军工副厂长，又是“瓦良格”项目的参与者，所以经常有人向我了解“瓦良格”的情况。早些年，航母工程是国家保密项目，我不便对外发布任何消息，如今“辽宁舰”已经服役多年，就连国产航母的情况已尽人皆知，现在该是说说我亲身经历的那段往事的时候了。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购买，第二阶段是拖带回国。前一阶段我们没参加，不便多说；后一阶段我们参加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读者，“瓦良格”拖带回国，和香港商人徐增平没有一毛钱关系。2000年3月，国家接手“瓦良格”项目；2000年4月，我们中船重工集团公司组织的团队前往乌克兰；2000年6月14日，“瓦良格”离开黑海造船厂码头，6月17日，过土耳其海峡受阻，此后在黑海上漂泊了502天；经过国家高层的多方努力，“瓦良格”于2001年11月1日通过土耳其海峡；2002年3月3日靠上大连港码头。大家可以想想，一个国家接手运作的项目，还用得着一个香港商人瞎掺和么？国家运作都这么难，耗时两年才拖回来，一个香港商人怎么可能独立完成？

“瓦良格”号航母在通过土耳其海峡之前，国务院派出一个前线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是原国防科工委办公厅主任马鸿琳，马主任近年曾多次指出：目前有些媒体对“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的艰辛历程，虚报、误报太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工程，居然被一个香港商人贪天功为己有！他建议参加“瓦良格”项目的人员，实事求是地把有关情况写出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我在这里重点说说购买“瓦良格”号航母图纸的情况。也许对厘清中国航母的历史，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徐增平买图纸纯粹子虚乌有

我注意到，前些年的报纸、杂志、电视，还有两本名为《中国航母》和《瓦良格迷局》的书，都在天花乱坠地重复徐增平杜撰的故事。如果是私下吹吹牛也就罢了，可他居然堂而皇之地公开发表，欺骗舆论，欺骗政府官员，欺骗广大民众，捞取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令人气愤的是，时至今日，他仍在欺世盗名，再三重复那些骗人的谎话。

徐增平说，那些资料起码有近20吨重。他来到船厂，经过一番仔细验证审核后，在警卫军官跟随下，和船厂总工程师来到六楼的航空母舰专用资料库。资料库内每层楼都有电视监控系统和红外线报警装置，还有两人组成的巡逻队定时逐层巡逻检查。来到六楼后，只见保管员和警卫军官各取出一把钥匙，各自插入上下的锁眼，然后各自旋转密码盘核对密码，同时分别用右手放在两个电脑触摸屏上，不一会儿电脑发出声音：“密码正确，掌纹无误，欢迎进入第×资料库。”徐增平还说，等到所有的资料柜都装上车，由海关的人封好车厢后，只见刚才还面无表情的警卫军官们，突然一声号令，立刻所有警卫人员都从楼里跑了出来，列队在卡车前。随着又一声口令，所有的人都严肃地向卡车敬礼，船厂厂长和总工程师等人的眼眶慢慢红了，流出了大颗大颗泪珠。这些图纸资料当天运走时，整整装满了8辆大卡车。8辆卡车当晚直奔基辅机场，资料连夜运回国内。这些图纸运回来后，经过仔细查对，发现30多万张设计图纸中，有部分关键部位的图纸缺失。后来，徐增平再赴乌克兰，通过私人关系，终于说服了黑海造船厂厂长和总工程师，将船厂工艺室保存的另一套完整的图纸拿了回来。

故事编得挺曲折，挺生动，可事实怎样呢？纯粹子虚乌有。关于购买“瓦良格”图纸的情况，我比较了解。因为我参加了购买图纸的前期谈判。

早在2000年5月，乌克兰方面就曾提出，要把“瓦良格”的图纸卖给我们，开价400万美元。当时中船重工集团公司刚成立不久，公司资金比较紧张，而军方又不便出资，此事便搁置下来。“瓦良格”来到大连以后，很多军地领导上舰参观、视察。很多人认为，“瓦良格”拆了太可惜，应该续建成航母。我们按照中船重工集团公司领导的指示，先做技术勘验。参加勘验的专家们提出，最好有图纸资料做参考。这时集团公司的经济状况已有所改善，领导决定：把这些图纸买下来，即便现在不用，将来总会用上。

牟安成率队前往乌克兰

2002年9月9日，中船重工集团公司军工部副主任牟安成给我打电话，要我根据事先的部署，带有关材料和小纪念品，同俄语翻译邹刚一起进京。

9月11日，我同邹刚乘火车到达北京，在七院科技中心与701所副总设计师毛震亚和703所副总设计师林志鸿会面。

随后，牟安成在七院科技中心大楼主持召开动员会，他说：“本次出访是经院所的要求，上级决定，由乌克兰马什公司邀请，我们前往黑海船厂购买‘瓦良格’航母有关图纸资料，请大连船厂、701所、703所参加。这次去乌克兰，主要将我们需要的图纸资料弄清楚，谈好议向，至于买不买，买多少，等回来上报集团领导，再做决定。解放军总装备部桂士宏参谋一道参加。这次去，时间很短。一是要保密，二是时间要抓紧，返程票已经订好了。”

会上，毛震亚、林志鸿和我分别把准备的情况作了汇报。

9月12日，我们在北京机场同总装备部桂士宏参谋会见。

牟安成率领桂士宏、毛震亚、林志鸿，邹刚和我，一共六人登上国航179航班。经过十个小时的空中旅行，到达瑞士首都苏黎世。

9月13日中午11点，我们登上飞往乌克兰基辅的航班，又经过五个小时的飞行，到达基辅机场，驻乌克兰华人杨秋实和乌克兰马什公司项目经理库兹涅佐夫到机场迎接。

9月14日，我们在杨秋实的别墅开会，研究如何与马什公司谈判事宜。我们准备了1981份明细目录，共2600多页。杨秋实说，目前黑海船厂对中国来买图纸资料，态度很积极，听说俄罗斯要在北海船厂造航空母舰，要收购黑海船厂的航母图纸。黑海船厂的新班子愿意把图纸卖给中国，这样可以多卖钱。俄罗斯收购，只能给少量的保管费，也可能一分钱不给。

9月16日上午10点，中方人员与马什公司总裁彼得彼斯杰奇什见面。我们叫他彼得先生，他很高兴。

彼得总裁说：“今天见到你们很高兴。马什公司是纯属国家武器进出口公司。按照乌克兰法律规定，特定的专用武器装备进出口，必须由国家授权。马什公司就是国家授权的公司。下面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来做什么？怎么做？”

牟安成首先向对方介绍中方代表团成员，然后介绍了大连造船厂的情况，最后说明来意。

彼得说：“你们来之前，我们与黑海船厂谈过。工厂对你们的到来表示欢迎，特别工厂还有很多设备和备品备件，如果你们感兴趣都可以谈。你们提出清单来，看看到底需要什么东西。”

牟安成说：“我们同黑海造船厂有过交往，他们的‘瓦良格’航母卖给了中国，一切情况他们都了解，有些明细都准备好了。”

彼得说：“他们说有些明细上没有反映出来，有些东西工厂还不一定有。黑海造船厂确实有好多图纸资料，这些不需要兜圈子。过几年不知道还有什么变化，工厂的班子，随时都可能变化，希望在这个班子里解决。工厂那些图纸资料清单，你们至少需要一个月才能整理完。你们要什么都列出来，那些图纸资料也不是刚来的，而是封存多年了，有的是原包装，有的是从舰上拿下来的。我们手里就有清单，我们可以做。”

牟安成说：“把你们手里的清单给我们看看，有哪些我们需要。这样我们向领导汇报就有数了。我们签个框架协议，相当于意向书。时间紧，我们可早些去船厂。”

彼得说：“早去船厂没有用，你们不把清单拿出来，工厂是不会接待的。这也是黑海船厂的意见，你们去了想看这看那，工厂不会给你们看的。工厂说过，听马什公司的。我不是造船的，我不清楚，我怎么向工厂说？你们可以提出来，哪怕列出几大系统也好。”

谈判处于僵局。中方要求乌方拿出现有图纸资料清单，乌方坚持中方拿出需要的明细，船厂按明细提供清单。中方怕乌方拿出来的清单用不上，乌方怕中方拿不出明细来。我们从谈判中得知，船厂授权给马什公司，马什公司说了算，这次来只能听马什公司的了。

9月16日中午，我们再次与马什公司的几位领导会面，我们拿出部分准备好的图纸资料明细，与其交底，马什公司总裁彼得先生很高兴。他表示，他本人要亲自做工作，方方面面都要把工作做到位，要得到工厂的支持，做到相互理解。他说：你们可以向家里汇报，转达我们的看法。”

牟安成说：“我们的想法与总裁是一致的，共同认真做好合作，除了这个框架协议，还要同黑海造船厂进一步商讨合作项目。”

9月17日，我们把准备到黑海船厂谈判的清单明细表重新整理了一下，一共有38个系统。

晚上六点，我们乘火车去黑海造船厂所在地－－尼古拉耶夫市。

全套图纸还“睡”在图库里

9月18日，早上到达尼古拉耶夫市，黑海造船厂派了一辆大客车接站。

早餐后，我们来到船办大楼。船厂的领导都来欢迎中国的代表团，紧接着就派人带领我们参观。

首先来到船厂设计局的大楼。一层二层备件是仓库，三层至七层是办公室，八层是航母图纸仓库。一层的仓库很高很大，上面还有吊运备件的天车。仓库里有十几个导弹发射架，都是从航母上拆下来的。我对牟安成说：“来，我给你照个相。”就在发射架旁给他照了一张。仓库里还有上百个没有解封的大箱子，有铁质的，有木质的，分组摞着。一位管理仓库的女士说：“这些箱子都是配套厂家发来的，从来就没有人动过，里面装的备件都有清单。你们想看，我马上会拿来。”我们说：“暂不需要，谢谢！”

接着，我们还参观了几个车间，如动力车间、锅炉车间、备品备件仓库。一些从舰上拆下来的设备，摆放的整整齐齐，如阀门、管件、索具等。

随后我们来到八楼，这里是航母图纸资料库，一排排架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图纸资料。有的好像是从设计院发来的，包装很正规；有的好像是从船上拿下来的，重新整理过；有的还没有来得及包装，只是用绳子捆在一起。不论包装或没有包装，都干干净净的。每个架子上都编码，各种类别都很清楚。

我问负责保管图纸的女士：“你们这些图纸有卖过吗？是否拿走了一些？”这位女士回答：“没有卖过，从来没有从库里拉走。只不过从舰上撤下来的图纸不完整。最近上面有个说法，俄罗斯想收购图纸，但没有行动。”

请读者注意，黑海造船厂的航母图库在八楼，不是徐增平所说的六楼。徐增平说，资料库内每层楼都有电视监控系统和红外线报警装置，更是胡扯，那个楼很旧，根本没有那些现代化的玩艺。

参观结束，回到厂部会议室，厂长和各位厂领导及马什公司领导，已在等候。厂长说：“很高兴在这里与中国朋友见面。有的以前见过面（指牟安成、邹刚和我），有的是新面孔。”他介绍了船厂方面参加会谈的人员。

牟安成说：“我们很高兴见到厂长和各位领导，对于你们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介绍了中方参加会谈的人员。

厂长说：“通过马什公司转达来贵国需求图纸资料明细单，我们需要对照一下，你们还需要什么，尽管提出来。”

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建议分成两组，牟安成、桂士宏一组，杨秋实做翻译；毛震亚、林志鸿和我一组，由邹刚做翻译。

厂长说：“你们提的项目明细还没有完全理顺好，大部分工厂都有，有的舰上已安装了。凡是我们有的，都可以提供给你们。”

毛震亚说：“请把主动力清单给我们，包括备品备件工具，专用工具，汽轮发电机，消防损管设备，还有制冷机组。”

总工程师说：“你们提出的明细，仓库里都有。有的解封了，有的还没有解封，目前的状况，大部分保养很好，有的不太好，是时间长了，甚至有的老化了。凡仓库没有的都装舰了。舰上拆下来的设备有些乱，有的入库，有的放到车间里，也有的丢了。”

谈到舰上拆下来的设备清单，总工程师说不清楚，车间领导也说不清楚，因为时隔十二三年了，谁也记不清了。

总工程师说：“你们提出的图纸资料和设备清单太具体了，又没有提出型号，查起来很困难。”

实际上我们根本不知道型号，只能笼统地提出有关锅炉方面安全阀、辅阀、增压机组、水位表、燃烧装置、喷射器、雾化片等。

闲谈时，我们了解到，黑海造船厂鼎盛时期有3万多职工，如今仅有2000人。厂区冷冷清清，有少数老工人和妇女在做设备保养。已经六个月没发工资，年轻人都离开船厂到外面自谋职业去了。厂内有四条捕鱼船正在招标，低价处理，码头上的吊车大部分都卖了。

我们整整忙了一天，收获很大。傍晚同造船厂领导告别，晚上6点多钟，我们乘火车离开了尼古拉耶夫市。

中船重工把航母图纸买回来了

9月19日，我们回到基辅，马什公司把双方准备好的意向书打印出来，双方代表签了字。这次准备购买的图纸资料共1981份，备品备件工具共1484组。待回国上报，最后确认，再等待黑海造船厂的报价。因为俄罗斯扬言要收购黑海造船厂的图纸资料和设备，印度也表示对航母的图纸资料感兴趣，黑海造船厂现任班子表示，他们对中国是有感情的，所以必须抓紧时间办。

马什公司总裁彼得先生在沙皇酒店设宴招待我们。几杯伏特加下肚，彼得总裁很兴奋，大谈特谈世界政治。他说，过去美国怕苏联，现在强大的苏联没有了，中国会战胜美国，总有一天美国会怕中国。相信中国一定能够把“瓦良格”航母续建成功，我们会听到好消息的。

牟安成代表大家向彼得总裁敬酒，感谢马什公司。他说，这次谈判很成功，欢迎彼得先生到中国作客。

9月20日，我们经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转机回国。回到北京后，我们集体向集团公司领导做了汇报。后来总公司又派了代表团去乌克兰做购买航母图纸的商务谈判。因我没参加，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我所知道的是，这些图纸不久就都买回来了，对航母的续建起到重要作用。

“瓦良格”号航母的图纸是中船重工集团公司买回来的，不是那个香港商人徐增平买回来的。

据我了解，在外国法庭上，对于有说谎前科的人，是没有资格出庭作证的，因为他已经失信于人，谁也无法证明他说过的话，哪一句不是假的。

（注：本文内容根据本人访乌《工作日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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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瓦良格”项目大事记

附录五：“瓦良格”项目大事记

1985年

5月，“瓦良格”号航母开始建造。

1988年

11月25日，“瓦良格”号航母下水。

1991年

12月25日，苏联解体。

1992年

1月，“瓦良格”号航母停工。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军工局派人到乌克兰看“瓦良格”号航母。

3月，由中国船舶技术专家组成的考察团到乌克兰考察“瓦良格”号航母。

1992年－1995年，中国先后派出五批考察团到乌克兰考察“瓦良格”号航母。贺鹏飞多次前往乌克兰考察“瓦良格”。

1993年

北京华夏证券公司总经理邵淳在《舰船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瓦良格”号航母花落谁家》，心想：如果能“花落中国”就好了。

1994年

4月14日，海军司令员张连忠根据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的指示，在海军装备论证中心（现海军装备研究院）召开“关于航母预研工作研讨会”，讨论引进“瓦良格”号航母事宜。

1995年

5月，海军司令员张连忠签署呈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引进航空母舰“瓦良格”的请示》，但一直没有回音。

5月，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黄平涛、军工局局长胡基政、总装某局局长冯丹宇等人赴乌克兰考察，临行前，副总参谋长曹刚川、海军副司令员贺鹏飞向其传达刘华清指示：顺便去黑海造船厂了解“瓦良格”情况。黄平涛等考察归来，准备向曹刚川汇报，因国家高层不同意搞航母，此事不了了之。

春，邵淳参观刘公岛“甲午海战博物馆”，感慨颇多。

夏，胡基政专程去乌克兰黑海造船厂，想把从“瓦良格”上拆下来的阻拦装置单独买回来，无果。

10月25日，刘华清参观中船工业总公司八五期间装备预研成果展览，参观完毕，刘华清把黄平涛拉到一边对他说：以后不要再提航母的事了。

1996年

4月，中船工业总公司总经理王荣生得到消息，乌克兰想把“瓦良格”当废钢铁卖掉，请示曹刚川，中船可否买回来？曹刚川答复：你们船总是国企，国企买等于是国家买。

5月8日，贺鹏飞在大连参加一个新舰交接仪式，对参加仪式的黄平涛和胡基政说：能不能找香港大老板把“瓦良格”买回来？第一次提出曲线购买“瓦良格”的新思路。

夏秋之间，香港创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徐增平受贺鹏飞和总参二部部长姬胜德委派，以“民间运作形式”购买“瓦良格”号航母。

1997年

8月11日，徐增平在澳门成立“澳门创律旅游（娱乐）有限公司”。

1998年

3月17日，徐增平以澳门创律旅游（娱乐）有限公司名义参加“瓦良格”号航母竞拍，以2000万美元中标。

5月，印度尼西亚发生“排华事件”，邵淳、吴宇等人大发感慨：中国要是有一个航母在那里就好了！

5月25日，澳门创律旅游娱乐有限公司与黑海造船厂签署“瓦良格”号航母的购买合同，合同编号: 775/106-3730。

6月3日，徐增平支付黑海造船厂200万美元。

7月中旬，北京泰信达科技有限公司李×和吴巍介绍徐增平、庄立祥与邵淳认识，徐增平以“国家行为，民间操作”为由，向邵淳借款2000万人民币购买“瓦良格”号航母。邵淳在研究了有关法律文件后，同意借款，交由华夏证券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隆泰源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宇承办。为保密，吴宇不出面，由北京泰信达具体操作。

8月初，香港达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勇应李×之邀，出任北京泰信达公司董事。

8月3日，北京泰信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徐增平签订协议书，同意借给徐增平人民币2000万元人民币，用于“瓦良格”号航母项目前期工作，并对下一步参与股份运作的事宜作了初步约定。

8月7日，海南隆泰源公司向泰信达公司提供了20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

8月11日，徐增平给北京泰信达公司发“付款通知”。

8月18日，北京泰信达公司给香港创律公司驻深圳办事处汇款1000万元人民币。

8月28日，北京泰信达再次给香港创律公司驻深圳办事处汇款1000万元人民币。

9月初，北京泰信达公司吴巍、李×带领徐增平、庄立祥找到邵淳，欲再借款6000万人民币，邵淳开始有戒心了。徐增平提出用转让澳门创律公司股份的形式进行合作，公司标的为6000万美元。

9月12日，北京泰信达公司与徐增平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以“瓦良格”号航母到达澳门或中国海域需发生的费用6,000万美元计，北京泰信达公司持有澳门创律旅游娱乐有限公司49%的股份，承担费用2.940万美元；先承担支付6,000万元人民币，余下的款项在船到达澳门后60天内付清。

9月23日，澳门创律公司与黑海造船厂就购买合约（编号:775/106-373）签署第一次补充协议（编号：775/106-399），确定了付款时间、逾期付款罚金等事项，并进一步明确了双方责任。

9月30日，徐增平支付黑海造船厂200万美元。

9月底，邵淳、李×、吴宇、吴巍应徐增平之邀，到香港参加香港创律公司成立10周年纪念活动，并考察香港创律公司和香港达程公司，并将其收购为华夏证券公司子公司。邵淳向徐增平提出要看购买“瓦良格”号航母的“红头文件”，徐增平以文件是国家机密为由搪塞，提出可以请贺鹏飞面谈。

10月10日，澳门创律公司在北京钓鱼台大酒店召开新董事会成立会议，选出9名董事：徐增平、李×、邵淳、吴巍、庄立祥、徐增顺、刘克先、梁启洪；讨论决定了公司行政及业务发展的具体事宜，并形成会议纪要。

10月中旬，因邵淳被人匿名举报，一个由中纪委和金融工委派出的调查组进驻华夏证券公司，调查“匿名信”列举邵淳的“九大问题”。

10月21日，徐增平安排邵淳和海军副司令员贺鹏飞见面。邵淳得知“瓦良格”项目并不是国家行为，但是贺鹏飞表示支持这个项目。邵淳答应全力支持徐增平。

10月23日，徐增平发来“瓦良格”号航母拖船工作的具体安排。

10月29日，徐增平发出付款通知，北京泰信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前支付给徐增平资金1.5亿元人民币（500万元人民币留作北京方面董事费用），以保证“瓦良格”号尽快启航。

8月―10月，隆泰源公司汇给泰信达公司2.3亿人民币（折合美元约2800万元），泰信达公司留下董事费用500万元，汇给香港创律公司2.25亿元。

11月3日，徐增平支付黑海造船厂100万美元。

11月4日，徐增平支付黑海造船厂200万美元。

11月5日，澳门创律公司在北京钓鱼台大酒店召开董事会议，确定了召开新闻发布会及拖船工作的具体分工等事宜。

11月6日，徐增平支付黑海造船厂500万美元。

11月10日，徐增平、张勇在香港联合举行“澳门创律公司航母归航新闻发布会”，向新闻界介绍了购买“瓦良格”号航母的运作计划。

12月，徐增平找张勇要求报销各种开支票据共2997万美元，折合港币2.3亿元，张勇报告邵淳，邵淳不予认可。

1999年

1月19日及2月2日，北京泰信达公司向徐增平发出函件，要求解决“瓦良格”号航母的若干重要问题。

2月7日，澳门创律公司在钓鱼台大酒店召开董事会，确定了若干重要问题的解决方案。

2月9日，徐增平在乌克兰代表澳门创律旅游娱乐有限公司与黑海造船厂就购买合约（编号: 775/106-373）签署了补充协议（编号2），进一步明确了付款日期及罚金事项。

2月中旬，邵淳发现徐增平挪用购买“瓦良格”号航母专款1800万美元。

2月下旬，北京泰信达公司内部发生分歧，吴巍决定退出“瓦良格”项目。

3月3日，徐增平代表澳门创律公司与黑海造船厂就1998年5月25日签署的合约（编号: No.775/106-3730）签订了补充协议（编号3）。

3月16日，东方汇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向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发出了要求参与该项目运作的函及委托书。

3月21日，徐增平、北京泰信达公司、香港达程投资有限公司及庄立祥在北京钓鱼台大酒店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为满足中国及澳门法律的要求，将北京泰信达公司持有的澳门创律公司股权转为达程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同日，徐增平签发收据，承认北京泰信达公司总共支付2.3亿元人民币用于“瓦良格”号航母项目的投资及费用，并承认所有权利已转由达程投资有限公司享有。

3月26日，华夏证券公司与北京东方汇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东方汇中公司派出总经理戴岳负责澳门创律公司的业务。随后，成立“瓦良格”项目临时领导小组，邵淳、高增厦并列担任领导小组组长，王广平、戴岳、吴宇为领导小组成员。

4月，成立“汇中（香港）发展有限公司”，高增厦任董事长，戴岳任总经理，张勇任副总经理。

4月上旬，乌克兰黑海造船厂给澳门创律公司发来律师函，敦促澳门创律公司交纳购买“瓦良格”号航母的余款800万美元，滞纳金、滞港费以及罚金500万美元，共计1300万美元，其中800万美元竞拍余款必须在4月30日前付清，否则视为澳门创律公司放弃“瓦良格”，前期已交纳资金不退。

4月16日，澳门创律旅游娱乐有限公司在澳门力图律师事务所就股份转让条件未达成一致意见，徐增平方面作了会议记录。

4月18日，吴巍受邵淳委托与徐增平谈判，邵淳要求徐增平出让澳门创律公司60%股权。吴巍从绝对控股方面考虑，决定要求徐增平出让80%股权。

4月19日，徐增平发来了“关于澳门创律旅游娱乐有限公司股权及乌克兰购船事宜”的函件，同意出让80%股权，但提出了极为过分的要求，达程投资有限公司未能接受。

4月21日，达程投资有限公司从国家利益出发，致函徐增平，奉劝他以大局为重，放弃个人私念，尽快接受达程方提议，争取时间，达成协议，安排拖船。

4月29日，经过与徐增平的艰苦谈判，吴巍代表达程投资有限公司在澳门与徐增平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由达程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澳门创律公司80%的股权。

同日，吴宇和张勇到深圳通过地下钱庄向香港达程公司汇款8400万港币。

4月30日，达程投资有限公司代澳门创律公司支付黑海造船厂800万美元。

同日，支付徐增平借款1000万港币。

5月8日，美国轰炸中国南联盟大使馆。

5月，北京市接收华夏证券公司。

5月14日，徐增平与新加坡船务公司签订《船务代理合约》，以拖带“瓦良格”号航母为由，要求张勇汇款1,156,938美元。

5月17日，张勇经请示邵淳，在徐增平出具保函的情况下，达程投资有限公司代澳门创律公司支付给船务公司115万美元，并向徐增平传真了付款收据，敦促徐增平尽快赴乌克兰安排拖船。后来发现此款又被徐增平挪用。

5月26日，海南隆泰源事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北京东方汇中投资有限公司（红金国际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约”。

5月29日，香港报纸刊登消息：徐增平于1998年底斥资2.6亿元港币购买“港版凡尔赛宫”，徐增平付清余款1.8亿元，入主大屋。

6月，中国证监会安排国泰证券公司副总裁赵大建进入华夏证券公司“协助邵淳工作”。

6月，总参二部部长姬胜德因受到厦门远华公司走私案牵连，由军事检察院对其宣布：依法逮捕，后被判处无期徒刑。

6月18日，澳门创律公司在钓鱼台大酒店0592室召开股东大会临时会议，确定了召开新一届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议程。

6月23日，澳门创律公司在广州南湖旅游中心五号楼办公室召开股东大会，确定了董事会由以下七人组成：戴岳、吴宇、徐增平、吴巍、庄勇斌、张勇、梁启洪。

同日，澳门创律公司在广州南湖旅游中心五号楼办公室召开董事会，选举徐增平为董事长，戴岳为副董事长，吴宁为执行董事。会后，举行了经理办公会，安排了下一步的工作。

6月24日，香港《东方日报》刊登“高院入禀状”，公布徐增平被索债2575.5万美元。

6月25日，香港《壹周刊》刊登了题为《解放军后台，“梵尔赛宫”新主大起底》的文章，披露了徐增平打着军队及领导旗号从事欺骗活动的行为。

7月6日，张勇给徐增平发去《关于催办落实有关拖船的知会》公司函。

7月10日，澳门创律公司在深圳香格里拉饭店召开董事会议，讨论了一些重要问题，在股份确认、下一步工作的具体安排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在是否借款给徐增平的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8月2日，吴巍赴香港代表达程投资有限公司办理了澳门创律公司总经理变更等事宜的文件。

8月3日，澳门创律公司高管层改组，戴岳任总经理，张勇任副总经理，徐增平仅保留普通经理职务。

同日，乌克兰黑海造船厂发来电子邮件，要求创律公司尽快把“瓦良格”号航母拖走。

8月6日，澳门商业与汽车登记局出具澳门创律公司的注册登记书，澳门创律公司总经理变更为戴岳。

同日，吴宇代表达程公司与东方汇中公司签订协议，承诺将其全部转给东方汇中公司。

8月18日，徐增平致信戴岳，要求把他和庄立祥所持的澳门创律公司20%股权卖给东方汇中公司，售价12000万美元，戴岳未同意。

8月28日，戴岳、张勇、律师刘继第一次去乌克兰。船舶专家崔正雄随后赶到乌克兰。

8月31日，戴岳和张勇代表澳门创律公司与乌方签订关于购买 “瓦良格”号航母的附加协议书。

9月2日，双方签订了正式交付“瓦良格”号航母的议定书。

9月7日晚，从乌克兰回到香港的张勇应徐增平之约，到徐增平办公室谈话，徐增平提出一系列解决航母问题的意见，并说：假如你们打狗，也应最后给它一条路，让它跑了为好，若死逼打它，狗也会临死之前咬你一口。

9月18日，因徐增平给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写信，告了高增厦一状，高增厦被迫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呈：辞去东方汇中公司董事长。董事会未予批准。

9月20日至11月5日，张勇5次给乌克兰黑海造船厂汇款，共计809万美元，加上4月30日汇出的800万美元，共计160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3亿元）。

10月7日下午，华夏证券公司邵淳、罗××与东方汇中公司王广平、戴岳、朱华布在北京燕山大酒店811房间，商谈处理“瓦良格”号航母的方案。邵淳和罗××认为：根据现在的情况，船不能往回拖，一拖麻烦就大了。

10月9日，张勇代表80%大股东在澳门主持召开股东大会，免去徐增平澳门创律公司一切职务。

10月14日晚，在皇家大酒店二层会议室，华夏证券公司邵淳、吴宇、罗××、郭丹与东方汇中公司高增厦、王广平、戴岳商量“瓦良格”的处置问题。华夏证券公司意见：这条船暂时不拉，等以后适当时机再说。

10月18日，北京东方汇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戴岳和张勇赴乌克兰，代表澳门创律公司，于10月24日，与乌克兰黑海造船厂正式签订澳门创律公司购买“瓦良格”号航母的协议书，获得船主证、造船证等10余份法律文件。

10月21日，东方汇中董事会接受高增厦的辞呈，同意其辞去东方汇中公司董事长职务。任命刘兴元为公司董事长。

11月3日，在华夏证券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瓦良格”项目运作进度情况碰头会，华夏证券公司邵淳、吴宇、罗××，东方汇中公司王广平、戴岳与会。罗××要求“瓦良格”要“归位”，归华夏国际公司，戴岳反对，双方不欢而散。

11月6日，戴岳主持经理电话会议，讨论“瓦良格”号航母的注册问题。《经理电话会议记录》于1999年12月7日在深圳阳光大酒店补签，签字人为：张勇、徐增平、戴岳、吴巍。

11月12日，张勇为“瓦良格”办理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船籍证。船主为香港汇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1月，上级调查组经过一年对邵淳的调查，得出初步结论：邵淳不存在个人经济问题。

同月，邵淳想通过有国家安全部背景的公司总经理助理罗××把“瓦良格”交给国家安全部，未果。罗××向东方汇中公司索要“瓦良格”船主证，未果。罗××要告东方汇中诈骗，邵淳反对。罗××与赵大建合谋，向上级报告邵淳购买“瓦良格”号航母事宜，上级领导批示：胆大妄为，严肃查处，以正国法，以儆效尤。

11月下旬，中央六部委成立调查组，进行短期培训，准备进驻华夏证券公司。

12月3日，中央六部委调查组正式进驻华夏证券公司，宣布邵淳停职配合调查。

12月7日，徐增平、刘兴元、戴岳签订澳门创律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

12月9日，张勇按照刘兴元的要求，香港达程公司以收购徐增平澳门创律公司4%股份的名义，支付徐增平40万美元（约合港币310万元）。

12月9日，香港《东方日报》消息：《华夏三要员突遭撤职》（“三要员”为邵淳、魏必中、王卫国）。

12月×日，香港报纸刊登消息：《邵淳被斥胆大妄为》。报道称，邵淳因购买“瓦良格”号航母，被国务院领导严肃斥责。

12月14日，张勇第三次去乌克兰，与德国代理公司签订“瓦良格”号航母评估协议。

12月16日，吴宇被调查组“双规”，到2000年4月30日解除“双规”，一共失去自由136天。

12月16日，戴岳给国家安全部许永跃部长写信，要求其对华夏国际公司董事长罗××滥用职权（限制戴岳出境）的行为进行管束。

2000年

3月3日，澳门物业公司催促澳门创律公司缴纳办公室租金429,610.50澳门元。

3月4日，东方汇中公司给中纪委联合调查组写报告，介绍乌克兰政局不稳的情况，要求上级对“瓦良格”项目做出明确指示。

3月5日－7日，张勇受戴岳的委托，在深圳接待两名台湾商人。

3月7日，北京航空工业公司某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约见邵淳。

3月8日，邵淳与王××见面，王××说，刘兴元和戴岳要以“瓦良格”号航母做抵押，向“台湾公司”融资2亿美元，并拿出一些“证据”。

3月9日，邵淳向中央六部委调查组副组长、中央金融纪工委副书记车××汇报“台湾公司”情况。

3月12日，邵淳把与车××谈话内容整理成文字材料。

3月16日，邵淳通过华夏证券公司、中央联合调查组以及总政干部部和国家安全部，分别向中央呈送“台湾公司”涉足“瓦良格”号航母的材料。

3月17日，中央领导指示由国家接手“瓦良格”号航母。

3月17日晚8时－10时，在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央金融工作纪律检查委员会九层车××办公室，车××和古树林与刘兴元、戴岳谈话，要求刘兴元、戴岳、刘继以及东方汇中公司其他人员不能出境，不能去办“瓦良格”的有关手续，也不准擅自处理“瓦良格”号航母。

3月18日，德国船舶评估公司为“瓦良格”号航母所做评估报告出炉，评估“瓦良格”号航母价值为2.8亿美元。

3月21日，东方汇中公司给调查组写了一份《情况反映》，就“瓦良格”项目规避政治风险、技术风险和经济风险提出方案。

3月26日，在调查组暗中监视下，邵淳召集吴巍、张勇到深圳开会，了解张勇与“台湾公司”的接触情况。

3月27日，国家科工委主任刘积斌找中船重工集团公司总经理黄平涛谈话，准备把“瓦良格”号航母的拖带任务交给中船重工集团公司。

3月28日，乌克兰船厂董事会主席给戴岳发来传真，督促中方尽快执行合同。

3月31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正式决定把拖带“瓦良格”号航母的任务交给中船重工集团公司。

4月2日，戴岳、刘兴元、王毅民、刘继被北京市公安局控制，限制自由10天。

同日，张勇接到北京通知，重新办理“瓦良格”号航母的船籍证。

4月3日，张勇接到北京通知，4月5日将“瓦良格”号航母的文件和澳门创律公司的印章送到北京，不得有误。

4月4日，大连造船厂副厂长唐士源到北京接受任务，准备去乌克兰接手“瓦良格”项目。

4月5日，张勇到北京把“瓦良格”号航母的文件和澳门创律公司的印章交给华夏证券公司。

4月8日，北京市将“瓦良格”号航母的文件和澳门创律公司的印章移交给中船重工集团公司。

4月9日，中船重工集团公司总工兼军工局局长胡基政到大连造船厂布置任务。

4月12日，胡基政到乌克兰首都基辅洽谈“瓦良格”项目代理公司事宜，会见乌克兰马什公司项目经理库兹涅佐夫。

4月19日，唐士源带领俄语翻译邹刚和引水员马先有到北京。

4月21日，中船重工集团公司军工局副局长牟安成和唐士源等一行6人启程去乌克兰。

4月28日，胡基政到乌克兰首都基辅代表澳门创律公司与乌克兰马什公司签订代理合同，4月30日返回北京。

5月1日，牟安成等人返回北京。

5月15日，张勇奉命到澳门给胡基政、牟安成办理大授权书。

5月18日，唐士源等人抵达黑海造船厂。

5月21日，牟安成抵达黑海造船厂。

6月2日，香港达程公司召开董事会，更改银行账户签字授权，规定：罗××、张勇联合签字才视为有效。

6月12日，乌克兰马什公司通知牟安成、唐士源，办妥“瓦良格”号航母通过土耳其海峡的手续。

6月14日，“瓦良格”号航母离开乌克兰黑海造船厂。

6月17日，“瓦良格”号航母被土耳其海军拦截，不准过海峡。

6月19日，牟安成来到大连通知唐士源，准备在黑海沿岸某船厂将“瓦良格”号航母的部分设备拆除，随后任务取消。

6月，中央六部委调查组撤出华夏证券公司，没有公开宣布对邵淳的处理意见。邵淳从此被“挂”了起来。

10月，牟安成向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求援。

11月，中国驻土耳其大使姚匡乙接到北京国务院指令：只许前进，不许后退。

12月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就“瓦良格”号航母在土耳其被阻事件发表谈话。

2001年

3月，土耳其海事局第四次拒绝“瓦良格”过海峡（第一、第二次拒绝应为徐增平操作该项目时期）。

3月28日，海军副司令员贺鹏飞海军中将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56岁。

4月，胡基政从秘密渠道获悉，土耳其政府私下透露，中国政府不出面，不会让“瓦良格”号航母通过海峡。

4月中旬，交通部救捞局局长宋家慧奉命参加“瓦良格”项目拖带工作。

5月，北京市政府派周济谱进入华夏证券公司任董事长。

6月，交通部副部长洪善祥携带吴仪副总理信件访问土耳其。

6月7日，国家某领导人会见到中国访问的土耳其共和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基夫里克奥卢。

7月，姚匡乙大使在土耳其度假海滨拜见土耳其驻中国大使。

8月初，原本反对“瓦良格”过海峡的土耳其军方，态度开始转变。总参谋长基夫里克奥卢访问北京后，照会总理府“建议放行”。作为交换条件，土耳其政府要求中国开放对土耳其的旅游，争取每年有200万人次中国游客到土耳其，这将为其创造每年20亿美元的外汇。

8月24日，土耳其总理埃切维特书面指示米尔扎欧鲁，让“瓦良格”号通过海峡。

8月底，国家成立“瓦良格”项目前方领导小组，国防科工委办公厅主任马鸿琳任组长，成员有：胡基政、宋家慧、姚匡乙。

9月6日，土耳其海事署提出过海峡的20条要求。

9月9日，宋家慧紧急飞往土耳其。

9月11日，土耳其专家登上“瓦良格”号航母勘察。“911事件”爆发。

9月12日，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召集有关部委领导开会，专项部署“瓦良格”项目的工作，规定10月5日前做好准备，后墙不倒。

9月18日，马鸿琳、胡基政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9月23日，唐士源带领大连造船厂专家抵达土耳其，上“瓦良格”检查绞盘设备，并委托土耳其代理公司购买有关设备。

10月1日，土耳其代理公司购买设备完毕。

10月4日，土耳其内阁会议正式决定：“瓦良格”予以放行。

10月8日，交通部派出20人小分队抵达土耳其，准备参加“瓦良格”号航母航渡。

10月9日，唐士源带领技术人员完成设备安装，并通过土方验收。

10月16日，大连造船厂担当技师王清琦在直升机上偶然发现“瓦良格”号航母船体倾斜，及时排除隐患。

10月23日，参加拖带任务的中方人员登上航母，准备参加拖带模拟试验，姜凤鸣险些落海。

10月24日，4艘土耳其拖船做模拟拖带试验，在试验大回旋“刹车”时，因为风浪大，回旋幅度大，钢缆被拉断了，模拟拖带试验宣告失败，唐士源向土方提出抗议。

10月31日，经中国政府多方斡旋，土耳其政府终于批准“瓦良格”号航母通过土耳其海峡。

11月1日，“瓦良格”号航母在十几条船的簇拥下，顺利过土耳其海峡。自2000年6月14日离开黑海造船厂，到2001年11月1日，“瓦良格”号航母一共在黑海上漂泊了502天。

11月2日傍晚，中方人员全部下船。

11月4日，拖带“瓦良格”号航母的拖船在爱琴海上拖缆断裂，一名拖船水手遇难。

11月6日，参加“瓦良格”项目的国内派出人员全部撤离土耳其回国。

11月8日，黄平涛和胡基政到龄同时退休，李长印接任中船重工集团公司总经理。

11月20日，“瓦良格”船队穿越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经加那利群岛的拉斯帕尔马斯一路南下。

12月27日，“瓦良格”船队抵达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

2002年

1月，“瓦良格”船队绕过好望角，向东穿越印度洋，抵达斯里兰卡海域。

2月5日，“瓦良格”船队通过马六甲海峡。

2月11日，“瓦良格”船队抵达新加坡外海。

2月12日，“瓦良格”船队进入南海。

2月20日，“瓦良格”船队进入中国领海。

2月28日，“瓦良格”船队进入大连港外锚区。

3月3日，邵淳乘拖船围绕“瓦良格”号航母参观。中午，“瓦良格”靠大连港码头。自2001年11月1日至2002年3月3日，航行4个月，共计123天，航程15200海里。

3月17日，总装备部部长曹刚川登舰视察。

4月，总参某部驻大连一个单位要求参观“瓦良格”号航母，唐士源同意了。但是唐士源在参观人群中发现了徐增平，很多人与他照相，不听船厂人员介绍情况，唐士源宣布参观结束。

9月13日至21日，中船重工集团公司军工局副局长牟安成带队到乌克兰黑海造船厂，买回“瓦良格”全部图纸。

2003年

3月，总装备部副部长李安东、国防科工委主任刘积斌、海军司令员石云生等人听取中船重工关于“瓦良格”勘验情况的汇报。

4月，中船重工集团公司的工程院院士潘镜芙拜访国家某领导人，介绍“瓦良格”的情况以及中国建造航母的重要性，领导人表示支持航母工程。

9月14日，国家“三巨头”来到大连港，登上“瓦良格”号航母视察。

2004年

4月17日，澳门创律公司董事会大股东华夏证券公司决定将“瓦良格”卖给国家，徐增平拒绝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

4月19日，华夏证券公司将“瓦良格”号航母的产权移交给国家。

6月25日，北京市委组织部宣布：黎晓宏出任华夏证券公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

8月，经国防科工委和中船重工集团公司多方努力，中国“航母工程”正式立项。

2012年

9月25日，经过8年的续建，由“瓦良格”变身的“辽宁舰”交接入列仪式在大连造船厂隆重举行，中国海军终于有了第一艘航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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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后记

把这本书写成现在这个样子，并不是我的初衷，尤其是上部的故事，完全颠覆了我的初始计划。

众所周知，中国航母“辽宁舰”并不是一艘纯正的“中国血统”的航母，它是在乌克兰报废航母“瓦良格”的基础上续建而成。2013年初，我奉命撰写“辽宁舰”的报告文学。因为“辽宁舰”和“瓦良格”有“血缘”的关系，所以就不能一点儿不写“瓦良格”了。我本来是计划在书中用一章的篇幅介绍一下“瓦良格”的，没想到随着采访的深入，有关“瓦良格”的故事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远不是一两万字可以容纳，于是我决定单独为“瓦良格”的中国之旅写一本书。

我最先采访的是大连造船厂原副厂长唐士源，后来又采访了中船重工集团公司原总工兼军工局局长胡基政，我准备写中船重工集团公司是怎么把“瓦良格”拖回来的。所以先写出来的是本书的后半部分，即现在的下部《艰难归途》。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邵淳、吴宇、吴巍、张勇等人的故事一点点浮出水面，而我原来心目中的那个“航母英雄”徐增平则开始一点点下沉。我发现前期购买“瓦良格”的故事很丰富，于是决定将此书分为上下部来写，于是增加了上部《购买航母》。后来我又采访到高增厦、戴岳、黄平涛、马鸿琳、宋家慧、华寅生、姜凤鸣、崔正雄等人，更加丰富了全书的内容。

在此之前，报刊和网络上出现的那些关于“瓦良格”的文字，大部分我都浏览过。我曾经天真地认为，徐增平是引进“瓦良格”航母的不二功臣，他的“权威发布”绝无不实；“官方”没有人出来说话，是因为有些内容不便公开。当我采访过几位重要当事人之后，我发现围绕“瓦良格”所发生的故事非常复杂。这个项目时间跨度漫长，涉及到国家、军队、国企、港商等方方面面，任何一方当事人了解的都是局部的情况，他们只能说清自己参与的那一阶段、那一部分工作，无法还原整个事件的发展、运作过程。鉴于这个项目的特殊性，确实有一些“体制内”的参与者在没有得到“官方”许可的情况下，不便对外发声，使得不受“官方”束缚的香港商人徐增平的“独家发布”具有了无可替代的“权威性”。

自从有了互联网以后，百姓获得信息的渠道多了，但被蒙骗被“忽悠”的机会也多了。因为网络是个相对自由的地方，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说什么的都有，就“瓦良格”而言，也是如此。该事件的某些“当事人”，竟也信口开河，胡言乱语，比如同一件事情，只讲成绩，不讲劣迹；说法前后矛盾，很多东西无法印证。有些网友则偏听偏信，不负责任地乱发议论，把一件好端端的事情，搞的乌烟瘴气，扑朔迷离。正如马克·吐温所说：当真理还在穿鞋的时候，谎言就能走遍半个世界。

因为有这样一些现象存在，使我在写作这本书时，心中平添了一种使命感和神圣感：作为海军作家，我不能让某些人把中国航母的历史搞乱了！

为此，我花费了5年的时间来追踪采访参与“瓦良格”项目各个环节的当事人。我要还“瓦良格”一个本来面目，不然任其误传，以讹传讹，有关中国航母的历史就会被歪曲，将来就会成为一笔糊涂账。

很多人都知道“瓦良格”是徐增平从乌克兰作为废钢铁买回来的，至于其他人的事迹，几乎无人知晓。而且围绕“瓦良格”项目所发生的故事，迷雾重重，我一层层剥茧抽丝，终于一步步走近真相。这时，那个“航母英雄”的高大形象轰然倒塌，一大群真正的“航母英雄”则渐渐丰满、高大起来。

实际上，“瓦良格”项目是一次接力长跑，徐增平跑的只是其中一棒，他之前还有刘华清、贺鹏飞等人。徐增平跑得不好，不仅速度慢，还屡屡“犯规”。如果说徐增平是违反了比赛规则，那么邵淳和吴宇参加这场接力赛就是“严重犯规”。只有吴巍和张勇身份“合法”，特别是张勇，动作比较规范，老老实实地跑完了前半程，直到国家出手接下最后一棒，由胡基政、牟安成、唐士源以及马鸿琳、宋家慧等人跑到了这场接力赛的终点。

由此可见，不是我要把此书写成现在这个样子，是事实逼着我不得不这么写。

从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可以看出，任何一件大事，都不是某个人做成的，而是靠历史的合力。“瓦良格”项目得以成功，也是靠历史的合力。这才是真正的唯物史观。

近年来，围绕“瓦良格”项目的纷争太多，其中的是是非非，一般人还真说不清楚。我算是一个比较了解情况的人吧！我花了5年时间来了解这件事，应该说还是挺认真的。同时也说明了这件事的复杂程度。

邵淳说：“瓦良格”本来是个挺好的事，现在都变成“狗血剧”了！

的确如此。北京电视台《档案》栏目于2017年4月24日播出的《航母梦圆“辽宁舰”》和山东电视台《五湖四海山东人》于2017年8月19日播出的《徐增平和中国第一艘航母》就是“狗血剧”。两片违反新闻原则，篡改历史，虚构故事，颠倒黑白，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段，吹嘘徐增平，抹杀其他人和“国家队”的功劳，造成了很坏的影响。难道我们能对这种情况熟视无睹，听之任之么？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管这些“剧情”怎么“狗血”，最后总会有个结局。这个结局应该是清爽的。不能让“狗血”进入历史。

我知道，这本书的出版，可能会“得罪”一些人，“伤”到一些人。比如，曾经被一些媒体誉为“红色资本家”、“香港爱国商人”的徐增平先生。因为在我这本书中，他的形象与以往他出现在媒体上的形象出入较大，甚至是颠覆性的。

我已经当了40年专业作家，出版了20余部文学著作，在文坛上也浪得了一点虚名，如今年纪大了，对某些虚的东西兴趣大降，更希望写一点真实的有“历史感”的作品。这本书就是我想写的那种。为了厘清被人搞乱的中国航母的历史，为了还原事件的真相，我确定了一个原则，真实情况是啥样，我就写成啥样。我一辈子坚持与人为善，这次也没想要跟谁过不去，作为记录历史的人，为了向历史负责，宁肯得罪今人，不能“得罪”后人。也不妨当一回“恶人”。

有人担心我会因此惹上官司，我说：不怕。我曾经写过4本关于律师的书，两本关于监狱的书，多多少少懂一点法律，另外，我有大量的票据、文件等证据做支撑，何惧之有？我已为应诉做好了准备，甚至请好了律师。

我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读者可以理解的原因，我掌握的材料，有的暂时不便在书中公开，如果有人想打官司，我可以在法庭上作为证据出示。也许将来有一天，某些材料会解密，待此书再版时再补充进去。希望读者保持耐心。

这些年来，我与很多国家部委打过交道，司法部、建设部、国家安全部等部委都请我写过书，我对国家机关的一些情况略知一二，我大约可以算是一个见过一点世面的人吧，我觉得我能够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客观地表述这段刚刚过去不久的往事，我为我能给大家厘清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而感到骄傲。

有人说，历史是一个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我要说，我写的这段历史，是个“纯爷们儿”，胡子拉碴，不修边幅，有棱有角，充满血性，不容任何别有用心的人欺辱。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常常觉得自己也挺“爷们儿”。

因为此书涉及一些可能引起“官司”的内容，我在写作的过程中还是比较谨慎的，比如，为了了解每件事之间的逻辑关系，我特地整理了一个《“瓦良格”项目大事记》，把与“瓦良格”项目有关的人和事都罗列出来了，这对我的写作很有帮助，也使这部“历史”更具有权威性。

我想尽可能完整地把这段曲折的历史记录下来，但后来发现那是不现实的，因为有的当事人已经去世，有的联系不上，有的不接受采访，这就难免会有遗漏。

另外，因为时过近20年，很多“瓦良格”项目的参与者年事已高，记忆模糊，再加上每个当事人所站的角度不同，或者涉及的利益不同，同一件事，讲述出来的情形差异很大，甚至大相径庭，就像是日本电影《罗生门》，让我很难做出准确判断，还原真相。我只能把不同的观点都列出来让读者自己判断，或者“虚晃一枪”跳越过去，这种情况，乞求读者谅解。

写作此书，得到很多人给予的支持和帮助，书中已经写到的人就不说了，这里要特别感谢我的老朋友、海军大校夏廷献先生，他为我的采访提供了重要线索，也是完成上部书稿的关键；还要感谢我的恩师、《十月》杂志原副主编田珍颖女士，她认真审阅了我的书稿，写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对提高本书质量起到重要作用，并以80岁高龄认真研究书稿，为本书作序，令我十分感动。另外还要感谢福州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康延平女士，我的军艺文学系同学、原沈阳军区专业作家庞天舒女士，她们为帮助我厘清中国航母历史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就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传来一个好消息：邵淳购买航母案终于划上了句号。有关部门决定，恢复邵淳原职务并按原职务办理退休，补发18年原职务工资。

尽管这个决定来得迟了一些，但毕竟还是来了。这个消息最早是在他中央财经大学的同学中传开的。同学们为他高兴，为他喝彩，为有他这样的同学感到自豪。

我们何尝不是这样的心情？

我认为，这本书还会再版，如果有人愿意为我提供更多的线索或者素材，可以按照下面的信箱地址与我联系，我会在此书再版时将遗漏的内容补充进去。

我的信箱：lizhongxiao555@163.com

谢谢您看了我的这本书。

作　者

2018年3月30日于北京丰台“听雪斋”

作者声明

本人特聘请20年前曾参与“瓦良格”项目的律师之一、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主任、国浩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刘继大律师为本书法律顾问。一切涉及侵犯本书知识产权的行为，都将被追究其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李忠效 2019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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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序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 --第一章 错失良机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第二章 曲线买船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第三章 暗度陈仓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第四章 步步惊心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第五章 幕后推手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第六章 出击避险（1）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第六章 出击避险（2）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第七章 股权纷争（1）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第七章 股权纷争（2）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第八章 心急如焚（1）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第八章 心急如焚（2）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第九章 黑海船厂（1）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第九章 黑海船厂（2）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第十章 胆大妄为（1）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第十章 胆大妄为（2）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第十章 胆大妄为（3）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第十一章 阴差阳错（1）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第十一章 阴差阳错（2）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第十二章 移交国家（1）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第十二章 移交国家（2）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第十三章 不幸功臣（1）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第十三章 不幸功臣（2）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第十四章 合力共振（1）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第十四章 合力共振（2）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第十四章 合力共振（3）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附录一（1）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附录一（2）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附录二（1）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附录二（2）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附录二（3）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附录三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附录四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附录五（1）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上部】-听雪斋书馆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上部】-第2页-听雪斋书馆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上部】-第3页-听雪斋书馆

序 ——历史的记忆和文学的记忆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2)-听雪斋书馆

第一章 错失良机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上部-购买航母-听雪斋书馆

第二章 曲线买船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上部-购买航母-听雪斋书馆

第三章 暗度陈仓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上部-购买航母-听雪斋书馆

第四章 步步惊心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上部-购买航母-听雪斋书馆

第五章 幕后推手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上部-购买航母-听雪斋书馆

第六章 出击避险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上部-购买航母-听雪斋书馆

第七章 股权纷争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上部-购买航母-听雪斋书馆

第八章 心急如焚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上部-购买航母-听雪斋书馆

第九章 黑海船厂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上部-购买航母-听雪斋书馆

第十章 胆大妄为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上部-购买航母-听雪斋书馆

第十一章 阴差阳错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上部-购买航母-听雪斋书馆

第十二章 移交国家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上部-购买航母-听雪斋书馆

第十三章 不幸功臣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上部-购买航母-听雪斋书馆

第十四章 合力共振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上部-购买航母-听雪斋书馆

附录一 本书正文中涉及的有关文件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听雪斋书馆

附录二 纠正媒体在“瓦良格”报道中的错误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听雪斋书馆

附录三 促成“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的一些重要人物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听雪斋书馆

附录四 关于购买“瓦良格”号航母图纸的真相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听雪斋书馆

附录五 “瓦良格”项目大事记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听雪斋书馆

附录五 “瓦良格”项目大事记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6)-听雪斋书馆

后记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听雪斋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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